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贡问孔子怎样理政。孔子答：“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意思是说，只要粮食充足，军备充足，百姓对国家信任就可以了。子贡又问，如果要去掉一项，先去哪一项？孔子答：“去兵”。又问，再去一项呢？答曰：“去食”。可见，在孔子看来，只要取信于民，获得老百姓的支持，国家的根基就稳固，国家的富强就有望。可以说，“民信”比天大。
　　“民信”比天大，不是灰色的理论，而是常青的生活。无论古今，只要能获民心，便能得天下、治天下。相反，即便是高城深池，坚甲利兵，也不足恃。历史的常态就是这样：人心不摇，莺歌燕舞；人心不附，鸟散猿吟。
　　“民信”比天大，关键在一个“信”字。“信所以守也。”这种守，常如“守护神”，贫也好，富也罢，它都一如既往，不弃不离；弱也好，强也罢，它都始终如一，守候守护。这种信而守，碰到灾，能坚守不退，共扛之；遇到难，可坚定如初，共克之。这种信而守，只有执着、专一，没有徘徊、投机，是真正意义上的“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
　　欲民信之，先要“修己”。修己，不是为己，而是“修己以安百姓”。“安百姓”的修己，要习惯于晚上“过电影”：想想当天为百姓做了哪些事？还有哪些事没做好？第二天应该怎么干？也要习惯于听取“谔谔之音”。毕竟，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唐太宗即位时，曾下诏全国免征免调一年。但不到4个月，便下诏要征集16至18岁身强力壮的男子入伍。魏征得知后，两次抗旨，并谏言唐太宗：朝令暮改，怎能取信于民？魏征的“谔谔之音”，让李世民顿悟，下令停征。正因李世民此后纳谏修己，进而开创了史称“贞观之治”的盛世。
　　欲民信之，要在“正己”。老百姓信谁，常常不是听他讲得多动听，而要看他做得是否能够服人。只要自己正，老百姓会自动跟上来、聚过来。隋朝的赵轨，任齐州别驾时，看到邻居家的桑葚落到自己家，他不是捡为己有，而是“遣人悉拾还其主”；做原州总管司马时，一次夜行，身边人的马不小心跑进农田，踏坏了老百姓的庄稼。他立即下马，等到天明，找到庄稼的主人，偿付了钱才离开。他的行为，让老百姓深为叹服、信服。他被调离齐州时，父老乡亲挥泪说：“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原州的百姓官吏更是对其由信而学，“莫不改操”。
　　欲民信之，当要“后己”。人，皆有个人私事。但当了“官”，做了“公仆”，就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情怀，凡事先人而后己。只有“先人”，才能得人、得心。
　　雨果有言：最高的道德，便是为旁人着想。为民着想者，民信之、民服之、民从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