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洛阳城由内城和外郭城组成①。内城是在东汉、魏晋旧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形制和范围，经考古勘查证明，基本与魏晋故城相合②。外郭城为北魏新筑，因未进行考古勘查，文献记载仍有许多问题不够明晰，所以有必要进行探讨。
一　外郭城的范围
北魏洛阳外郭城的范围，《洛阳伽蓝记》卷五明言:“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因此历来大都在此范围内探求外郭城四面的界限。很多研究者将外郭城南北界限定在邙山和洛水之间，统而言之十五里；东西以七里桥为界，因有“七里”一词，则认为该桥距建春门为七里；西则以长分桥为界，依“出阊阖门外七里长分桥”而定为七里；在此基础上再加内城东西六里而凑足东西二十里。但是应当指出，这种计算方法，在南北界方面，没有考虑到古洛河的位置对南北距离的影响。东面的界限，猜测成分很大，且未计七里桥东一里到郭门的距离。西面的界限则缺乏旁证资料比定长分桥的位置，无法验证文献所记距离是否正确。鉴于此种情况，本文根据《洛阳伽蓝记》的记载，结合墓志以及对部分地区的实地调查，提出一些与上述不同的看法，供同志们参考指正。
东界:《洛阳伽蓝记》卷二记载:“出建春门外一里余，至东石桥。……桥南有魏朝时马市，……桥北大道西有建阳里，大道东有绥民里。”“绥民里东，崇义里”。“崇义里东有七里桥，……七里桥东一里，郭门开三道，时人号为三门。……京师士子，送去迎归，常在此处。”上述地点距建春门的里程，以“方三百步为一里”推算，并考虑里坊间以及里坊与桥的间距，大致情况是:崇义里距建春门约三里余；七里桥近四里，郭门约为五里。
除上所述，《水经注》卷十六“穀水”条记载，穀水“出自城池也。其水又东，左合七里涧。……涧有石梁，即旅人桥也。”《魏书》列传七十一“冯熙传”亦载:“熙柩至洛七里涧，高祖服衰往迎……。”据此，七里桥为跨七里涧之桥，亦称旅人桥，该桥“朱超石与兄书云，桥去洛阳宫六七里”③。可见七里桥的“七里”是指对洛阳宫的距离而言。洛阳宫与内城东城墙的距离，依考古勘查实测图观察，约为三里④。这样，七里桥距内城东城墙的距离约为四里，与上面推算的里程相合。以此为准，大致可以推断七里桥在今大石桥村西附近，郭门则在七里桥东一里。
南界:《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宣阳门外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东有四夷馆，……道西有四夷里……。”可见城南是以洛水为界分为两部分，因此有必要首先明确古洛河的位置。据实地调查和当地群众介绍，古洛河河道大致是从今东新庄西，经东新庄北，流至东石桥村北，又经佃庄、西大郊、东大郊村南，再过东凹庄北、北许村、桑头南，然后东流与今日洛河河道合⑤。从古洛河河道来看，东新庄以西一段略直一些，它正处于城西寿丘里南北十五里的南界。东新庄至西大郊村这一段，若以西大郊村为准东西画一直线，则东新庄至西大郊村的古洛河河道向北弯曲1-3里，故该段处于邙山与洛河之间的距离不足十五里。东大郊村以东的古洛河河道较直，所以城东南北距离足十五里。
在洛河以南，可将距宣阳门四里左右，与宣阳门相对的西大郊村南比定为永桥的位置。永桥以南的南界为圜丘。据《魏书》卷八“世宗纪”记载，景明二年十一月“壬寅，改筑圆丘于伊水之阳”。圜丘与永桥相对，从今西大郊村向南引直线至今伊河河堤北(即伊河故道北)，王疙壋村南一带，大体可比定为圜丘的位置。上述比定的永桥与圜丘间的距离大约为五里。下面再探讨一下永桥至圜丘一段的东西范围。据《水经注》“洛水”条说，洛水“又东过洛阳县南，伊水从西来注之。”“伊水”条说，“伊水又东北至洛阳县南，迳圜丘东，……伊水又东北流注于洛水。”据当地群众介绍，传说东大郊村即是伊洛相交之处，地点约在东大郊村偏东一带；并说伊水过去大致从今王疙壋村东流经相公庄东，再东北流至东大郊村东与古洛河相交，解放前发水时，伊河水也曾这样流过。这些传说与上述文献记载基本相合，比较可信。因此，永桥与圜丘间的东界不会越过古伊洛相交的东大郊村一带；若以永桥与圜丘间的南北御道为准，御道东的范围约2-3里左右。御道西的范围，从设有四夷里，且慕义里万有余家来看，至少也在二里左右。
西界:《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载，白马寺“在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出西阳门外四里御道南，有洛阳大市，周迴回八里。……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市西有延酤、治觞二里。……”，“自延酤以西，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邙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并名为寿丘里，皇宗所居也。”根据上述史料，可看出大市东二里应夹在白马寺与大市之间，白马寺在西阳门外三里，是大市东二里在距西阳门第四里位置内。以此类推，大市“出西阳门外四里……”应指大市东部边界与西阳门的距离；大市周迴八里，即东西南北各占二里，所以大市实际位于距西阳门第五、六里内。大市西二里东西占一里，应在距西阳门第七里内。张方沟在大市西延酤里之西二里，距西阳门为九里。
但是上面根据寺、里坊、市的排列所推算的里程，与文献记载有出入。比如《洛阳伽蓝记》卷四说:“出阊阖门外七里长分桥，……朝士送迎，多在此处。”所谓长分桥，卷四说:“中朝时以穀水浚急，注于城下，多坏民家，立石桥以限之，长则分流入洛，故名曰长分桥。或云:晋河间王在长安遣张方征长沙王，营军于此，因名为张方桥也。”可见长分桥即是张方桥，前述张方沟即应为该桥下之沟名。这样，前面推算的九里与《洛阳伽蓝记》所述的七里就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虽然在获得考古勘查结果之前很难解决，但仍有线索可寻。据隋开皇九年张礼暨妻罗氏墓志称:“葬张方桥北二里，却背芒足，前眺洛川”⑥。该墓志，一说出土在大马村东，下黄村北⑦，按此说张方桥应位在今下黄村与其南周村之间，这个位置与阊阖门相距约十里。另一说出土在平乐村西二里许⑧，按此说张方桥应在今象庄西一里半左右，这个位置与阊阖门基本相对，其间距离约为九里，与前述推算里程相合，可信程度较大。
除上所述，城南洛河故道的位置也有助于说明城西的西部界限。如前文所说，洛河故道从今东新庄西流经东新庄北至东石桥村北，这段洛河故道若以西大郊村东西延伸直线为准，则向北弯曲1-3里，因此从阊阖门向西六、七里之地南北不足十五里；但是若将城西的西界移到上述推算的九或十里处，则南北基本够十五里。总之，根据《洛阳伽蓝记》所述城西里坊、市、寺的排列；根据墓志比定的张方桥的位置；根据洛河故道的位置等来看，疑《洛阳伽蓝记》所述“出阊阖门外七里长分桥”的“七里”有误，这段距离似以九里为宜。
北界:城北紧邻邙山，范围很窄。《洛阳伽蓝记》卷五“凝玄寺”条说:“在广莫门外一里御道东，所谓永平里也。……地形高显，下临城阙……”。可见该寺已近邙山脚下。城北其它设施，如禅虚寺、阅武场、光风园等等，其位置也在这个范围内，因此城北的北界约在距内城北城墙二里左右的地方。

二　外郭城的形制
(一)外郭城的形状:据前文推算、调查的结果，北魏洛阳内城建春门距郭城东界的郭门约为五里；西边阊阖门距郭城西界张方桥约为九里。这两个里数，加上内城东西六里，是外郭城东西共为二十里。在邙山与洛水之间，内城南北九里，加上内城北城墙距郭城北界二里，内城宣阳门至永桥四里，南北共为十五里(由于洛河故道位置的影响，从今东新庄至今西大郊一段南北不足十五里)。洛河以南，在永桥与圜丘之间，南北约五里，东西范围约4-5里。这样，外郭城的形状大体呈东西宽南北窄，南部有突出部分的凸字形(内城则位在郭城中部偏东北的位置)。
(二)外郭城的郭门、城墙与街道:
郭门，《洛阳伽蓝记》仅提到城东“郭门开三道”；城西、城南只分别提到张方桥和永桥两个出入口；城北连出入口的记载也未见。估计城北依邙山为防御重地，居民很少，大概不会有正式的郭门。
外郭城城墙，史籍无明文记载。城东因《洛阳伽蓝记》提到有郭门，估计会有城墙。其它三面，西有张方桥，北依邙山，南临洛水和伊水，这三面是凭借山水以代城墙，还是另筑有城墙，只好待将来考古勘查或发掘时来定。

(三)外郭城内主要建筑布局:据文献记载，外郭城内主要建筑为里坊、寺、市、礼制建筑等。现分述如下:
1.里坊:
里坊数:北魏洛阳城的里坊数，文献记载不一。《洛阳伽蓝记》卷五记为二百二十里；《魏书》卷八“世宗纪”载:景明二年“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魏书》列传五“广阳王嘉传”载:“京师四面筑坊三百二十，各周一千二百步”。上述里坊数的差异，过去多数学者认为二百二十里为三百二十里之误。其实不然。根据《洛阳伽蓝记》卷五“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来看，所谓二百二十里，系指洛河以北部分，除去庙社宫室府曹以后的里坊数。就目前所知，在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范围内，古洛河河道约占去十余个里坊的面积；内城东西六里，南北九里共有五十四个里坊的面积，其中庙社宫室府曹占去二分之一以上；城西寿丘里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一个里坊就占有三十个里坊的面积；大市周迴八里占四个里坊的面积；融觉寺占地一里(一说三里)；永明寺占地一里；其它诸如白马寺，皇女台，城南的景明寺，城东的小市等均占去了较多的里坊面积。因此，在洛河以北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的范围内，按方三百步为一里计算，共可排满三百个里坊的总数内，若减去上述被多占去的里坊数，二百二十里是比较接近于实建的里坊数，也就是说《洛阳伽蓝记》所述二百二十里，是指洛河以北实有里坊数而言。
除上所述，在洛河以南即永桥至圜丘这块向南突出部分，南北五里，东西四至五里，共占二十或二十五个里坊面积。在这个地段内，《洛阳伽蓝记》载有四夷馆，四夷里，以及白象坊、狮子坊、中甘里等。根据《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景明初，……萧宝寅来降，……为筑宅于归正里”。归正里位于四夷里内，是四夷里与四夷馆应建于景明初。而白象坊“永平二年……太后遂徙象于此坊”；狮子坊的狮子于“永安末，醜奴破，始达京师”(《洛阳伽蓝记》卷三)。可见上述二坊较晚，似不应包括在景明二年筑坊的数内。就四夷里来说，《洛阳伽蓝记》卷三记载其中的慕义里万有余家，归正里三千余家。这类里坊与城西的寿丘里类似，当为占地面积较大的一组里坊的共名。仅上述二里，按《魏书》列传五十六“甄琛传”:“京师诸坊，大者千户，五百户……”的记载计算，就相当于十余个上千户的大坊。因此说景明之世，永桥以南圜丘以北的四夷里和四夷馆共占二十个里坊面积左右并不过分。这样，洛河以北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共可排满三百个里坊，洛河以南即永桥至圜丘一带共可排满二十个里坊，加起来共三百二十个里坊左右。由此可见所谓三百二十(三)坊，绝不是指北魏洛阳城的实建里数，否则不属于里坊建置的，占地面积较大的“庙社宫室府曹”等建筑就会变成空中楼阁了。所以按照上述分析，合乎实际，合乎逻辑的解释似为:三百二十(三)坊是指北魏洛阳城可容纳的里坊数。换言之，即是指北魏洛阳城的面积相当于三百二十(三)坊。
里坊的形制:《洛阳伽蓝记》卷五说:“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魏书》卷一百一十四“释老志”说:“不听毁坊开门，以妨里内通巷”。由此可知，一般里坊的形制为一里见方，设有坊墙，内设十字街，并有小巷，四面开门(11)。里坊除比较规整的一里见方者外，亦有大小不同的里坊并存。比如前述慕义里万户，归正里三千户，建阳里二千户；寿丘里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以上俱见《洛阳伽蓝记》)，《魏书》列传五十六“甄琛传”:“京邑诸坊，大者千户，五百户……”等等。这些例子说明，在规划都城时，里坊就有大小之别。
里坊的分布:北魏洛阳城里坊的分布不甚均衡。内城由于宫城、庙社府曹等所占面积达二分之一以上，里坊设置很少。因此郭城当为主要里坊区。按前述推断的外郭城的范围，城西面积最大(15里×9里)；城东面积略小(15里×5里)；城北依邙山，地方偏狭，且为防御重地，里坊最少。城南宣阳门外御道西洛河以北占地面积较大，但里坊很少；御道东洛河以北主要为“三雍”、寺等占据；永桥南圜丘北为四夷馆与四夷里，户数较多。据上所述，北魏洛阳外郭城内的主要里坊区(即居民区)，似乎应在城西、城东及永桥南圜丘北一带。但是在此三区中，有迹象表明城西、城东的里坊并非排的很满。比如《洛阳伽蓝记》在城西阊阖门至张方桥一线以北；城东建阳里、绥民里、崇义里以北均未提到任何里坊，此种情况至少说明在这一带设置的里坊可能是很少的。
里坊的排列:关于北魏洛阳外郭城里坊的排列，过去多数学者认为在郭城内规划，排满了一里见方的里坊(12)，或说排列的与棋盘格一样整齐(13)。持上述看法者，除依据《洛阳伽蓝记》卷五“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方三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这条材料外，还多引用隋唐长安城的里坊资料。众所周知，隋唐长安城的形制虽然承袭了北魏洛阳城的许多特点，但两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与现在论述的问题有关的最大区别，就在于隋唐长安城是平地起家，完全新建的城市。这样既便于整体规划，又能按规划进行建设。隋唐长安城的里坊正是在整体规划的前提下，以整齐的纵横街道区划出来的，因此里坊按大小排列，井然有序，很有规律。但北魏洛阳城则不然。它是在利用、改造魏晋“九六”城的基础上兴建起来的，虽然在增筑外郭城时似有整体规划，但它受旧城规范的制约，很难完全按规划进行。比如北魏洛阳城的街道，从钻探实测图来看(14)，远不如隋唐长安城规整。这样从整体上看，里坊的排列就失去了整齐划一的前提。就《洛阳伽蓝记》所记述的里坊情况来看，里坊除一里见方者外，还有很多里坊大小相差悬殊，并且在位置上参差不一，无一定的排列规律。此外，还有很多因素影响里坊的整齐排列，诸如大寺院或大邸宅地占一里或跨里，某些寺院随意侵夺民居，毁坊开门；以及原有重要建筑物(如白马寺、皇女台等)和某些地理上的障碍(如城南洛水、伊水，城东东注之阳渠水等)等，都是妨碍里坊整齐规划的重要因素。在此情况下，很难想象北魏洛阳外郭城的里坊在整体上能象隋唐长安城那样规整，更不用说排满一里见方的里坊，能如棋盘格一样整齐。因此只能说在某些条件比较具备的地段或局部地区，里坊排列可能比较规整。

里坊的区划:最后再简单提一下里坊的区划问题。据文献记载，北魏洛阳城的居民皆为里坊的编户。诸坊居民虽有混杂(15)，但大致有一定的区划。从《洛阳伽蓝记》所反映的情况看，外郭城(包括洛河南)是由不同的生活区组成的，在每个生活区都设有市、寺，以满足居民经济和精神生活的需要。比如城西主要为皇宗贵族，鲜卑系大官僚等内迁者居住区，在此区内设有中央市场性质的大市，及较多的豪华的佛寺。城东主要为一般士庶和汉族官僚居住区，在此区内设有供一般居民生活所需的小市，佛寺除个别较大外，余均较小。城南宣阳门外御道东洛河北为“三雍”所在，是“文化区”。永桥南圜丘北为安置从南方和“四夷”来的人口而设置的“侨居区”，在此区内设经营水产的永桥市，以及巷市等，并有胡人立的佛寺。除上所述，里坊的分配也大致有一定的标准，比如有以“官位相从”为主(如城东的东安里，昭德里等)；有以族姓为主(如城西的寿丘里等)；有以一般士庶为主(如城东建阳里等)；有“分别伎作”设里坊(如城西大市周围的十个里坊，城东小市北的殖货里)等。
上述里坊的区划虽然与里坊的形制无直接关系，但它却为进一步研究里坊的配置提供了线索。同时也反映出在增筑外郭城时，对外郭城内的布局是有一定的整体规划的，因之它也是影响外郭城形制的重要因素。
2.寺、市和礼制建筑的配置:
在北魏洛阳外郭城中，大规模营建佛寺；在不同的居民生活区分别设置固定市场，并围绕市场形成不同的商业区，是北魏洛阳城城市布局的重要特点。关于这些问题，《洛阳伽蓝记》记载很详细，故不赘述。
关于“三雍”等礼制建筑，除《洛阳伽蓝记》有详细记载外，还作过考古钻探或试掘，详细情况请参见《汉魏洛阳城初步勘查》一文(16)。

小结
中原地区自曹魏邺城以来，都城的设计就在不断地改变旧的传统。到北魏迁洛以后，在都城的形制和布局方面又有重大的发展，并对以后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比如隋唐长安城，即承袭了北魏洛阳平面呈横长方形的形制，并将北魏洛阳外郭城居民区与内城宫苑、主要衙署隔开的作法，发展成为外郭城和皇城的设计；隋唐长安城还承袭了北魏洛阳的里坊制，而且更加规整，排列井然有序；同时还承袭了北魏洛阳在主要居民区设置固定市场的作法……等(27)。总之，北魏洛阳城的形制和布局的主要方面，均为隋唐长安城所承袭发展；而隋唐长安城的形制、布局又对以后各朝都城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8)。因此可以说，北魏洛阳城的形制，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洛阳外郭城东

洛阳内城

洛阳外郭城南

洛阳外郭城西
外郭城最西边的上流社会区 ，寿丘里（又叫王子坊）面积非常大，形状狭长，“ 张方沟以东，南临洛水，北达芒山，其间东西二里，南北十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