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月十九日到四月三十日，大顺军在北京一共经历了四十二天。这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的极盛时期。大顺政权当时管辖的范围，包括了整个西北、华北、山东•河南两个全省、湖北•江苏的部分地区，广袤数千里。在这个期间，大顺政权 及其领导人的活动情况究竟如何，关系到对这一政权的认识、它失败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李自成、大顺军的评价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过去的一些著作常常在缺乏对当时全貌进行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接过南明和清初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之词，对李自成为首的农民军滥加指责。有的则为李自成和他领导的大顺军的所谓“腐化”而叹息。然而，历史是公正无私的，它不允许用阶级偏见和主观臆测来代替事实真相。那么，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

我们首先要指出一个基本的也是人们往往忽视的事实：大顺军在北京的四十二天可以分为两段，前一段从三月十九日起，到四月初十日得到山海关战报为止，计二十二天；后一段从紧张准备出兵，中经山海关战役，再到主动放弃北京，共二十天。既然人们普遍地认为招致大顺军在山海关大败的主要原因，是入京以后的追求享受，丧失战斗意志，那么问题的热点自然应集中到前一阶段的二十二天。我们且不说一支朝气蓬勃的军队，竟然在短短的二十二天里便腐化得不能打仗，听起来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也不说某些论著为 了证明大顺军在北京急剧“腐化”，而在材料上不得不借重当时敌对势力所编造的污言秽语。还是先来看看在这段时间里，大顺政权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吧。

大致来说，大顺政权在这段时间内的活动主要有以下几项：一、迅速地稳定京师的人心和社会秩序；二，接管和清理明王朝的中央机构，对数达二、三千名的明朝官僚进行甄别，或予录用，或加惩办；三、向黄河中、下游的广大地区派设地方官，于战略要地派驻军队，以建立政权，稳定地方；四、抽调部分军队沿运河南下，试图打通漕运道路并为尔后的大举南征作准备；五、筹备即位典礼，制定一统之规，草拟政策、法令、仪注；六、清点府库仓储，没收皇宫、宗室、勋戚、太监的财产，对贪污官僚进行追赃助饷；七、着手解决土地问题；八、打击太监和厂、卫；九、问民疾苦；等等。现分述如下：

二、接管和清理明朝廷各衙门 大顺军进京时，明朝在京官僚大约有两三千人，其中只有二十几个人自杀，甘心充当朱明王朝的殉葬品，对剩下的一大批人员如何处理，是个政策性很强的工作。大顺政权在三月十九日发布的命令说：“文武各官，于次日投职名，二十一日见朝。愿为官者量材擢用，不愿者听其回籍。如有隐匿者，歇家、邻佑一并正法。”[37]

为了吸收地主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也举行了考试。四月初二日，“黎志陞充随驾考选试官，考京城生员，出题《天与之人归之》”[45]。同时，顺天府召试了所属各县生员，中试者由吏政府选授官职。

六、继续推行追赃助饷等政策 大顺政权在北京期间的财政政策，是西安时期的继续。它和历史上各个新建立的封建王朝不同，没有宣布在保护地主阶级土地财产所有制的前提下实行轻徭薄赋，而是坚持“三年免征”赋税，用没收明内帑、宗室、勋戚、太监的家产和对官僚实行追赃助饷的办法，来解决财政问题。 关于大顺军攻克北京之后，究竟从宫中缴获了多少属于皇帝的私财（即内帑），各种史籍记载分歧很大。比较可信的说法是白银三千七百万两，黄金一百五十万两，数量相当庞大[50]。对于明宗室和勋戚的财产，在政策上同对官僚的追赃是有区别的，前者的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而对后者则在数额上有一定的限制。在京期间的追赃助饷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在大顺军所到之处普遍推行这项政策；二是指在北京城内对明廷官员实行的追赃助饷。

下面着重谈谈在北京追赃助饷的经过情形。

据杨士聪记载，三月“二十七日，派饷于在京各官，不论用与不用。用者派少，令其自完，不用者派多，一言不辨即夹。……其输饷之数，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科道、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矣。勋戚之家无定数，人财两尽而后已。”[51]

追赃的做法，据亲身经历者的记载，都是说发到刘宗敏、李友等大将营内，由农民军官佐、战士追比[52]。“言卿相所有，非盗上则剥下，皆赃也。”[53]抗拒不 纳或纳不及数者，用夹棍刑追。当时在北京的明廷官僚，因追赃受到刑拷的人数由于史料芜杂，无法作出正确统计。但是可以肯定，许多史籍为了渲染农民军的残暴，过分地夸大了受刑的人数。杨士聪就说过，“其未受刑者甚多。若坊刻随意填注，半属未真。”[54]后来清修的《明史》中也说，“大抵降者十七，刑者十三。”[55]

在北京的追赃从三月二十七日开始，由于反应相当强烈，李自成也发觉这样搞法对大顺政权的稳定和进而统一全国可能造成不利的影响。因此，他在四月初八日便亲自出面干预，下令停止在北京的追赃助饷，对明廷官僚，不论是否已交足所派饷额，一律释放。但是，这一果断措施只限于对明廷官僚，各地方的追赃活动仍然在雷厉风行地进行。

“……闯官莅任，则土贼豪恶投为胥 役，虎借豺藂，鹰假鹯翼，以割富济贫之说，明示通衢：‘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故有百年之宅，千金之产，忽有一二穷棍认为祖产者，亦有强邻业主明知不能久占而掠取资物者，有伐树抢粮得财物而去者。一邑纷如沸釜，大家（指官绅地主）茫无恒业。”[59]

日照县官僚地主厉宁在本县和诸城县拥有四千多亩土地。当地大顺政权建立后他畏罪潜逃，“所存田产、牛只、家属，悉为二县民人瓜占。”[60]这两个县属青州府管辖，该府是明朝衡王建藩的地方，王府的禄粮和庄田也被“仆佃悉行侵欠。”[61]山东青州地区的农民们在大顺政权支持下，“均”大地主的田产，可以视为大顺政权管辖区内土地关系变动的一个缩影[62]。自然，不能据此而推论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军领导集团，制定了平均分配土地的法令。但是，在大顺农民革命浪潮荡激所至的地方，大土地所有制受到了猛烈冲击，部分在明王朝统治下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收回或夺得了部分土地，则无疑是个事实。这年五月，江西临川绅士曾益写了一篇《讨贼檄》，以地主阶级代言人的姿态破口大骂大顺军“掠我资，均我产” [63]，也反映出农民革命带来了包括土地在内的社会财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在叙述大顺政权为解决土地问题而采取的措施时，应当指出均田在大顺政权的活动中并不占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在明末统治阶级的沉重压榨下，农民往往整甲整里地逃亡，耕地大面积抛荒；由于农民军到达的地方，明宗室、官绅大批地被消灭或者窜往他乡，出现了大量无主之田。因而在这种特定的条件下，土地问题反而不显得那么突出。现存史料中涉及土地关系的比较少见并不奇怪。总之，我们不应该否认大顺政权曾经着手解决贫苦农民的耕地问题（即均田），也不能过分渲染大顺政权的均田政策。

对于明代臭名昭著的特务机构东厂和锦衣卫，大顺政权断然地予以废除[67]，厂、卫头目一律从严惩办。这件事深得人心，连当时一个敌视大顺政权的封建文人也不得不用赞扬的口气说道：“向来厂卫知名者咸从束缚，要津猾胥，先倾其家而后杀之。此举差强人意。”[68] 大顺政权对那些世袭的所谓开国功臣、靖难功臣之后和皇亲国戚，则给以摧毁性的打击。三月二十二日处死了成国公朱纯臣。两天以后，又押解勋卫武职官员二百多人斩于平则门外[69]。

四月上旬，李自成先后两次召见了城内和城郊各村镇耆老，“问民间疾苦，有 无扰害？”[73]受到接见的耆老们出宫后，喜形于色地传告李自成头戴大绒帽，身穿天蓝箭衣，同其他将领简直没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