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医学与西医的结合
　　从世界历史上看，中医是最古老的关于医学知识和实践的学问。在四千多年的中华文明中，中医对于保持中国人民健康以及保证中华民族的生存有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但是随着19世纪末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以来，中医的功效和中医大夫们受到严重的挑战。受到西方科学思想和西方显著的先进技术的强烈影响，许多中国人更乐于用西医药，而置传统中医于不顾。西医大夫们、还有社会中其它一些人士批评中医“不科学”、“迷信”、“不可靠”。同样的，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传统医学也都受到严重的破坏。很少有国家，在发展全国卫生保健系统中，能够维持传统医学工作者的待遇和地位，或把这些大夫成功有效的整合到正式的国家卫生保健系统中。在中国也是，新政权承继下来的卫生保健系统是以西医为基础的，中医受到非常厉害的压迫。
　　新中国建立之初，只有少量受到西方医学训练的人才，而大多数又都在城市。然而，还有数量在十倍以上的中医大夫们活跃于乡村与城市中。为了更好的服务人民群众，必须要依靠他们的参与。结果，新中国在二十世纪50年代初就宣布了中西医结合作为新中国卫生医疗系统组织的四大基础指导方针之一。中医的深入研究，包括针灸和草药治疗方法，得到加强，人们不断发现新的治疗方法。

　　合作医疗体系的瓦解
　　合作医疗体系与集体化密切相关。“没有农业合作化运动就不会有农村的合作医疗”，中国前卫生部长钱信忠坦率地指出。伴随农村公社的消失和集体化的瓦解，国家对合作医疗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以及财政上的支持也腐蚀了。不顾农民对合作医疗的强烈支持，合作医疗被完全拆除。事实上，一些村庄想维持他们的合作医疗，但却被阻止。结果有合作医疗的村庄比例从1976年的超过90%减少到1986年的4.8％。在90年代，即使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和中央的鼓励，这个比例在1997年也只增长到7%。
　　随着合作医疗的瓦解，多数村庄付不起他们的医疗工作者的工资，因而这些医疗工作者只好改行。许多乡村的生产队卫生站卖给个体医生或承包给他们，市场改革前所有的诊所都是集体所有的，但到1990年这个比例就降到只有47％，乡村的初级医疗保健已经大部分落在私人控制之下。到90年代末，已经大约有90％的农民自费看病，在贫困农村医疗和医疗保险的缺乏显得尤为严重。私营者追逐利润，从而忽视预防服务，偏重医疗服务的提供，因为后者更有利可图。农民甚至要为预防注射和妇幼健康等预防性服务付钱。
　　中国政府警觉到农村尤其贫困地区医疗的严重财政问题，开始推行农村医疗预付方案，类似美国的健康维护组织（HMO, 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然而这个方案是自愿参加的，研究显现，很少有农民为保险方案的价值所动，因而很多人不愿意参加这些风险分担的方案。事实上，一些被推出来的这样的计划已经破产。这个保险计划在有高利润率的成功企业的乡村或许能实现，但在贫困地区很难。
　　市场改革对城市的医疗保健也有重大冲击。两个保险系统——公费医疗与劳保医疗已发生深刻变化。两个保险系统的费用随着改革越来越高，其中因素有通货膨胀、人口老化、医疗高科技的飞速扩张、昂贵药品的滥用等。例如，1952-1978, 1978-1985和1985-1997各个时段的年增长率分别为3.1％，8.2％和24.4％。成本的增加以及国家向医保系统投入充足资金能力的减弱，致使国家采取合理化措施来维持这个系统，包括建立全国性的部分负担政策以及把财政负担分散到城市和企业身上。
　　因此，公务员、事业机构职工和国营企业工人不再享有免费医疗服务。还有，上述合理化措施造成城市之间和企业之间的医疗可获性的极不平等；贫困城市的公务员及国家职工和低利润或无利润企业的职工需要付出更高比例的部分负担、而却享有较少有给付的医疗项目。更甚的是，当移居城市的人口越来越多、同时合资、集体和私营企业（政府没有要求他们提供医保）的数量也在增长时，城市里没有任何形式医保的人群越来越庞大。

　　群众运动退出医疗卫生工作
　　卫生事业与群众运动结合的政策已经很明显的从国家卫生工作方针中去除了。在毛时代，公社会通过工分制对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农民予以补贴。现在取消了这种制度，参与卫生运动的农民从数量和参与时间上都明显地下降了。各级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都缺乏号召工人农民参与卫生运动的威信。这问题部分源于资金的短缺以及村、镇、县各级卫生单位的不配合。改革之前帮助进行卫生动员的群众组织，包括妇女联合会和共青团，政府都不再支持他们开展卫生运动。多数组织在市场改革后都缩编了，结果他们参与卫生群众运动的能力下降了。通过合作提高公共卫生水平的鼓舞人心的氛围以及为人民服务的意识形态，是毛时代群众卫生运动成功的一个组成因素，而这些在改革开放后被竞争观念和“致富光荣”的意识形态所取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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