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粤等地民众移居台湾主要是为了谋生，受家乡生存危机和利益驱动不会停止移台行动，所以说“海禁”是禁不住的。1790到1885年间，清政府同意移民可以坐“官渡”来台，之后解除对移民的限制。清代出现的赴台移民潮，持续时间较长，移民数量很大，具体不好统计，但是从台湾人口的增长可以看出这一点。在郑氏集团统治时期，台湾外省人已经增至约12万人，加上总数约10万人的原住民，台湾人口已达20余万人；到乾隆28年（1763年），台湾人口已达到66万余人，40余年间增加46万人；到乾隆47年（1782年），台湾人口为91万人，20年间增加了25万人；到嘉庆16年（1811年），台湾人口为190万人，30年间增加了近100万人。光绪年间，台湾人口已增至300余万。台湾人口之所以高速增长，台湾开发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是其原因外，闽粤移民是增长的主要因素，形成了大陆移民远多于本地居民的特点。

闽粤移民的成分、闽粤移民远多于本地居民的特点早为人们所关注。清代《小琉球漫志》也说：“台地居民，泉、漳二郡十有六、七，东粤嘉、潮二郡十有二、三，兴化、汀州二郡十不满一，他郡无有。”日据时代《安平县杂记》也是这样说：“隶漳、泉者十分之七、八，是曰闽籍；隶嘉应、潮州籍者十分之二，是曰粤籍；其余隶福建各府及外省籍者，百分中仅一分焉。”上述台湾居民的成分，基本保持到现在。 　　从台湾地名中可以看到很多闽粤移民的情况。在台湾的地名中，有一些与其他地方所不同的地方。经常有以“股”为地名，如“五股”、“七股”，这是清代移民在开垦处女地时，由垦户联合起来向官府申请，共同出资，招丁垦荒，开垦完成定居后，即以“股”为名。

在台湾地名中，也有一些以“分、份”为地名。这是因为合股开垦后，垦户以股份再分土地，并且以垦首分得的份数为地名，如“五分埔、头份、九份、十分寮”等。 　　在台湾地名中，还有以“结”为地名的，这在宜兰一带较为常见。“结”是移民的组织单位，他们到台后，集居地则以多少结为名，如“双结村、四结村、十六结”等。

在台湾地名中，有一些还以“围”为地名的。这是因为移民进入东海岸北部的兰阳平原时，担心山中的高山族攻击，用土筑成围墙，称为“围”并以此作为地名。如“头围”，即今天的头城；后来又建了“二围、三围、四围”等，“五围”即今天的宜兰市。 　　在台湾地名中，竟然有不少是以闽粤沿海地区的县名、府名甚至村庄的名称命名的，如“同安、南安、德化、南靖、永定、海丰、梅州、田心、大溪”等，这显然是移民们对自己的家乡怀念的结果。

这些台湾特有的、与众不同的地名称呼，反映了移民们当时的生活、生产特点，反映了闽粤移民奋斗经历，反映了移民社会形成的过程。 　　在当时极为落后的经济、交通条件下，再加上政治黑暗、官匪勾结，五分天灾五分人祸，使得移民渡海创业充满艰难，告别亲人、筹措路资是一关，上路偷渡、联络蛇头是一关，风浪侵袭、蛇头敲诈是一关，上岸寻点、开荒创业又一关。过了一关又一关，谋生不易，成功更难。

海上复杂多变的气候是移民渡海的难关，但是更难过的是“人”关。长期的“海禁政策”，使得本来充满恶劣气候威胁、危险的渡海航行，又加上政治的限制，渡海还得躲避官方的查禁。因此，在移民过程中，出现了“客头”这个词。客头，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蛇头”，他们成为移民渡海的途径和最大的威胁。

有过政治业绩的康熙，在对台问题上也取得过统一台湾的成就，但是在晚期却开始推行“海禁政策”。1718年（康熙57年），清朝再次作出“禁止私渡台湾”的规定，其中只是三次同意放宽在台民众携眷赴台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闽粤移民赴台只能靠私渡进行。

因为私渡者众多，包揽私渡和以此赢利已经成为某些人的职业。私渡者只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后，则可由“客头”负责偷运去台。私渡地点大都是在厦门附近的曾厝安、白石头、大担、南山边、镇海、歧尾等小港。在偷运途中，因为与“客头”、船主等争吵或所交款项不足，私渡者则会被推下水淹死，这称为“灌水”；随便找个小岛，骗私渡者上岸自生自灭，叫“放生”；在离岸较远的地方，逼私渡者在泥沙中挣扎，叫“种芋”；坐视私渡者被海浪卷走叫“饲鱼”。渡海移民之苦可以想象。

数百年来，因为航海技术和工具不发达，移民渡海充满危险，现在既是私渡，既要受蛇头的欺诈，又要躲避官家查缉、偷渡船只经常冒险出海，更增加了移民的艰辛，甚至断送了性命。因此，当时有人唱道：“劝君切莫过台湾，台湾恰似鬼门关”。悲歌一曲，唱出多少移民者的心酸。

移民的艰辛还可从其他方面得到印证。在台湾的寺庙中，有一类称为“有应公庙”。闽粤移民且不说移民路上辛酸泪，到台湾后并不是人人成功。他们主要是垦荒，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没有家，没有亲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以毒蛇猛兽、瘟疫、台风、洪水搏斗。其次，因为生存和保卫劳动成果的需要，闽南人和客家人，闽南人中的漳州籍和泉州籍，移民和不理解移民所为的高山族之间，还经常发生械斗，带来了许多不必要的牺牲。此外，移民们的劳动成果还受到统治阶层和移民首领的剥夺。因此失败者俯拾皆是，成功者也是历尽苦难，台湾的开发浸透了他们的血和泪。移民们对自己的遭遇非常清楚，也对不幸者异常同情。他们把“罗汉脚”的遗骨收殓，立庙祭祀，称他们为“有应公”，这就是台湾村落旁、田园边、墓地内经常出现“有应公庙”的由来。在移民中流行“少年若无一次憨，路边哪有‘有应公'”的说法，说的是青壮年移民、流浪来台、以致客死他乡的悲惨情景。

在移民社会中，当然也存在着特殊的社会关系。在移民社会中，最初大都是以血缘、宗族为纽带，组织移民赴台和集中进行垦荒，以便于生存、垦荒和打开局面。随着移民活动的增加，血缘、宗族关系已经不能适应，他们通过同乡的关系结伴来台，然后又通过同乡的介绍和指引，大批移民来台到同一地区共同开垦。定居后为了扩大经营范围和保卫生产成果，他们又需要联合和组织起来。因此，很快由祖籍地缘关系替代了血缘关系。这种移民社会所特有的祖籍地缘关系，成为台湾族群矛盾的由来，一直在社会演变过程中发生作用，或多或少地影响着政局的演变。

台湾的发展与移民有着密切的关系。台湾的开发是因为移民的到来，移民的增加加快了开发的速度和程度。清代时期，在台湾建立完整的统治机构，开始有组织的安排移民垦荒拓土，因此台湾西海岸平原和丘陵地区、东部海岸北端平原地区已经全部开发，并且开发的触角已经伸向五大山脉内部和东海岸地区。因此，可以说台湾的发展史，本身就是两岸人民共同生存、共同创造、共同奋斗的历史；无论是台湾同胞，还是闽粤移民，都是中国人。是中国人建设了大陆，是中国人建设了台湾。

主要是漳泉移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