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多把孟子供在庙里，笼统地奉之为“亚圣”。韩愈将他捧得极高，赞他是孔子唯一继承人；朱元璋却骂其大逆不道，嚷嚷着要砍了他脑袋；冯友兰先生则冷冷地站一边，说他是地主阶级的保守派。这些评价都是后来人们定义的，难免受着评价者自己及当时思想氛围的牵制。我认为要给孟子这个老叟定位，很简单:
他是一个大丈夫！
景春曾经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公孙衍、张仪，散了六国之纵，兴了天下之兵，的确是“改变世界”的大丈夫。但若扒下他们的皮袍，是否能看到其下藏着的“小”呢？他们的巧言令色，他们的阳奉阴违，他们的吮痈舐痔，他们通向“大丈夫”的道路是多么的肮脏，而世界又被他们改变得何等不堪。
孟子对景春的回答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早已摒弃了道义与原则，以顺从强者为业。不过就像是个小心侍奉丈夫的小妾，“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不过获个宠幸罢了。
那么，什么又才能算作大丈夫呢？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住在天下最豪华的居所――仁；立于天下最正当的位置――礼；走在天下最宽阔的大道――义。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想,这是老夫子的自比吧。他出生于贵族之后裔，从学于子思之门人。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内心中深藏着圣人的大道。处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年代，面对充塞仁义的邪说，率兽食人的诸侯，自负、自信的他，自觉地担负起匡天下正人心的重任。与告子辩性，与许行谈劳心与劳力，批驳夷之的爱无差等；骂诸侯为“罪人”，斥善战者服上刑……一场场辩论，一次次教训，不仅仅是为了履行自己儒家卫士的责任，更是为了守护在狂风中飘忽的道义烛火。
与温良恭俭让的孔子“畏大人”不同，咄咄逼人的孟子则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因为，“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代表道义的孟子，又怎么会低首于世俗的权势呢？“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自视为“道”的化身，自认是王者师，他要以“道”来监督和引导诸侯的“势”，使“王”成为“道”。带着这份舍我其谁的自负以及对人性本善的信念,怀着赤子之心，面对不同的诸侯，大谈着相同的尧舜之道。这些诸侯中，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可以说是三个孟子最看重的人。
这三人中，滕文公是最早也是诚心求教于孟子的。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宋国，当时滕文公还只是世子。孟子的理想国打动了他天真的心。他父亲滕定公去世后，他听从孟子，不顾百官反对，行了三年之丧，以明行仁政之志。据孟子记载，“吊者大悦”。大约于公元前322年时孟子到了滕国，此时孟子五十岁。滕文公意以孟子的理想治理着国家，行井田制，收什一税，兴办教育，遵守礼制。然而，滕国的仁政是无法使孟子满足的，他要的是全天下能受到尧舜之泽。可是滕国实在太小，又间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小心侍奉着他们，却终究还是受着欺负。文公自己也惶惶不可终日，时不时嘀咕“事齐乎？事楚乎？”。孟子起初还拿着“王者无敌”与他过家家，后来也只能无奈地给他两个选项让他选择：要么效仿太王古公亶父放弃君位离开；要么守护祖宗的基业，“效死勿去”。滕国这叶小舟终是载不动孟子的王道，而这叶小舟也将在大浪中倾覆。两年后，他怅然离去。数年之后，滕文公去世，孟子以齐国客卿的身份参加了他的丧礼，不知那时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文公死后不久，滕被宋国所灭。滕国，这朵被孟子亲自浇灌过的王道之花，凋落尘埃。
公元前320年，孟子到了魏国，见了梁惠王。当时魏国的处境，可由梁惠王自己的一句话得知：“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一系列的失败刺激着惠王的国家自尊心，他决心恢复晋文公的霸业，于是四处招纳贤才，孟子也就在这时来到了魏国。
然而孟子炽热的心在见梁惠王第一面时就立刻冷了下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我国乎？’”太史公读到此处，“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此章为《孟子》的开篇第一章，我想也是孟子一生的最好的象征。他仁义的大纛无法指引逐利的诸侯。他们依旧是率兽食人，依旧是争城略地，依旧是杀人如麻。
第一次见面虽然让孟子心冷，但还是对惠王空怀着希望。对他讲“与民同乐”，给他构建着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乌托邦。
然而，这第一次的会面，不但孟子对惠王失望，惠王也觉得这老头“迂远而阔于事情”。惠王心里想的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一年后，惠王死，襄王立，孟子看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比他老子还不济，也就离开了魏国。这次，他去了齐国。
可以说，孟子对齐国的期望是最大的。孟子去齐国之前还对徒弟公都子吹牛：管仲晏子何足道哉？当然，孟子这次的自信的确是有客观的理由的。首先是齐国绝佳的地理条件：方圆千里的大国，人丁兴旺；又临海，几乎垄断着当时的食盐贸易，极其富庶。其次，齐宣王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连天天骂人的李贽也赞他为“一代圣主”。用我们今天的语言，一句话足以概括齐宣王：他是一个意识到“道”高过“势”君主。
孟子大约是在公元前318年到的齐国，那时宣王刚刚继位。齐国专门有一个招待士人的地方叫做稷下学宫，孟子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孟子与齐王的第一次交谈开头也挺扫兴。宣王见了孟子，开口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不过这对于孟子想必是意料之内的问题，他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的回答很巧妙，不直接表达对于桓文的不屑，而是说我没听说过，并立刻将话题转移到了“王政”。宣王也挺聪明，反问一句：连我这种人也可以行王道吗？孟子很果断地回答：可以！
孟子早已打探到了一件事：齐宣王曾经见到衅鈡之牛临死前在惊恐颤抖，就让人放了它，换了只羊来代替。孟子以此入手，先帮宣王开脱，让他免了小气之嫌，而以“不忍之心”来解释。宣王十分感激，然而却不知孟子讲这事还有别的用意。“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所以行王政“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宣王仍然不肯投降，又与孟子周旋半天，最后终于放弃了抵抗“吾惽，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话是这么说，但是宣王依旧是忘不了他心中的“大欲”——桓文之事。所以，只是在孟子面前耐着性子听他唠叨尧舜，待到他走了，定又寻来志同道合之士商量“霸道”。孟子也没办法，只能在一边叹息“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孟子努力使自己的余温能留得久一些，时不时吓一吓宣王，如果你不行仁政，那么你的王位也是难保的。但是宣王还是觉得哪凉快哪呆着好。厚着脸皮，编出很多借口来期望孟子别再啰嗦尧舜：“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当然看穿了他的把戏：这些毛病跟王政不矛盾嘛，好勇，请好大勇；好货，好色，请与民同乐。
宣王虽然不喜欢孟子的高谈阔论，却十分尊敬他。反而孟子却一直摆着架子，高兴了去看看齐王，骂他几句，不高兴了就躲在家里装病。有一次孟子装生病，宣王还把自己的御医派去为孟子治病。连孟子的朋友景丑都说“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子之敬王也。”看来，齐国人应该都是有这种想法的。
想是宣王觉得自己有了舆论的优势，竟然有一天向孟子提出“姑舍女所学而从我”，你的学说不靠谱，还是跟我讲讲桓文之事嘛。孟子说，你让我跟你学治国之道，不就像是让玉匠来跟你学习如何雕琢美玉吗？
我想，二人在这事之后便开始渐渐有了隔阂，之后燕国的战事终于使得二人的关系破裂了。燕国发生了内乱，宣王问孟子，燕国可以去攻打吗？孟子说，可以。果然，齐国攻入燕国受到了燕国百姓的欢迎，不久整个燕国就被打了下来。孟子这时让宣王安抚燕国百姓，扶植一个百姓爱戴的燕国贵族为国君，然后撤军。但宣王不愿意，他希望占领燕国。这最终使得燕人起来反抗，其他诸侯国也乘机组成了反对齐国的联盟。宣王无颜再见孟子，孟子也觉得再呆下去没有意义。宣王派人挽留，但孟子终于还是走了。公元前312年，他回到了故乡邹国，再也没有出来。
回乡后，他与弟子万章等人留下了三万余言，以期待后世的王者。
依旧是齐国，公元前221年。秦王的军队已经到了城脚下，齐王建在临淄城里一言不发。面对秦军，他想起了赵国被活埋的四十万冤魂，也想起了避狄人于邠的太王。他独自走向了秦军，选择了放弃抵抗，最终饿死在了自己的流放之地。李贽说齐王建此举“有大功德于民”。我想，这其中也许有稷下学宫曾来过孟子的缘故吧……
战国，一个铁穿透青铜脱颖而出的时代。孟子就是这个时代的铁，是我们民族骨骼中的钢。
他是一个大丈夫！
景春曾经问孟子:“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公孙衍、张仪，散了六国之纵，兴了天下之兵，的确是“改变世界”的大丈夫。但若扒下他们的皮袍，是否能看到其下藏着的“小”呢？他们的巧言令色，他们的阳奉阴违，他们的吮痈舐痔，他们通向“大丈夫”的道路是多么的肮脏，而世界又被他们改变得何等不堪。
孟子对景春的回答是：“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他们早已摒弃了道义与原则，以顺从强者为业。不过就像是个小心侍奉丈夫的小妾，“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不过获个宠幸罢了。
那么，什么又才能算作大丈夫呢？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 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此之谓大丈夫。”
住在天下最豪华的居所――仁；立于天下最正当的位置――礼；走在天下最宽阔的大道――义。这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我想,这是老夫子的自比吧。他出生于贵族之后裔，从学于子思之门人。血管里流淌着高贵的血液，内心中深藏着圣人的大道。处在“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的年代，面对充塞仁义的邪说，率兽食人的诸侯，自负、自信的他，自觉地担负起匡天下正人心的重任。与告子辩性，与许行谈劳心与劳力，批驳夷之的爱无差等；骂诸侯为“罪人”，斥善战者服上刑……一场场辩论，一次次教训，不仅仅是为了履行自己儒家卫士的责任，更是为了守护在狂风中飘忽的道义烛火。
与温良恭俭让的孔子“畏大人”不同，咄咄逼人的孟子则是“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因为，“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代表道义的孟子，又怎么会低首于世俗的权势呢？“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畏彼哉？”孟子自视为“道”的化身，自认是王者师，他要以“道”来监督和引导诸侯的“势”，使“王”成为“道”。带着这份舍我其谁的自负以及对人性本善的信念,怀着赤子之心，面对不同的诸侯，大谈着相同的尧舜之道。这些诸侯中，梁惠王，齐宣王，滕文公可以说是三个孟子最看重的人。
这三人中，滕文公是最早也是诚心求教于孟子的。他们的第一次会面是在宋国，当时滕文公还只是世子。孟子的理想国打动了他天真的心。他父亲滕定公去世后，他听从孟子，不顾百官反对，行了三年之丧，以明行仁政之志。据孟子记载，“吊者大悦”。大约于公元前322年时孟子到了滕国，此时孟子五十岁。滕文公意以孟子的理想治理着国家，行井田制，收什一税，兴办教育，遵守礼制。然而，滕国的仁政是无法使孟子满足的，他要的是全天下能受到尧舜之泽。可是滕国实在太小，又间于齐楚两大国之间，小心侍奉着他们，却终究还是受着欺负。文公自己也惶惶不可终日，时不时嘀咕“事齐乎？事楚乎？”。孟子起初还拿着“王者无敌”与他过家家，后来也只能无奈地给他两个选项让他选择：要么效仿太王古公亶父放弃君位离开；要么守护祖宗的基业，“效死勿去”。滕国这叶小舟终是载不动孟子的王道，而这叶小舟也将在大浪中倾覆。两年后，他怅然离去。数年之后，滕文公去世，孟子以齐国客卿的身份参加了他的丧礼，不知那时他的心里是什么滋味。文公死后不久，滕被宋国所灭。滕国，这朵被孟子亲自浇灌过的王道之花，凋落尘埃。
公元前320年，孟子到了魏国，见了梁惠王。当时魏国的处境，可由梁惠王自己的一句话得知：“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一系列的失败刺激着惠王的国家自尊心，他决心恢复晋文公的霸业，于是四处招纳贤才，孟子也就在这时来到了魏国。
然而孟子炽热的心在见梁惠王第一面时就立刻冷了下来。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我国乎？’”太史公读到此处，“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此章为《孟子》的开篇第一章，我想也是孟子一生的最好的象征。他仁义的大纛无法指引逐利的诸侯。他们依旧是率兽食人，依旧是争城略地，依旧是杀人如麻。
第一次见面虽然让孟子心冷，但还是对惠王空怀着希望。对他讲“与民同乐”，给他构建着五十衣帛，七十食肉；五亩之宅，百亩之田的乌托邦。
然而，这第一次的会面，不但孟子对惠王失望，惠王也觉得这老头“迂远而阔于事情”。惠王心里想的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一年后，惠王死，襄王立，孟子看他“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比他老子还不济，也就离开了魏国。这次，他去了齐国。
可以说，孟子对齐国的期望是最大的。孟子去齐国之前还对徒弟公都子吹牛：管仲晏子何足道哉？当然，孟子这次的自信的确是有客观的理由的。首先是齐国绝佳的地理条件：方圆千里的大国，人丁兴旺；又临海，几乎垄断着当时的食盐贸易，极其富庶。其次，齐宣王是一个有为的君主，连天天骂人的李贽也赞他为“一代圣主”。用我们今天的语言，一句话足以概括齐宣王：他是一个意识到“道”高过“势”君主。
孟子大约是在公元前318年到的齐国，那时宣王刚刚继位。齐国专门有一个招待士人的地方叫做稷下学宫，孟子就在那里住了下来。
孟子与齐王的第一次交谈开头也挺扫兴。宣王见了孟子，开口便问：“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不过这对于孟子想必是意料之内的问题，他回答：“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孟子的回答很巧妙，不直接表达对于桓文的不屑，而是说我没听说过，并立刻将话题转移到了“王政”。宣王也挺聪明，反问一句：连我这种人也可以行王道吗？孟子很果断地回答：可以！
孟子早已打探到了一件事：齐宣王曾经见到衅鈡之牛临死前在惊恐颤抖，就让人放了它，换了只羊来代替。孟子以此入手，先帮宣王开脱，让他免了小气之嫌，而以“不忍之心”来解释。宣王十分感激，然而却不知孟子讲这事还有别的用意。“今恩足以及禽兽，而功不至于百姓者，独何与？”所以行王政“是不为也，非不能也”。
宣王仍然不肯投降，又与孟子周旋半天，最后终于放弃了抵抗“吾惽，不能进于是矣。愿夫子辅吾志，明以教我。我虽不敏，请尝试之。”
话是这么说，但是宣王依旧是忘不了他心中的“大欲”——桓文之事。所以，只是在孟子面前耐着性子听他唠叨尧舜，待到他走了，定又寻来志同道合之士商量“霸道”。孟子也没办法，只能在一边叹息“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
孟子努力使自己的余温能留得久一些，时不时吓一吓宣王，如果你不行仁政，那么你的王位也是难保的。但是宣王还是觉得哪凉快哪呆着好。厚着脸皮，编出很多借口来期望孟子别再啰嗦尧舜：“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当然看穿了他的把戏：这些毛病跟王政不矛盾嘛，好勇，请好大勇；好货，好色，请与民同乐。
宣王虽然不喜欢孟子的高谈阔论，却十分尊敬他。反而孟子却一直摆着架子，高兴了去看看齐王，骂他几句，不高兴了就躲在家里装病。有一次孟子装生病，宣王还把自己的御医派去为孟子治病。连孟子的朋友景丑都说“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子之敬王也。”看来，齐国人应该都是有这种想法的。
想是宣王觉得自己有了舆论的优势，竟然有一天向孟子提出“姑舍女所学而从我”，你的学说不靠谱，还是跟我讲讲桓文之事嘛。孟子说，你让我跟你学治国之道，不就像是让玉匠来跟你学习如何雕琢美玉吗？
我想，二人在这事之后便开始渐渐有了隔阂，之后燕国的战事终于使得二人的关系破裂了。燕国发生了内乱，宣王问孟子，燕国可以去攻打吗？孟子说，可以。果然，齐国攻入燕国受到了燕国百姓的欢迎，不久整个燕国就被打了下来。孟子这时让宣王安抚燕国百姓，扶植一个百姓爱戴的燕国贵族为国君，然后撤军。但宣王不愿意，他希望占领燕国。这最终使得燕人起来反抗，其他诸侯国也乘机组成了反对齐国的联盟。宣王无颜再见孟子，孟子也觉得再呆下去没有意义。宣王派人挽留，但孟子终于还是走了。公元前312年，他回到了故乡邹国，再也没有出来。
回乡后，他与弟子万章等人留下了三万余言，以期待后世的王者。
依旧是齐国，公元前221年。秦王的军队已经到了城脚下，齐王建在临淄城里一言不发。面对秦军，他想起了赵国被活埋的四十万冤魂，也想起了避狄人于邠的太王。他独自走向了秦军，选择了放弃抵抗，最终饿死在了自己的流放之地。李贽说齐王建此举“有大功德于民”。我想，这其中也许有稷下学宫曾来过孟子的缘故吧……
战国，一个铁穿透青铜脱颖而出的时代。孟子就是这个时代的铁，是我们民族骨骼中的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