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间濮上的这个故事发生在2500年前，最早记载这个故事的是《韩非子·十过》，他把“不务听治，而好五音不已”，列为执政者的十种过失之一。但这个故事颇有些近似于寓言或是神话，它的叙事的虚构性质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很早就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认为它只是《国语·晋语八》“平公说新声”一段文字的附会。然而，问题也许不完全在这里，值得注意的倒是，所谓新声或“桑间濮上”之声，它们的真实身分究竟是什么？有人说是春秋末年郑卫等国的新兴民间音乐，这种说法影响相当深远，至今仍然有人相信，这就是民间的、世俗的音乐的源头。但师旷当时就明确认定，它是师延当年为殷纣王所作的靡靡之音。这样说来，新声其实是旧声，至少它曾经有过宫廷音乐的身分，尽管这宫廷早已随着殷商的灭亡而不存在了。但它的音乐却遗失民间，流传下来，成了新生的民间音乐中的一种。而它的价值在春秋末年又被卫灵公、晋平公这样的宗室贵族重新发现和认识，这只能说明，曾经使它沦为遗民音乐的那个权力中心可能遇到了麻烦。换句话说，周天子那时已不能有效地对其子民实行文化的控制了。

　　类似的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不是绝无仅有的，事实上，活跃在当时的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士人文人团体都对这种音乐持批评态度。墨子有《非乐》之论，老子也有“五音令人耳聋”的说法，而庄子则更进一步发挥了老子的思想，他甚至说：“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他们的这些理论，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积极意义，但是，却也或多或少带有反文化、反文明的色彩。除了道家思想后来发展成为以“审美”为中心的另一种艺术观念之外，其他如墨家和法家，都几乎不能在音乐发展史上立足。

文转新浪博客
作者：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