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和杨绛同在社科院共事的著名翻译家李文俊先生在接受《书乡周刊》记者采访时，也说到了杨绛的“低调”。“她在地位上一点都不争吵，一点都不去要求什么。她在单位里1952年定了级，后来一直没调整过、没变过，好像很不公平是吧？那时在外文所，以研究为主，写论文才算成果，翻译不算的。但她不愿意写文章，怕写文章被人抓住把柄。”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文俊在原属于作协的《译文》杂志工作，因约稿的缘故，与钱锺书、杨绛相熟。因杨绛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了法语作品《吉尔·布拉斯》（由钱锺书校订），他登门拜访钱家当时还在中关园的居所，请求两位先生给《译文》先发一段。这么一件小事，钱锺书和杨绛却颇为认真讨论研究了一下，仔细挑出一段来，说这段不错，而且有独立性，能单独看。这才小心地给了李文俊。
后来，《译文》并到了社科院，李文俊和杨绛成了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在路上也会经常遇到，在李文俊的回忆里，见到时，杨先生“会很客气地聊一聊”，并不太多话。但大约在钱锺书写《管锥编》的时候，有那么三四次，钱杨夫妇客气地请李文俊和太太张佩芬（也是著名德语翻译家）帮忙去图书馆查点资料，或者还还书。“那些外国书太厚太重，杨先生和钱先生拿不动了，他们身体变差了。干校回来，身体就差了。”
下放河南息县干校时，李文俊的太太张佩芬和杨绛一间屋。这段短短的“联床之谊”，让张佩芬重新认识了杨绛。一屋四个人，最年轻的一个和成分比较好的一个先行占了两个通风较好的床位。张佩芬正要瞪起眼睛吵架，杨绛却笑着制止了她，指着憋闷的角落平静地说：“那么我就在这里啦。”干校生活乏味，杨绛却能每天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丈夫和女儿以及妹妹杨必的趣事。张佩芬有什么吃的了会给她一点，她吃一点，给钱锺书留一点。
后来《文汇报》记者也问道，如何能兼“自由”和“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她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堂吉诃德》，也是“含忍”的结果。1961年，翻译了四分之三的时候，被要求把“黑稿子”交出来，审查有没有毒。誊清的底稿只有一份，交给了造反派，丢了就没了。杨绛也曾想过“偷”出来，但最终还是硬起心肠作罢。直到1967年，遇到了一个熟人当学习组长，译稿才完璧归赵。杨绛那时的念头是：“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钱瑗1997年去世，紧跟着钱锺书1998年去世，接连失去两位至亲，杨绛遭受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最后这二十年，她却一直没停止工作，反倒还有点“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意思。李文俊觉得，这是因为她要“做一些事情来排除自己悲伤的心境”。“为什么能活到100多岁呢？是因为她要把钱先生的事情都处理完，她才放心。”——依然是“含忍”这个词。
这些年，杨绛一直忙活《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事情。钱先生看书勤奋又精通多种语言，时常把感想和看法写在笔记本上，各种语言杂陈。李文俊和张佩芬都帮助杨绛看过校样，特别是看看外文翻译、印刷有没有错误。杨绛还找到《围城》德文版译者莫宜佳，她和丈夫加起来懂六国语言，请他们帮着看。在前言里，杨绛会一一把这些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的名字认真写下来，予以致谢。
继2003年的《容安馆札记》、2011年的《中文笔记》后，《外文笔记》48册业已于今年3月推出，72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终成完璧。李文俊说：“她了了心思了，应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要再做的了。丈夫不在了，女儿也不在了，她觉得自己可以走了，没有遗憾。”
上世纪五十年代，李文俊在原属于作协的《译文》杂志工作，因约稿的缘故，与钱锺书、杨绛相熟。因杨绛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译了法语作品《吉尔·布拉斯》（由钱锺书校订），他登门拜访钱家当时还在中关园的居所，请求两位先生给《译文》先发一段。这么一件小事，钱锺书和杨绛却颇为认真讨论研究了一下，仔细挑出一段来，说这段不错，而且有独立性，能单独看。这才小心地给了李文俊。
后来，《译文》并到了社科院，李文俊和杨绛成了同一个单位的同事。在路上也会经常遇到，在李文俊的回忆里，见到时，杨先生“会很客气地聊一聊”，并不太多话。但大约在钱锺书写《管锥编》的时候，有那么三四次，钱杨夫妇客气地请李文俊和太太张佩芬（也是著名德语翻译家）帮忙去图书馆查点资料，或者还还书。“那些外国书太厚太重，杨先生和钱先生拿不动了，他们身体变差了。干校回来，身体就差了。”
下放河南息县干校时，李文俊的太太张佩芬和杨绛一间屋。这段短短的“联床之谊”，让张佩芬重新认识了杨绛。一屋四个人，最年轻的一个和成分比较好的一个先行占了两个通风较好的床位。张佩芬正要瞪起眼睛吵架，杨绛却笑着制止了她，指着憋闷的角落平静地说：“那么我就在这里啦。”干校生活乏味，杨绛却能每天坐在小马扎上，轻声叙说丈夫和女儿以及妹妹杨必的趣事。张佩芬有什么吃的了会给她一点，她吃一点，给钱锺书留一点。
后来《文汇报》记者也问道，如何能兼“自由”和“忍生活之苦，保其天真”，她说，“细细想来，我这也忍，那也忍，无非为了保持内心的自由，内心的平静”，“含忍是保自己的盔甲，抵御侵犯的盾牌。我穿了‘隐身衣’，别人看不见我，我却看得见别人，我甘心当个‘零’，人家不把我当个东西，我正好可以把看不起我的人看个透”。
从某种意义上说，翻译《堂吉诃德》，也是“含忍”的结果。1961年，翻译了四分之三的时候，被要求把“黑稿子”交出来，审查有没有毒。誊清的底稿只有一份，交给了造反派，丢了就没了。杨绛也曾想过“偷”出来，但最终还是硬起心肠作罢。直到1967年，遇到了一个熟人当学习组长，译稿才完璧归赵。杨绛那时的念头是：“落难的堂吉诃德居然碰到这样一位扶危济困的骑士！我的感激，远远超过了我对许多人、许多事的恼怒和失望。”
钱瑗1997年去世，紧跟着钱锺书1998年去世，接连失去两位至亲，杨绛遭受的悲痛可想而知。但最后这二十年，她却一直没停止工作，反倒还有点“庾信文章老更成”的意思。李文俊觉得，这是因为她要“做一些事情来排除自己悲伤的心境”。“为什么能活到100多岁呢？是因为她要把钱先生的事情都处理完，她才放心。”——依然是“含忍”这个词。
这些年，杨绛一直忙活《钱锺书手稿集·外文笔记》的事情。钱先生看书勤奋又精通多种语言，时常把感想和看法写在笔记本上，各种语言杂陈。李文俊和张佩芬都帮助杨绛看过校样，特别是看看外文翻译、印刷有没有错误。杨绛还找到《围城》德文版译者莫宜佳，她和丈夫加起来懂六国语言，请他们帮着看。在前言里，杨绛会一一把这些帮助过自己的“年轻人”的名字认真写下来，予以致谢。
继2003年的《容安馆札记》、2011年的《中文笔记》后，《外文笔记》48册业已于今年3月推出，72卷的《钱锺书手稿集》终成完璧。李文俊说：“她了了心思了，应该做的都做了，没有什么要再做的了。丈夫不在了，女儿也不在了，她觉得自己可以走了，没有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