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穿明朝制造文字狱的谎言
有制造谎言的人，必定有相信谎言的人，这也是铁律。相信谎言的人，并非一定认为谎言是真的，而是愿意谎言是真的。所以许多“明察秋毫”的人会对一些只要略动脑子，稍加考察就可以揭穿的妄诞不经之谈深信不疑。人们借着一些“事实”发自己的议论，表现着自己的深邃睿智、悲天悯人，仁慈正义的品格，体验着居高临下，审判历史，臧否人物的快感。历史上风云叱咤的人物，在口中笔下乖乖的听任摆布，被戴上定性的帽子，画上小丑的油彩，这样的快感，是赛过喝酒吸烟，可以让一些人暂时忘却现实中的压抑猥琐，感到兴奋战栗、毛孔扩张、浑身舒畅的，所以兴致勃勃、唾沫横飞，不觉厌倦，乐此不疲。如果这时候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借以发议论的事实是假的，站不住脚，是谎言，这就煞风景，扫兴了，让他们觉得不快，甚至恼羞成怒。他们宁愿忘却对谎言的揭穿，继续躺在谎言上面，发着他们的议论。
我觉得在所谓明太祖文字狱的问题上，就可能是这样的情形。
满清制造的文字狱，在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事实清楚，有他们自己的档案做证，延续一百四十多年，奴才们的奏折，皇帝的批示，各各显露着谄媚的凶虐，恣肆的残暴，还隐约以这样的凶虐残暴作为功绩而骄傲。明太祖制造文字狱，却不一样，疑点太大，没有可靠的证据，但似乎成为了定论，流传广，相信者多，其中不乏知名学者如吴晗顾颉刚之类。还每每有人以此作为借口，明清合论，甚至用来开脱满清文字狱的残暴罪行。
我一直对所谓明太祖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感到怀疑，但苦于知识匮乏，无力透彻反驳。但后来看到一篇王春瑜写的文章《功夫文章学子书》，是介绍研究明史的美籍华人学者陈学霖，才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原来早就有人进行了这方面的考证。
王春瑜说“学霖先生的这些研究成果，对明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海内外有相当一批明史著作，包括影响巨大的吴晗《明太祖传》，述及明初文字狱，都依据赵翼《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等资料。说明太祖炮制“表笺之祸”，……并由此而给明太祖下结论：‘其初学问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误杀人’。学霖先生对此未敢轻信。…… 经学霖先生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何尝死于明太祖刀下？来复涉嫌与胡惟庸同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如此等等，所举证据，均确凿、过硬，堪称铁板钉钉，有力地廓清了明初史研究中的几重雾。”
陈学霖考证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呢？我在图书馆里查到了他的两篇文章，一篇是收录在陈学霖著的《史林漫识》一书中的《徐一夔刑死辩诬兼论洪武文字狱案》，另一篇是收录在台湾1981年出版的《中央研究院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考古组》第一册里面的《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
下面我就把陈学霖的考证的基本内容介绍一下（另外还有王春瑜在《明初二高僧史迹考析》中的考证），然后在此基础上，说一些我的看法，主要是分析一些下明太祖制造文字狱的谣言，产生的原因的是什么，被大肆散播，以至深入人心的原因又是什么？
陈学霖以及王春瑜考证，在明太祖制造文字狱的说法涉及的人物当中，凡是可以考察生平事迹生卒年代的，都和所谓的文字狱没有关系。他们是徐一夔、释来复（字见心），蒋清高，守仁，德祥。
比如徐一夔，满清弘历年间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明初文字之祸》中摘引《闲中今古录》说：“
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雉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礼臣大惧，因请降表式。帝乃自为文播天下
”
陈学霖说“《札记》引文是否采自原本，抑误抄《翦胜野闻》，未易断定。无论其出处为何，此故事自赵翼传录以后，后代学者多予援引。而徐一夔触犯文字狱忌讳遭斩之说遂不胫而走，人多以为真实矣”
事实真相又如何呢？在光绪年间就已经有人考证徐一夔死于建文二年，年龄八十多岁，当然就不可能死于什么文字狱。《始丰稿》跋说“……考陈氏善万历《杭府志.职官表》，先生洪武六年任教授，下接三十三年会当‘革除’，实建文二年（1400），教授为蒋良辅，……约计先生寿终当及八秩矣。世因《翦胜野闻》称表文忤旨收捕斩之之诬。几疑不克令终于官，岂非大谬哉”
陈学霖则进一步指出可以按照徐一夔自己的著作来证明他死至少也在建文元年以后。徐一夔写的文章《故文林郎湖广房县知县齐公墓志铭》中说齐公“生元至元丁卯，卒洪武庚寅，以明年附葬”，也就是这个齐公生于1267年，死于1298年，明年就是建文元年。徐一夔当然不可能死在齐公前面，所以至少也是死于建文元年之后。再加上一个证据是《杭州府志.古今守令表》中的记载，徐一夔担任杭府教授，从洪武六年到建文二年，所以“徐氏至建初卒殆无疑问。《翦胜野闻》之荒诞不攻自破。”
关于释来复，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还是引用《闲中今古录》说僧来复（见心）的诗句中“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

第一次是在洪武六年九月，因为看见上书贺表里“多用四六骈偶，文华而辞蔽，有害直言”，于是就从唐宋名家的表笺，里挑了柳宗元和韩愈的两篇作为范例，“颁布天下以为成式”
第二次是在洪武八年十二月，因为刑部主事茹太素的奏陈，写了一万多字，说的事情却只有四件，“文繁词冗”，浪费时间，于是就制定《奏对式》，明太祖自己做了一个序言，然后“颁示天下诸司”第三次是在洪武十二年八月，明太祖觉得“官府文移案牍繁冗”，不是多年经验的老吏不能通晓，可能导致“佞人借机玩法，殃及百姓”，于是命令“廷臣减去繁文，奏定成式”，让“诸司有所遵守”
第四次是洪武十四年七月，再次申明表笺不能用四六文辞，“务求典雅简明”，“所有名讳皆依古礼：‘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除了凶恶字样以外，没有其他应避忌讳”。
最后一次是洪武二十九年七月，明太祖认为表笺里，“仍多务奇巧，文体骈俪，有伤辞意”，于是让刘三吾等人“撰表笺成式，颁于天下有司”
很显然，明太祖颁布“表笺成式”，完全是为了提高办公效率，改革不切实际的文风，和所谓的文字狱避讳风马牛不相及。
根据上面的事实，陈学霖教授说”野史谓礼臣恐惧触犯文字忌讳，恳帝颁定表笺成式以为遵守乃无稽之谈，事实并非如此也”。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些野史说因为“生”谐音“僧”，“则”谐音“贼”，有影射明太祖出身的嫌疑，所以导致文字狱。这一点恰恰是相当荒谬的，因为事实是明太祖从来就没有隐讳过自己的出身，甚至相当坦然，毫无隐瞒毫无讳饰的把自己的出身公布于天下。

那高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