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的荣耀源自于对它们方法坚持不懈的应用,而不用对知识构成性旨趣进行反思。从知道不是它们方法论上所做的事情,它们对其学科领域非常确信,也就是在没有任何问题的框架内方法上的进步。错误意识有着保护功能。一旦知识与人类旨趣之间的关联是在自我反思的层面上加以理解,就会出现风险,而科学缺乏处理这些风险的手段。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它也可能产生国家物理学,斯大林主义同样会产生苏联马克思主义遗传学(后者相比前者更需要严肃对待),原因只是在于缺乏客观主义的幻觉。它已然具有面对误导性反思所带来的更为危险诱惑时的免疫力。
然而,对客观主义的赞扬还是有其局限性。胡塞尔所做批判的合理之处在于做出攻击,即使没有用合理的方法。一旦客观主义幻觉变成肯定性的世界观(Weltanschauung),那么方法论上无意识的必然性就会被曲解成信仰的科学主义专业的模糊特征。客观主义无论如何都会阻止科学在生活行为中进行干预,如胡塞尔所认为的科学对生活的干预。它们不管怎样都融入其中。然而它们自身并不是在持续成长的行为理性指导之下发展它们的实践效力。
相反,法则科学(nomological science)的实证主义自我理解鼓励用技术来替代启蒙性行动。它从虚幻的立场指导科学信息的运用,也即对历史的实践上熟练掌握被还原到对客观化过程的技术控制。对诠释科学(Hermeneutic science)的客观主义自我理解更加没什么结果了。后者将我们与传统的关联移到随意性领域之中,而前者则在压制历史的稳定基础之上,将生活行为挤压到工具性行动的行为系统之中。即使在一定范围内行动主体能够理性地就目标与目的达成一致意见,但它仍要让步于具体化的价值系统与非理性信念中单纯决定的模糊领域。(13)当这个被所有有着善良意志(good will)人放弃的范围,又要经受着与历史有着客观上相关联的反思时,就像是哲学传统那样,实证主义就在最高思想层面上取得了胜利,就像孔德那样。在批判未加批判地放弃它自身与支持纯理论的解放的知识构成性旨趣之间关联时,这种情形就会发生。这类夸张的批判将未确定的人类物种进化过程投射到历史哲学的层面,后者则教条地为行为给予指导。然而,颇具迷惑性的历史哲学只不过是受蒙骗的决定论的对立面而已。官僚主义式规定的党派偏见只会与冥想式误会的价值自由显得志同道合。
有一种摧毁了客观主义幻觉的批判,它能够对科学中这些被限制的科学主义意识的实践后果给予反驳。(14)与胡塞尔所期待的恰恰相反,消除客观主义不是通过重建理论,而是通过展现它所隐藏的东西,即知识与旨趣之间的关联。正是通过抛弃这一关联,哲学才对其经典的传统保持为真。今天,只有毁掉本体论才能够使得以下洞见得以留存,即陈述之真是在最后的分析中被连接到对善的、真正生活的追求。然而,只要哲学已然批判放弃的遗产在科学的实证主义自我理解中接着存续下去,哲学仍是与科学并列、并处于公共意识之外的专门领域。
注释:
①Friedrich W.J.von Schelling,Werke,Manfred Schrter ed.,vol.3,1958,Beck,p.299.
②Bruno Snell,"Theorie und Praxis",in Die Entdeckung des Geistes,3rd ed.,Classen 1955,p.401,ff.; Geord Picht,"Der Sinn der Unterscheidung von Theorie und Praxis in der griechischen Philosophie",in Evangelische Ethik,vol.8,1964,p.321,ff.
③Max Horkheimer,"Traditionelle und kritische Theorie",in Zeitschrift für Sozialforschung,vol.6,p.245,ff..重印于Max Horkheimer,Kritische Theorie,Alfred Schmidt ed.,Fischer,1968,pp.137-191.
④这个附录是1965年6月28日我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大学就职演讲的主要内容,其中所用注释仅限于几个参考文献。
⑤E.Husserl,Die Krisis der europischen Wissenschaften und die transzendentale Phnomenologie,in Gesammelte Werke,vol.6,Martinus Nijhoff,1950.
⑥参见Gérard Gfgen,Theorie der wirtschaftlichen Entscheidung,Mohr,1963。
⑦这一路径已然由K.阿佩尔(Karl-Otto Apel)划定出来。
⑧参见K.Popper,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和J.Habermas,"Analytische Wissenschaftstheorie",in Zeugnisse,Europische Verlagsanstalt,1963,p.473,ff.。
⑨我赞同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在其《真理与方法》(Wahrheit und Method)第二部分中的分析。
⑩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Ernst Topitsch,ed.,Cologne,1965.
(11)Theodor W.Adorno,Zur Metakritik der Erkenntnistheorie.
(12)Morton White,Toward Reunion in Philosoph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56.
(13)参见J.Habermas,"Dogmatismus,Vernunft und Entscheidung"(标题英译为“Dogmatism,Reason,and Decision"),in Theorie und Praxis。
(14)在《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Beacon)(1964)中,马尔库塞依然分析了将理性还原至技术合理性以及将社会还原至技术控制维度的危险。在另一语境中,谢尔斯基(Helmut Schelsky)也做出了相同的判断:“随着人们自己按计划所创造的科学文明的出现,一种新的危险已经来到这个世界:这种危险意味着人们将在外在的改变环境的行动中发展其自身,同时将其所有事物、其自身及其他人设定并保持在这种建构行动的对象层次上。”这一新的人的自我异化能够剥夺人自身及他人的同一性……既是创造者在其创造活动中失去其自身的危险,也是建构者在其构造活动中失去其自身的危险。人们或许并不愿意面向自我生产的客体性、面向被建构的存在而完全超越自己;不过人们在持续行动中将这种科学的自我客体化过程延伸。参见谢尔斯基的《隔绝与自由》:H.Schelsky,Einsamkeit und Freiheitm,Hamburg,1963,p.2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