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封制度由来已久。分封或封建，虽历代用词相沿，但其含义非一，然则贯而通之，可探见中国古史演进的一条脉络。周实行分封；秦统一中国，废封建而置郡县；汉承秦制，但仍封王；以后历代王朝若有封王，其用意或有差别，其权益或有大小，但总由中央统制，是中央集权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从“封建”一词，又演化出今“封建主义”的社会历史观念。
中国实行分封的历史与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的关系，乃是人们十分关注的课题。而元代投下分封制度则是蒙元整个政治社会制度的重要一环。元代投下分封制度是一项有特色的重要制度，它规模宏大，持续时间长，影响面广。分封的主要类型有草原兀鲁思、汉地五户丝食邑、江南户钞制。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投下指诸王驸马勋臣所属的人户或封地①。投下领主享有政治经济特权，建有独立的官僚机构，对所属人户进行统治。
有元一代，朝廷对投下领主既给予支持和优遇，又进行管辖和控制，呈现出一种错综复杂的局面。这个分封制度对社会的各个方面都有深远的影响。朝廷对投下无节制的赏赐，虚耗帑藏，造成财政困难。投下的横征暴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

分封诸王的“忽必”和赐予千户长的“莎余儿合勒”，两者虽在名分和权位方面有差别，但它们的基本单位都是千户。千户是大蒙古国的基本军事、行政单位。千户之下，是百户、十户。每个千户都有自己的牧地（蒙古语嫩秃黑，Nuntuq，元译营盘草地）。据卢勃鲁克记述：“每一个首领，根据他管辖下人数的多少知道他的牧场的界线，并知道在冬、夏、春、秋四季到哪里去放牧他的牛、羊。”①千户长在自己的“嫩秃黑”的范围内有权指定属民在一定的地域内游牧，也可以封禁一定的地域。
在千户管辖下的属民对领主保持着严格的人身依附关系。根据成吉思汗颁发的大札撒，“人们只能留在指定的百户、千户或十户内，不得转移到另一单位去，也不得到别的地方寻求庇护”②。属民要为领主承担沉重的赋税、差役和兵役。“其民户皆出牛马、车仗、人夫、羊肉、马奶为差发。盖鞑人分管草地，各出差发，贵贱无有一人得免者。”③

汉地五户丝食邑的建立
随着蒙古贵族对外掠夺战争的发展，俘获的人口日益增多。如何管理这些人口，是摆在蒙古统治者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当时，蒙古贵族在华北地区采取了就地安置俘户的办法。“时，诸王大臣及诸将校所得驱口，往往寄留诸郡，几居天下之半。”④不少州县民户就这样成了蒙古诸王贵族的私产。除蒙古诸王贵族占有部分州县和大批俘户外，归附蒙古的汉人世侯也雄霸一方，“诸侯世官擅生杀祸福、取敛封植之权，故一方愚民不知有朝廷之尊，而知有诸侯也”⑤。他们占有许多人户，如在严实统治的东平地区，诸将校各“占民为部曲户，谓之脚寨，擅其赋役，凡四百所”（《元史·宋子贞传》）。
蒙古贵族和汉人世侯私役人户的状况，显然不利于蒙古汗廷对中原汉地的统治。窝阔台即位后，任用耶律楚材，着手整顿中原汉地的统治制度。于是，建立十路课税所，实行“以户计出赋调”的征税办法，取得了成效。为了增加国赋，就必须掌握中原汉地的民户数目。因此，窝阔台进行了大规模的籍户。元太宗五年（1233），窝阔台“以阿同葛等充宣差勘事官，括中州户，得户七十三万余”（《元史·太宗纪》）。这是蒙古汗廷首次在华北地区检括户口。
元太宗六年，蒙古灭金，窝阔台发布圣旨：“不论达达、回回、契丹、女真、汉儿人等，如是军前掳到人口，在家住坐做驱口；因而在外住坐，于随处附籍，便系是皇帝民户，应当随处差发。主人见更不得识认。如是主要识认者，断按打奚罪戾。”①据此，诸王将校寄留在各地州郡的其他俘户生口，被国家收编为“皇帝民户”，增加了蒙古汗廷掌管的人户。元太宗七年，窝阔台命中州断事官胡土虎再次括户，直到次年六月括户才结束，“得续户一百一十余万”②。这次括户从乙未年开始进行，故称乙未户籍。
元太宗八年（1236），窝阔台在括户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分封。“诏以真定民户奉太后汤沐，中原诸州民户分赐诸王、贵戚、斡鲁朵”（《元史·太宗纪》）。这次分封的民户达七十六万七百五十一户。按当时所括户口一百一十万计算，封户的比例占百分之七十以上。因为这年是丙申年，故称丙申分封。

　　丙申分封确立了汉地五户丝食邑制度。窝阔台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规定封户缴纳的丝料由朝廷和领主分享，封户成为“二税户”，其办法是“每二户出丝一斤，以供官用；五户出丝一斤，以与所赐之家”①。即每一封户缴纳的丝料全额11两2钱中，8两纳入国库，3两2钱属于领主；在食邑内设立达鲁花赤，“朝廷置官吏，收其租颁之。非奉诏，不得征兵赋”（《元史·太宗纪》）。元代的投下户，按照规定，除负担朝廷的兵、站诸役，及提供部分丝料国赋之外，还需向投下领主缴纳五户丝，蒙古语称之为阿合答木儿。五户丝制构成元代投下制度的基本赋税形态②。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五户丝制不可能彻底贯彻执行。因为这一制度触犯汉人世侯和蒙古诸王贵族的利益。蒙古诸王贵族横征暴敛，对分地民户勒索更甚。拔都汗对其分地平阳路民户的剥削就是最典型的例子，“王府又将一道细分，使诸妃王子各征其民。一道州郡，至分为五、七十头项。有得一城或数村者，各差官临督”。拔都还规定不收土产的麻布，只收黄金，“自卖布至于得白银，又至于得黄金，则十倍其费”③。许多民户倾家荡产，转而逃散。

但是，五户丝制比起那种“一社一民，各有所主”的状况，却是很大的进步。它是比较适合中原汉地经济基础的统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蒙古诸王贵族的权利，对中央集权有所加强。

　　忽必烈对投下的整顿和改革主要采取以下一些措施：第一，对五户丝制进行改革。规定投下丝料由有司征收，受封者于中书省验数关支，改变了过去就征于州郡的办法。按照规定，“每户科丝二十二两四钱，二户计该丝二斤一十二两八钱。其二斤即系纳官正丝，由正丝、色丝各半。外将每户剩余六两四钱积至五户，满二斤数目，付本投下支用，谓之‘二五户丝’。以十分论之，纳官者七分，投下得其三焉”①。
　　第二，全面整理户籍，发布了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如至元元年（1264）颁行圣旨：“依着先帝圣旨，诸王、公主、驸马并诸投下，不得擅行文字，招收户计。”②至元八年（1271），尚书省颁行《户口条画》，对诸投下招收的附籍、漏籍、放良、还俗人户，都按民户入籍，并重申投下擅招人户的禁令。同时，对投下的匠户、驱奴、放良人口等都作了详细规定。元代许多有关投下的禁令，大部分是忽必烈时期先后制定的。
　　第三，对投下封地行政建置进行了调整。忽必烈借平定李璮之乱的有利形势，在原汉人世侯辖区内，以较重要的诸王勋贵分地为单位，采取分设、新立、改置及维持原状等方式，众建路州，尽可能使拥有较多封户的诸王贵族独占一路一州，或在该路州占主导地位。所谓“分设”，即初为一路，现依投下食邑细分为若干路和直隶州，如严实东平路一分为十。所谓“新立”，是指元初并非独立的路州建置，此时因投下封户所在，从某些路州中割划、合并而来的新路州，主要有般阳路、彰德路、卫辉路、广平路、顺德路、怀孟路、河南府路和宁海州。所谓“改置”，是指与蒙古国时期相比较，路的名称未变，但辖区却因投下封民所在发生划割改属等变动，主要有益都路、济南路、真定路、大名路、河间路等。所谓“维持原状”，是指金末元初已有路的建置，因该路主要为某一贵族封户所在，故得以维持原有的行政建置和辖区，主要有京兆路、平阳路和太原路。通过这样的调整和变动，使之大致具备了既为朝廷路州，又系投下封地的食邑特征。

　　忽必烈对五户丝食邑进行了整顿和改革之后，又将分封制度推广到江南，建立了江南户钞制。平宋后，规定诸王、驸马在江南分地里的民户每户交纳中统钞五钱，称作“江南户钞”，成宗时改为交中统钞二贯①。据《元史·食货志·岁赐》所载江南户钞项下所记分拨人户，总计约达1936946户。当元军下江南时，所收诸路户口累计为9370472户，则封户占所收人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多。这项分封的数字仍然不小，它足以说明忽必烈继续执行窝阔台时代投下食邑化政策；但相对而言，其规模有所缩减。至于五户丝改为户钞，那是因为忽必烈定制在江南依亡宋旧例，秋税征粮，或可折钞，后夏税征物，也可折钞，而未像在北方那样分派科差，征收丝料和包银。
　　投下制度在忽必烈时期已基本定型，忽必烈的后继者大体上遵循着他所制定的有关政策。后来成宗、仁宗朝先后对投下制度作过一些改革，但没有收到明显的实效。元末，皇权对投下控制日益减弱，同时，依附于皇权的投下分封制度也逐渐走向衰落。

投下的官署
投下设置达鲁花赤，始于1236年丙申分封。它是汉地五户丝食邑内的重要官职，拥有很大的权力。投下达鲁花赤“许持选论，委之专，任之久，比同封建，嗣承世爵，较常调为重”。
　　投下达鲁花赤自成系统，不同于朝廷官吏。按照元朝定制，“郡县之官皆受命于朝廷，惟诸王邑司与其所受赐汤沐之地，得自举人，然必以名闻诸朝廷而后授职，不得通于他官，盖慎之也”。它不在“常选”之内，“国朝诸宗戚勋臣食采分地，凡路府州县得荐其私人以为监，秩禄受命如王官，而不得以岁月通选调”。
　　投下领主以其私人任用达鲁花赤，并且往往由一家“嗣承世爵”。例如，西夏人昔里钤部自1248年出任贵由家的分地大名路达鲁花赤之后，子、孙、侄五人先后继任，直到至元二十九年（1292）这一家族中还有人担任这一职务③。这样的例子，史料中还很多。

投下领主的特权
投下领主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拥有很多特权，本质上是他们对汗权的某种程度的分享。
　　在政治上享有的特权，表现在投下官的任用不同常选；投下官世袭罔替，可以不迁转，等等。也表现在参预国政方面。蒙古国时期，他们已有参预国政的权力，凡诸侯王各以其府一官入参决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如昔里钞部曾以大名路达鲁花赤兼充贵由系代表的身份，同署燕京行尚节省事。元朝建立后，这种参政权仍然延续下来。而且职高权重的中书省断事官，多由诸王投下的代表充任，大德十年（1306）多达四十三员。
　　大宗正府是元廷统管投下诸种公事的机构，秩从一品，地位崇高。这里，“以诸王为府长，余悉御位下及诸王之有国封者”（《元史·百官志三》）。上述诸王投下在中书省、大宗正府等最高行政、司法、军事机构中都有代表参议政事的情况表明，蒙古统治者视大蒙古国为皇室公产，反映出诸王投下在元廷有很大的政治权力。

投下户
　　投下户大致可分为三类，即草原兀鲁思封户、五户丝食邑户、投下私属户。
　　（一）草原兀鲁思封户这类投下户，指成吉思汗时期分封给诸子诸弟的封户。他们是按着千户、百户、十户组织编制的，对千户那颜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他们拥有自己的牲畜和生产工具，他们缴纳的赋税称作“忽卜绰儿”（qubcur），其税额大体上百者取一或三十取一（羊马抽分）。此外，他们还要承担兵役、站役等“差发身役”。

　　（二）五户丝食邑户这类投下户，主要指窝阔台丙申分封及宪宗、世祖、成宗、仁宗、泰定诸朝在汉地进行分封的户口。在元代文献中出现的“皇帝民户”、“大数目户”、“大官数目户”等，是指国家户籍；而“投下户”、“位下户”则专指投下户计，二者泾渭分明，截然有别。
　　五户丝食邑户的赋役，大体上分投下赋和国赋两种。投下赋即五户二斤的丝料，国赋包括二户丝和税粮、包银等，其税目、税额又较投下赋为多。他们类似契丹投下军州的二税户。但元代五户丝食邑户多半来自皇帝自上而下的封授，除由投下领主派遣达鲁花赤和通过官府转交五户丝外，他们主要是与朝廷设置的官府发生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三）投下私属户这类投下户，指诸王投下的通过掳获、分封、招收、影占等手段占有的人户。他们被称作“怯怜口”，即蒙古语ger-ünk.üd（意为家中儿郎）的音译。郑麟趾《高丽史》卷一二三《印侯传》说：“怯怜口，华言私属人也。”所以，我们称这类人户为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是朝廷“大数目”以外的人户，属投下户籍。朝廷对这类人户也要进行管理。至元八年（1271）《户口条画》规定，诸王公主驸马的投下私属“诸色人户”，无论“附籍漏籍”，必须是“官司明文分拨隶属各位下户数，曾经查对，不纳系官差发，别无更改者”才被朝廷承认是合法的。但有元一代，诸王投下擅自招收各种漏籍、析居等人户作为私属户的现象经常发生，官方虽三令五申，但收效甚微。

　　投下私属户大致包括“匠人、打捕户、鹰房子、金银铜铁冶户”①。他们主要承担投下领主的赋役义务，不纳系官差发，专为领主服役。投下有各自的怯怜总管府或提举司，管理投下私属户。
　　投下私属户，同其他户计一样，多从职业上进行分工。它分为投下工匠、投下打捕鹰房户、投下斡脱户、投下种田户、怯薛校尉诸名色。但因赋役名色及其与领主的亲疏，各种投下专业私属户计的政治经济待遇也表现出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