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王卓然对厂甸的春节庙会作了调查，翌年撰成《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他说：“北京厂甸的春节会，每年由夏历一月一日起，到十五止，天天车如流水，马如游龙，逛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摩肩接股，热闹极了。”
据王氏的调查，春节会上的商家有六十八种，七百二十户。游人熙熙攘攘，纷集往来，玩风车、吃糖葫芦，抽签、玩转盘撞赌运，参观陈列所，以及围在高校师生义卖摊位凑热闹，每天都在三万五千人次以上，整个春节则有六十万人次的客流量。调查意在改造社会，王氏也曾比着洋博士的论著，指摘个中的不良现象，但承认春节会的好处。譬如，提倡国货，可免“利权外溢”；调和金融；增加“平民主义精神”。高师附中的售物助赈，更能发扬牺牲和服务精神，“是中国社会的一线曙光”。
通观这份《调查与研究》，无一字计较春节庙会在按农历计算。就是主管厂甸的内务部市政公所和右外一区巡警所，在王氏去申请售书助赈执照时，也只是就事论事，说义卖收益和治安问题，此外别无半字。其实，官厅参与厂甸春节会，比民间还积极。内务部市政公所主持的海王村公园陈列所，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天天开业，而王氏的售书助赈，只营业两天。
北京政府时期的春节，虽于有乖于改历法令，但政府听之任之，或与民同乐。官、民也能相安无事各自过年。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官厅自认孙中山的衣钵传人，不能坐视民间过旧历年，不奉民国正朔。

查禁中的春节
北伐尚未告成，广州方面便决定废除阴历，厉行阳历。1927年1月9日，留守广州的总zz部后方人员，组织了专门的“废除旧历运动委员会”。总zz部对民初以来阳历和阴历并行的局面，深以为耻，“中华民族永在不新不旧之间蒙羞，世界遗憾何极”，要求zf督促民间厉行阳历，开口即说春节：
旧历年关，凡我政府所辖之行省内各jg、团体、学校，以及民众，不许放假庆贺、拜年、张贴春联、县灯结彩。
1月27日，武汉国民zf决定废除旧历。这条消息也是很晚才传到上海，“（汉口）政府决定废除旧历，元旦次日，令各商店一律开市。”

日本不就成功了吗？所有的节日全在阳历过。

矫枉过正吧

几年后，蒋介石仍不免从俗过旧历年。1935年2月4日，“今日为旧历元旦，天朗气清”，蒋“在牯岭祈祷今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云云”。
民间自然照过春节。在贵州遵义，1941年1月27日，竺可桢虽仍旧到校上班，却在日记中说“今日为阴历元旦，故昨晚爆竹声通宵不绝，今日则市上各店均关门”。在延安，1943年2月4日除夕，谢觉哉在日记中说，“从今日起放假一周”，并兴起赋诗一律，有句“新年过后又新年，日暖人欢景象千”。次日，“爆竹、年画爆竹、年画、红灯笼比去年热闹”，又说“党政机关人员互相拜年、阳历团拜，带点强制意。古历元旦没人约会，自然地相互道贺”。在昆明，1946年2月1日除夕，梅贻琦带着“除夕人家多不出门”的心情去翠湖赴宴，未散席即辞出，回到家“客人大小廿七八人”。晚间，玩游戏、吃元宵、谈天，“至到六点半天已明，始上床睡觉”。就是到了和战不定的1949年，竺可桢在杭州，仍说“今日（1月28日）年夜，杭城闹市锣鼓喧天”，不禁想到宋人那句“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
国民政府对阴历春节的最终态度，大概可以在陈果夫《中华国民生活历》中揣摩。是书耗时十余年，中经政府播迁西南、著者颠沛流离、“只身赍稿”千余里，至1945年始克告成。《生活历》最初为官方组织礼俗专门委员会计划出版品之一。出版时间虽比预定要晚，却也是“供全国采入历书”。书内将一年中的大小节日，按月排比，逐一“斟酌损益，务使能迎合时代”，旨在“整理旧俗，厘定新俗”。照科学的解释，祀先礼神等节日活动中的木主、照片、塑像，实与普通装饰品并无二致，唯一不同的是，它们能够直观提示人们对特定事物的想象。而节日可以成为传统，传统可以构建秩序。陈氏“整理旧俗，厘定新俗”，也就是要重新阐释岁时节令背后的传统，构建其意中的社会秩序。
书内对节日的计算方法，虽仍为移花接木式“原则上采用国历”，但承认“其不可移者，则仍其旧”（第3页）。除夕正是按农历寻朔计望，“十二月晦日为除夕”，并列举了二十三项礼俗，有保留的旧俗祀先、接灶、守岁，也有增设的新俗百岁钱、年终总检讨、新年预算。陈氏的意见，含蓄地道出了春节于情当存、于理也当存的事实。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年。。。。改元旦好像是学鬼子的，然后土鳖自己把年号整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