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以打工为生的孙合林，近几日药箱告急。67岁的孙合林一个月前从老家山东到北京做木匠活，随身除了糊口的工具，还带着救急的降血糖药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半年前他在家乡体检时查出2型糖尿病。药品是在一家县级人民医院开的。眼看药不够吃，孙合林在断药前一周拿着以前的药盒到药店买药。新药到手后，服用后孙却隐约觉得不对劲，血糖不降反升，心跳过快、呼吸不畅，高血糖的症状似乎重袭。
孙合林怀疑买到假药，于是到附近的社区医院咨询，结果发现药品名字相同，但来自不同的生产厂家——同样是“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一个是河北一家药厂生产，另一个来自贵州一家药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下称食药监总局）官方网站显示，这两种药都是真药，拥有相同的产品名称，只是生产厂家与商品名称不同。孙合林不明白，“一样的名字一样的药，为什么效果不一样？”
同大部分患者一样，孙合林不了解中国制药界存在的一种公开的秘密：几十家甚至上百家药厂仿制、生产同一种药，药效却参差不齐。中国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下称中检院）国际合作高级顾问金少鸿介绍，在治疗的关键时刻，不少医生倾向使用原研药，因为国产仿制药的质量与原研药存在差异。
制药业内人士估计，70％以上的国产仿制药药效与原研药存在差距。食药监总局药品认证管理中心处长李正奇撰文称，国产仿制药总体质量比原研药相差远，有的甚至是安全的无效药。
虽认为不能将所有仿制药药企一棍子打死，但齐鲁制药集团药物研究院院长张明会、绿叶制药集团法规与注册部总监由春娜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分别承认，国内部分仿制药存在研究不透彻、质量控制不严格以致药效不足的情况。

仿制药与原研药的有效化学成分应该是一样的。原研药专利到期后，有效成分的分子结构、剂量和理化特性都会公开。比如，“伟哥”的有效成分细节甚至在百度百科都能查到。但是，使这些有效成分能成功地按时在人体内释放，才是药品发挥药效的关键。一粒药，在经过患者的消化系统时，需在适当时间崩解、溶化，释放出有效成分，被胃肠道吸收。
这个过程很有讲究：如果过速，可能导致有效成分吸收太快，血清浓度峰值过高，带来副作用，且药效不够持久；如果欠速，有效成分就可能来不及完全溶出就被排出，药效则发挥不出。这个过程就要依靠药品使用的辅料与制作工艺，这是药企研发极为核心的资产。
以德国拜耳公司生产的阿司匹林肠溶片为例，拜耳拥有独到的制剂技术，它可以使药品在专利过期后依然规避挑战，因为国内仿制药无法在工艺上实现使药品只在肠道溶解。“原研药厂商，一般拥有多个工艺配方的专利。”中国医药质量管理协会副会长孙新生对《财经》记者介绍，新药的专利期限是20年，而药企在化合物、原料药专利到期后，还拥有数年后才会到期的工艺配方专利，此举可使专利药的利用期限相应延长。
另外，药品的辅料更扮演着关键性角色。辅料，大部分是高分子材料，有一定分子量分布，而非单一成分，这意味着很难使用简单的含量指标检测它。因此，同一名称辅料，如果由不同企业生产，产品差别可能很大。有一些辅料品种，如出现一种或几种特定杂质，其在使用环境下就会产生不确定的药理作用，从而带来安全隐患。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规定，仿制药审批时，也需申报药品所使用的辅料，及辅料生产企业的生产规范证书（GMP）和检验报告（COA），提供分析数据。但中国对辅料的监管尚不严格。2006年出台的《药用辅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中，没有实行强制认证。

看来还得看牌子。。

太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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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弓长

仿制药中不少药效不佳这一事实，已被监管部门、相关行业协会和多数制药企业承认。作为控制药品上市的门槛，药品的审评标准过低，当负首要责任。2000年以前，国内药界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药品紧缺性，仿制药审批权掌握在各省卫生部门手中，此一“草莽时期”，仿制药获批相对容易。
涉及仿制药安全和有效性的审评标准过低，导致大批本来不具备生产仿制药能力和资质的企业也轻易拿到药品批号。在药品审批最疯狂的2005年，超过10000种药品通过审批上市，2006年达到顶峰。而这一时期的药品仍然是目前中国药品市场的主力。
北京一家药企研发负责人披露，他在2001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曾与两名合作者一夜之间通过文献拼凑，完成一种仿制药“研发”，后来将该药卖给一家药企并通过审批，至今还在生产、流通。
2007年《药品注册管理办法》修订，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仿制药的审批程序。不过，标准过低的问题仍未彻底解决。比如，是否选择原研药作为仿制对象决定了仿制药的药效，可是该办法允许在无法获得原研药时，可选用已上市的国产仿制药作为参照物再仿制。
拿仿制药作为仿制标准，很容易导致“越仿越不像”。孙新生称，药品仿制本难以达到与原研药100％一致，每一次仿制可能带来20％的误差累积，如果越仿越低，与原研药药效就相去越远。
《药品注册管理办法》允许拿仿制药做标杆，一定程度上是出于无奈。早期，进口药品难以获得，缺少获得原研药的合法途径，情非得已之下，只好允许药企以仿制药作为仿制标准。
但这一漏洞被众多药企利用。食药监总局药品审评中心特聘专家程鲁榕透露，像卡维地洛片、马来酸依那普利片等制剂，国内市场已有原研药，一些申报机构提交的试验却并未选用。FDA专门出版了一本“橙皮书”作为“金标准”，录入所有专利到期的原研药，规定仿制企业必须从中选择仿制对象。中国还没有类似的“金标准”。
对于仿制药药效的判断也出现歧路。判断仿制药与原研药药效是否一致，中国监管部门的主要依据是体外溶出曲线，如果仿制药体外多条溶出曲线均与原研药一致，则两者生物利用度一致的概率达90％。
体外溶出曲线的试验方法是，在容器中模拟出人的肠胃环境，然后投入药品，测量溶出曲线，这条标准可以使大量仿制药现出原形。据《中国医药报》报道，2008年国家评价性抽验中，发现按照当时的质量标准，首检仿制药几乎100％合格，然而没有一个仿制药品的体外溶出度曲线与被仿制药品一致，且相当一部分药品溶出曲线与原研药相差甚远。
孙合林的盐酸二甲双胍肠溶片，国内多家药厂生产，商品名称甚至都不一样。温州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药剂科主任药师张秀华对市面上常见的盐酸二甲双胍进行了对比研究，结果发现，6个厂家生产的普通片和4个厂家生产的缓释片含量均符合药典规定，但溶出参数差异明显。
严格的把关标准是将“生物等效性试验”作为必要指标，即需比对仿制药和原研药在人体内药物有效成分总体吸收程度和血液中能达到的最高药物浓度。这一实验被写入美国的“Hatch-Waxman”法案。
中国《仿制药品审批办法》也规定，申报药企需在第三方临床研究机构进行生物等效性试验。但这一事关仿制药生死的试验，却未被认真执行。调查显示，同一款仿制药送到国内不同实验室做生物等效性试验，参数可能会相差17倍，同一实验室之间的参数也可能相差3倍-4倍。
一位药业资深人士分析，数量众多的小药企为了得到药品批号，铤而走险，与第三方试验机构勾兑，修改试验数据。一场生物等效性试验的费用为30万元到60万元，对一些小医院来说，可能向药厂妥协，在数据上做手脚，甚至连试验对象的人数都不足。
企业上报药品审评部门的往往是好看的数据，因此，“生物等效性实验从没听说失败的，公开报道都是一次性成功”。上海市食品药品检验所副主任药师谢沐风告诉记者，由于在法规上信任第三方生物等效性试验结果，监管部门一般也不会进行复查审核。
如果上市与监管的标准低，大部分企业自然会依照最低标准实行生产，能减的成本尽量砍掉。谢沐风说：“要求20分可以及格，企业一般认为做到21分就可以了，做多了就觉得是浪费。”

未完待续

看的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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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Zheng dang管治下，于人民的生命财产都不顾，竟然还有那么多人拥护和爱戴。。。我们真该死。

没人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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