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明代国号与明教、白莲教无关
　　在中国传统社会，无论是偏安一隅的创业霸主，还是一统天下的开国皇帝，在开基立业的过程中通常会竭力建构政权的正统性以强化其统治基础。历代统治者建构正统性的手段通常包括建立国号、确定“德运”、①颁布历数、制礼作乐等一系列蕴含着传统宗教观念与古典意识形态的符号性手段，因此讨论明代的国号问题理应从正统建构的角度入手。然而对明代国号问题进行过深入探究的史学名宿吴晗、杨讷及陈学霖却分别选择以明教或白莲教作为考察明代国号出典和蕴涵的线索。
　　1941年，吴晗就明代国号问题提出了在中外史学界影响深远的观点。②他指出前代国号“或以初起之地名，或因所封之爵邑，或追溯其所自始，要皆各有其特殊之意义”。然而关于明代国号的出典与蕴涵，不但《明实录》、《明史》诸书语焉不详，明清学者亦从未涉及。他认为明代国号应与韩山童父子的“明王”称号有关。韩氏父子信奉的是早已与明教混合的白莲教，而“明王”的出典正是明教经典《大小明王出世经》。朱元璋曾“为明教徒”，“因明教而建国，故以明为国号”。③在此后出版的《朱元璋传》中，吴晗又对上述观点进行了补充。他指出朱元璋麾下诸将“都是明教徒”，选择出自明教经典的大明作为国号，是为了显示“新政权是继承小明王的，所有明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同舟共济。④
1983年，杨讷在探讨元代白莲教的文章中对吴晗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吴晗因白莲教、白云宗与明教具有共同特点即断言三派混合的论证方式“颇欠周密”。因为不管明教与白莲教存在多少相似之处，“只要明教还信奉摩尼佛，它就不会同崇奉阿弥陀佛的白莲教混合”。不止如此，明教在元代不但仍然是一个独立的教派，而且还获得了元廷的承认。上述事实表明，吴晗认为白莲教与明教混合的观点无法成立，“明王”亦与明教无涉。杨讷进而指出“明王出世”的口号出自白莲教经典《大阿弥陀经》，所谓“明王”即是阿弥陀佛。他还援引经文“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其光明所照”，“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期望以此为据论证明代国号的出典是《大阿弥陀经》。至于朱元璋选择大明作为国号的用意，杨讷认为是为了向民众表明新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光明世界的到来，同时也是“对自己出身佛徒的一个纪念”。⑤2009年，陈学霖鉴于杨讷的观点没能赢得应有的重视，国内外学者往往“仍然延续吴晗的错误”，特意撰写长文重申杨讷的主张。⑥
　　杨讷及陈学霖的贡献在于更正了明代国号出于明教经典的误解，但他们实际上仍然没有超越吴晗的研究思路，即以韩山童父子所信奉的宗教为线索探求明代国号的出典及蕴涵。或许正是由于研究思路的限制，杨讷、陈学霖的观点仍然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1366)已经将白莲教定性为异端教派并公开否定了弥勒佛的存在，因此他在洪武元年(1368)诏告天下的国号不可能出自白莲教经典。至正二十六年，朱元璋在对张士诚政权发动总攻时颁布了《平伪周榜》(按：又名《讨张士诚令》)。⑦榜文云：“不幸小民误中妖术，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困苦。聚为烧香之党，根蟠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荼毒生灵，无端万状。”⑧所谓“不幸小民”，“不解其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表明朱元璋认为部分民众不能觉悟白莲教教义的荒诞，误以为真有弥勒佛。正像杨讷明确指出的那样，元末的白莲教徒普遍持有弥勒转世的信仰，⑨因此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开将白莲教斥为“妖术”并断然否定弥勒佛之存在的朱元璋不可能选择与白莲教有关的国号。
　　其次，所谓朱元璋试图掩盖与韩林儿的隶属关系或担心他人亦利用白莲教或明教取明而代之的假说，不能抵消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公然否定弥勒佛的存在与明代国号出自白莲教或明教经典之间的矛盾。吴晗虽然对明教与白莲教的关系有所误解，但他却比杨讷、陈学霖更清楚地认识到了上述矛盾。⑩可惜的是，吴晗并没有就此改途易辙，而是试图设法弥缝其论断的漏洞。吴晗为朱元璋在讨伐张士诚时“深斥弥勒之传说”与洪武初年严禁白莲教及明教的行动提供了两个理由：第一，朱元璋担心如果白莲教继续流传，“则后来者人人可以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取明而代之”；第二，朱元璋受刘基、宋濂等儒士的劝说，决定摆脱与白莲教的干系，即吴晗所谓“隐去旧迹”。(11)姑且不论朱元璋少年时因饥荒而被迫为僧并没有坚定的佛教信仰，(12)参加红巾军的行动也不能表明他崇奉白莲教。即使笔者相信朱元璋打击白莲教的原因确如吴晗所论，仍然无法接受吴晗、杨讷等人的观点。因为，如前文所述，无论是吴晗还是杨讷，都假设朱元璋定国号为大明是为了争取明教或白莲教信众的认同。然而，朱元璋在至正二十六年斥白莲教为妖术并断然否定弥勒佛的存在，洪武三年更严禁白莲教及明教。(13)在这样的历史情境中，就算白莲教或明教信徒相信明代国号出自其所信奉的宗教典籍，仍然不能由此对明廷产生认同。
明代国号既然与白莲教、明教无关，那么明代国号究竟典出何处，又具有什么样的正统意涵呢?

朱元璋选择与元代共享国号出典的举措亦与明廷“承元”而不直接“继宋”的正统策略有关。元明之际的主要矛盾不是族群冲突，元末民变首领韩山童号称宋徽宗八世孙主要是为了强调其自身的正统性，未必有强调族群矛盾的意图。红巾军的著名口号“贫极江南，富称塞北”亦仅侧重于凸显江南与塞北在资源分配层面的矛盾。(26)与此相应，朱元璋政权在《谕中原檄》之前未曾提出强调族群矛盾的口号。(27)《谕中原檄》中虽有“驱逐胡虏，恢复中华”之语，但其目的却并不是要强调族群冲突从而将少数族群彻底驱逐，(28)而是要激发中原民众的华夏认同，避免其“反为我仇，挈家北走”。(29)钱穆、姚大力的研究从另外一个角度印证了族群冲突不是当时的主要矛盾，他们指出元明之际的士人与民众“华夷观念”淡薄，仅将元明兴替视作“一次改朝换代而已”。(30)上述情况表明，明廷采取“承元”的正统策略契合当时的历史语境。
　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第一，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即位诏书中宣布了元朝作为宋朝继承者的正统地位。第二，洪武三年七月明廷完成了《元史》的修纂，这进一步确立了元朝的正统地位。(31)第三，洪武六年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这不但标志着明廷建构的包括上古帝王与汉、唐、宋、元的正统王朝谱系正式形成，(32)而且再次体现了元朝的正统地位。
　　朱元璋在与元代国号出典相同且上下文相连的文字中选择国号与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息息相关，其目的在于象征性地展示元、明之间的正统嬗替。明代国号所具有的这种象征意义与明廷“承元”的正统策略一道为明廷统辖宋代版图之外的地区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因为明朝的疆土除了辖有两宋故地之外，还辖有曾属于元朝但不曾属于宋朝的大片疆域。虽然这些土地大部分是汉唐故土，但明朝若在正统谱系上“继宋”而不“承元”，无疑会削弱其在不曾划入宋朝版图的东北、甘肃、云南等地区的统治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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