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专】中日两国的汉字简化有什么区别，谁搞得更好？

前一期专题《乾隆变成干隆，是谁的错？》，回顾了1949年后大陆的“汉字简化史”。略言之：因为从1950年代-1980年代，政府主导汉字改革的终极目标，是“汉语字母化”，简体字只是被当作字母化完成之前的一种过渡手段，所以简体字改革方案做得相当粗糙，留下了相当多的问题。当“汉语字母化”终止，原本只是“权宜之计”的简体字不再是“权宜之计”，这些问题就变得非常突出了。
那么，当年的简体字改革方案，究竟粗糙到什么程度呢？我们可以和日本的汉字简化方案，来做一个比较。

二、日本的汉字简化，比较重视类推原则；中国的汉字简化，否认类推原则
汉字简化，有两种主要来源。一种是按原则类推，相同的繁体偏旁，应该被简化成相同的简体偏旁；一种是采纳民间的“约定俗成字”，这就没有什么规律可言了。日本的学者比较重视前者；中国学者则因“群众路线”（70年代的“二简字”甚至直接发动农民来造字）而高度重视前者，否认类推简化的可行性——中国《简化字总表》第一表收录的352个简化字，大部分属于民间“约定俗成字”。
这就直接导致中国的简体字，在体例上出现了大混乱。很多部件本可以只用一种方式简化，但往往是一个字一个样——比如，“昜”至少有三种简化模式：杨（楊）、阳（陽）、伤（傷）；“登”则至少有四种：证（證）、邓（鄧）、灯（燈）、镫（鐙）。很多可以一并类推简化的汉字组，有些只类推一半，中途莫名其妙地变异——比如，盧简化成了卢，瀘、顱也相应简化成了泸、颅，但爐、驢却被简化成了炉、驴。有些又只类推一小部分，其余的原封不动——比如，憶、億已经简化成了忆、亿，臆、噫却不简化。汉字固有的逻辑体系，就这样毫无意义地破坏掉了。
相比之下，日本的汉字简化，就比较多地顾及到汉字的体系完整。新加坡文字学者谢世涯评价：“约定俗成和类推简化是会产生矛盾的，这在中日都不可避免，只是日本……有固定的范围，而且他们的简化工作较保守，……同时也比较坚持类推的原则，所以矛盾和混淆的现象比较少，中国则层出不穷。”

据文改会秘书长叶籁士披露，“國”字简化在50年代曾引起很大争议，郭沫若力主内中用“王”，理由是“此乃张王李赵之王”，幸好很多文改会委员坚决不同意，遂得以与日本保持一致，简写为“国”。图为太平天国所使用的简体“國”字，内中是“王”。

张三丰实有其人。“丰”字古已有之，是容姿美好的意思，写成“张三豊/豐”是不对的；但“丰”、“豊”、“豐”俱被简化成“丰”后，很多人搞不清区别。80年代，国内京剧表演团赴港台演出，也曾多次闹出“林衝”、“武鬆”的笑话

挽尊

大早晨的没人么

顶

资料不错，值得鼓励，批判吸收，促进中国文化发展，期待你的日文简化史

日本那个叫简化？笔画还是那么多顶多算规范了一下

如果像这种一个字代替好几个字的行为一直被提倡，那么就破坏了汉子本来的意思，结果就使汉子成为了既不是象形文字也不是表音文字的另类文字。
所以有些简化过的汉字还得进行个别的修正，修正是必须的。

像日本这样简化偏旁也并不可取。汉字最好的简化方法是结合自然的简化，当然汉字也只能变多而不能变少。比如发现了一类新的物质最好也可以创造出新的偏旁或文字而不是用原来的偏旁来形容它。

就比如有肉的物质一般用月字旁，金属制造的物质用金字旁，天然矿物用石字旁。然后一天人类发现了一种新的物质不是金属不是肉不是矿物，那么那个时候就应该按照那个新物质的特性创造一个新的偏旁了。而不是沿用现在的偏旁这样才能对汉字文化进行更好的进行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