这里所说的“早期”，系指1260年忽必烈继承大蒙古国汗位之前的时期。那时候，蒙古人接触汉文化的时间不长，还比较完整地保持着自身朴素的认识论思想，沿用着传统的方位系统。他们独特的方位系统，与今天世界通行的方位标准有所不同，与当时蒙古人有关构成世界的五要素说和萨满教信仰中对自然灵力的崇拜相互结合，成为其认识论思想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早期蒙古人的方向系统，是和他们对世界构成要素的认识，以及萨满教信仰结合在一起的。萨满教作为由自然宗教向人为宗教过渡的一种宗教，具有两重性。它保留了原始氏族社会以自然灵力为崇拜对象的特征，相信万物有灵，同时又打上了阶级社会的烙印，渗入许多人为因素。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在其勃兴之初大都信奉过萨满教，13世纪前期的蒙古人也不例外。
早期蒙古人认为，世界是由土、火、水、空气和亡灵五种要素构成，人的亡灵生活在物质世界的另一个空间，也是构成世界的一项要素。这种把土、火等物质要素和亡灵这一精神产物混同在一起的奇特的认知体系，是蒙古人跨入阶级社会不久、社会发展程度不高的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他们相信，土、火、水、空气都有神灵，对之崇敬有加<6>。这种对自然灵力和祖先的崇拜，是蒙古萨满教信仰中的一部分。土、火、水、空气的神祗与亡灵一样，都配有自己固定的方位。他们认为土主中央方位，火主日中方向即前方（南），水主日落方向即右方（西），空气主日出方向即左方（东），亡灵在午夜方向即后方（北）。鲁不鲁乞的《东游记》详细记载了蒙古人的五大要素（神祗）各主一方并享祭祀的情况：“在一起会饮时， （首先）他向南方洒饮料三次，每一次都下跪行礼，这是向火敬礼；其次，向东方，向天空敬礼；然后，向西方，向水敬礼；他们向北方投洒饮料，致礼于死者。当男主人手拿杯子准备喝的时候，他首先倒一些饮料在地上，作为给地喝的一份”<7>。

13世纪初，蒙古社会完全确立了等级制度，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各种神祗也有了高低之分，而与此相配的五个方位便有了贵贱之别。
将构成世界的各种要素与五个方位相互配合的思想，是早期蒙古人欲以对世界万物作出解释的产物。这种朴素的思维方式，在各民族发展的初期曾经普遍存在。比如，此前的突厥人就是如此，只是在内容上与蒙古人略有不同。突厥主张世界由气、火、水、土地四种要素组成，以气最为尊贵，气主前方（东），火主右方（南），水主后方（西），土主左方（北），方位系统缺少中央方位，以东方而不是南方为前方，并以土主北方。早在先秦时期，汉族先民就已创立了五行学说，与蒙古人方位、要素相配合的思想有异途同归之趣。所谓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我国古代思想家一直用这五种要素解释世界万物的起源，古代哲学、中医和舆地之学，甚至算命、风水等迷信思想都与五行学说有关。汉族的五行学说也与方位相配：土主中方，木主东方，金主西方，火主南方，水主北方。五行学说与蒙古的不同之下处在于，没有气和亡灵两项，而多了金和木；所主方位也不尽相同；更为重要的是，五行学说主张各要素相生相克、平等制约、循环往复，而蒙古人的方位和要素体系中却有高低差别，是世间的等级制度的折射。

三
有趣的是，早期蒙古人的方位体系中，不仅每一方位配以一要素，而且各配一种颜色。中方配黄色，前方（南）配红色，右方（西）配白色，左方（东）配蓝色，后方（北）配黑色。普兰诺 加宾尼记载：“当任何人得了病而医治不好时，他们就在他的帐幕前面树立一支矛，并以黑色毛毡缠绕其上，从这时起，任何外人不敢进入其帐幕的界线以内”<19>，这说明黑色代表不幸和死亡，主北方(亡灵)，黑色也因此不为蒙古人所喜。而黄色、红色、白色、蓝色都是深受蒙古牧民喜爱的颜色。当时，蒙古人把黄色视作最严肃和最令人尊重的颜色，大汗的宫帐被称为金帐，蒙语称为“昔剌斡耳朵”，“昔剌”（sira）蒙语意为金黄、黄色。13世纪波斯史家志费尼记述大汗的昔剌斡耳朵时称：“它的墙是用格子木制成，而它的顶篷用的是织金料子”<20>；成吉思汗长子术赤的封国──钦察汗国又称金帐汗国（拔都系），它下属的半独立小封国被称为白帐汗国（斡儿答系），这表明蒙元时期因中央方位是人主之位，其所配的黄色也随之被赋予了某些政治色彩。但当时牧民可以使用包括黄色在内的任何颜色，没有人为限止。红色、黄色、白色和蓝色，是当时服饰的主要颜色，深受贵族和平民的喜爱。直到今天，红、蓝、白、黄四种颜色仍然是蒙古族最钟爱的颜色，他们认为红色（蒙语为“乌兰”）是幸福、胜利和热情的象征，今天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首都乌兰巴托，意为“红色英雄”；而蓝色（蒙语为“呼和”）被认为是永恒、坚贞的象征，内蒙古首府呼和浩特，蒙语意为“青（蓝）色的城”；白色（蒙语为“察干”）在今天蒙古族的眼中代表着质朴、纯洁；黄色至今仍是最受敬重的颜色，解放前一些重要文件都写在黄色的纸或绸缎上，以示庄重；而黑色则意味着不幸，所以，蒙古族很少用黑色。
13世纪蒙古族独特的方位系统，是其朴素的认识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虽然其主要内容早已湮没于岁月的长河，但是，由此产生或与此相关的许多习俗和观念却代代相传，成为今天蒙古民族思想价值体系中的一部分。

注释：
<1>此处查阅的版本，是额尔登泰、乌云达赉校勘的《蒙古秘史校勘本》，书中录有汉字标音的全文，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
<2>《波兰人教友本尼迪克特的叙述》附录《贵由汗致教皇英诺森四世的信（1246）》，收于《出使蒙古记》，道森编，吕浦译，周良霄注，第10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
<3>此处《阙特勤碑》据耿世民先生直接从古突厥文原文译出之文句，耿译阙碑全文收于 林幹《突厥史》附录，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
<4><7>《鲁不鲁乞东游记》，收于《出使蒙古记》，汉译本，第113页，第114页。
<5><10><11> 《马可波罗行纪》，冯承钧译，第146页，第257—258页，第152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6><12><14><16><17><19>普兰诺ž加宾尼《蒙古史》，收于《出使蒙古记》，汉译本，第11页，第11—12页，第17页，第13页，第13页，第13页。
<8><13>赵珙：《蒙鞑备录》，《王国维遗书》，上海古籍书店，第13册。
<9><15>彭大雅：《黑鞑事略》，《王国维遗书》，第13册。
<18>《元史》卷72《祭祀（一）》。
<20>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何高济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上册，第2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