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人眼里，穆斯林基本是无差别的：蒙着头巾（或戴着小帽），自我封闭排斥一切外来文化的宗教狂热分子。
无论这种感觉是否正确，都会让人误以为所有的穆斯林是一个整体。其实无论什么宗教文化，内部都会分化为不同的教派。这种分化很多时候被理解成单纯的对教义不同解释，但事实上这种分化是有些很深的地缘因素的。
　　比如英国人选择新教，根本的原因在于天主教对于世俗政权的干涉度太大，这不符合英国贵族的利益。16世纪英国已经逐渐成为新的世界霸主，他需要摆脱以南欧为核心区的天主教的控制（做为英国当时挑战的对象，西班牙和葡萄牙均为天主教的重要地区）。因此选择不同的宗教类型，更多的是基于国家利益。也可以理解为避免相邻族群通过宗教对自身进行地缘上的渗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俄国身上，为了对抗西欧，俄国人在15世纪中叶选择了继承拜占庭帝国世俗化程度高的东正教（当时西欧为天主教控制范围）。

除了北非以外，其它地区的族群基本仍然保持伊斯兰教进入以前的状态。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北非的地势平坦，与阿拉伯半岛的环境相类似，因此阿拉伯人在依靠宗教获得合力后，很容易将这一地区进行民族融合，宗教的传播只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副产品罢了。任何一种文明的被征服主要是跟它的地缘结构和人口数量有关，如果地缘结构只适合产生文明，而没有足够的屏障抵御外来民族的入侵的话，那这个文明是很容易被别的民族所征服的。当然这个时候对于被征服的民族还有两个补救手段：一是所在的土地能够产生足够数量的人口，这样被征服民族经过一段时间后，可以依靠文明和人口的优势反过来同化征服民族；二是拥有足够的战略纵深。如果被征服的民族并不一定拥有足够的数量，但拥有足够适合他们的土地，这些土地所形成的战略纵深，可以保证他们不被完全同化，并在合适的时候开始反击。符合这一条的典型例子为中亚的游牧民族。
　　华夏文明之所以能屹立数千年而不倒，恰恰是因为拥有了足够的人口基数（这也是由于地理环境而形成的）和足够的战略纵深。所以边缘地区的文明程度较低的族群即使有幸获得战术上的成功，也无法彻底消灭华夏文明，反过来被文明程度较高的华夏文明所同化就变得很自然了。
再来看北非的尼罗河文明，首先它没有足够的地理屏障，很难抵抗外来民族的入侵，其次尼罗河流域本身过于狭小，没有足够的战略纵深，亦不足以养育足够数量的农业人口。这使得外来民族的入侵往往会造成毁灭性的结果。事实上在阿拉伯人进入尼罗河流域时（公元642年），埃及人已经被罗马人和马其顿人征服了300年了。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够存在2500年之久（公元前3100年兴起），并非是由于它足够强大，而是因为在前古典时期，人类之间相互交流的程度还不够，这使得它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必承受太大的压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口的增长，文明所要经受的考验会越来越大，与尼罗河文明具有相同命运的地区还有阿拉伯半岛东北部的两河文明，这一起源更早的文明消失的时间要更早一些。在消灭了尼罗河文明最后残存的力量后，阿拉伯人同化那些同样属于游牧民族族群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由于北非对于阿拉伯人不存在地缘上的障碍，因此阿拉伯人最终占据了整个北非地区。但当他们把视线投向东北方向时，伊朗高原成为了最大的障碍。伊朗高原的地理结构和地缘位置一方面可以接收到周边先进文明的影响，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得居于其上的波斯人能获得比平原地区要高的安全保障。当然位处这样一块风水宝地，仅靠地缘所提供的保障是不够的，好在这块高原亦比周边的多沙漠的阿拉伯半岛和图兰低地要更适合人类的集中生存，因此不管是阿拉伯人、马其顿人还是突厥人，虽然都曾经短暂的进入过这块高原，但却也都无法融合已经在此扎下根的波斯人。
　　相比西南边的阿拉伯人和东北边的突厥人，波斯人进入文明的时间显然要早的多。这使得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自己的文明可以独立生存。因此无论是阿拉伯人还是突厥人，波斯人都抱有很强的戒心，尤其在在这两个民族强大时。即使在阿拉伯人依靠宗教的力量如日中天时，波斯人也还是选择了“什叶派”教义，以示和选择逊尼派的绝大部分阿拉伯人的区别。
　　在强敌环绕的“欧亚非大陆腹地”，波斯人要想保持族群独立是一件并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必须时刻警惕周边的变化，尤其是在周边有可能产生强大力量的时候，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伊拉克显露出成为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欲望，并希望成为地区霸主时，会最终爆发两伊战争的根本原因。
　　对于突厥人，波斯人同样抱有很强的戒心，尤其是当曾经的突厥帝国的缔造者又有倒向基督徒一方的迹象时。伊朗人倒不是担心土耳其人会最终成为基督徒，而与其引发宗教战争。他们所担心的是土耳其的政教分离的世俗化政策，最终会影响波斯民族的独立性。这种担心不无道理，最起码在伊朗伊斯兰革命以前，伊朗的年青人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的生活方式。而波斯人在人种上与欧洲的同源性，更加深了民族主义分子对这种同化的恐惧感。因此伊朗人选择保守的“什叶派”也好，选择伊斯兰革命也罢，从根本上都是为了保证民族的独立性，这种时候意识形态的选择只是外在的表现方式。

现在来从地缘的角度解释一下伊斯兰世界的改革及其前景。

伊朗如果最终摆脱了伊斯兰极端主义，最终会对阿拉伯半岛造成强大的压力和影响力。由于阿拉伯人所占据的地区虽然广阔，但地形却相对简单，因此慑于西方的军事威慑力，从国家的形态上很难再出现极端政教合一的国家了。即使是小股的宗教极端分子，也难以获得生存的土壤。（如沙特阿拉伯能够诞生本.拉登，但他却又不得不到兴都库什山脉去打游击的原因）。
如果伊朗最终在美国的压力下政教分离，会最终象土耳其那样倒向西方吗？从地缘的角度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伊朗高原并不象小亚细亚半岛那样伸入欧洲腹地，也就是说地缘上对西方的依赖性并不存在，相反如果伊朗能够找到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变得不那么悲情，他完全可以依靠自身的优势在大国中玩平衡，以最终为自己获得最大的利益（泰国就是如此）。

西方的东西并不完全适合中国，但用过度自由的西方思想去冲击一下过度保守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也许是一种中和的方法。从中国的角度，倒不用担心伊朗政治上的改革会让他疏远中国，毕竟中国和伊朗并不存在地缘和利益上的冲突，是天然的盟友。

政教合一看似落后，其实这是对于现阶段伊朗来说最能聚合国内民心的方法

不担心现代伊斯兰的极端主义，反正极端主义成不了气候。最怕伊斯兰世界拥抱现代科技，然后在伊斯兰的大旗下四处扩张，所以的伊斯兰的保守，排斥现代文明的伊斯兰才是好的伊斯兰。

大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