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粉和头虱
我成长在台湾南部一个滨海的小城,叫做高雄。1961那一年,小学二年级,发生了一件大事。班上一个女生突然严重呕吐,被紧急送到医院。没多久,学校就让我们都回家了,全市的学校关闭。过了一段日子,当我们再回到学校的时候,班上几个小朋友的座位,是空的。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一种病,名叫“霍乱”。我们当时当然不知道,高雄的“邻村”——香港,在同时,被同一波传染病所袭击,15个人死亡。早在“非典”之前,我们的命运就是彼此相连的,但是我们懵懂无知。
是的,我是一个在所谓“第三世界”长大的小孩。想象一下这些黑白镜头:年轻的母亲们坐在拥挤不堪的房间里,夜以继日地制作塑料花和廉价的圣诞饰灯,孩子们满地乱跑,身上穿的可能是美援奶粉袋裁剪出来的恤衫;那运气特别好的,刚好在前胸就印着“中美合作”的标语,或者凑巧就是“净重二十磅”。
1975年我到美国留学,第一件感觉讶异的事就是,咦,怎么美国人喝的牛奶不是用奶粉泡出来的?1961年的班上,每一个女生都有头虱,白色细小的虱卵附着在一根一根发丝上,密密麻麻的,乍看之下以为是白粉粉的头皮屑。时不时,你会看见教室门口,一个老师手里举着一罐DDT杀虫剂,对准一个蹲着的女生的头,认真喷洒。
香港人和台湾人有很多相同的记忆,而奶粉﹑廉价圣诞灯﹑霍乱和头虱,都是贫穷的印记。如果我们从我的童年时代继续回溯一两代,黑白照片里的景象会更灰暗。一个西方传教士在1895年来到中国,她所看到的是,“街头到处都是皮肤溃烂的人,大脖子的﹑肢体残缺变形的﹑瞎了眼的,还有多得无可想象的乞丐……一路上看到的溃烂皮肤和残疾令我们难过极了。”
1900年,一个日本作家来到了香港,无意间闯进了一家医院,便朝病房里面偷看了一眼。他瞥见一个幽暗的房间,光光的床板上躺着一个“低级中国人,像蛆在蠕动,恶臭刺鼻”,日本人夺门而逃。
可是,为什么和你们说这些呢?为什么在今天这样的时间﹑这样的地点﹑这样的场合,和你们说这些呢?
我有我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