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的“反行为”
瞒产私分，是指农民及所在的生产组织，在国家收购粮食过程中，故意隐瞒真实产量，以获得更多粮食或其他农产品自由支配。
据调查，早在1957年,浙江“吴兴县塘南乡286个小队中,除48个小队是自觉报实的外,其他238个小队都瞒报产量,这些瞒产队占总小队数的82%。而塘甸乡情况更为严重。全乡23个高级社222个小队,每个社队都有隐瞒产量行为”。又例如，湖北省麻城县则“搞出了私分和干部多占的粮食1969万斤”，其中该县“白杲公社星火一队报出瞒产50万斤粮食”。诸如此类的瞒产私分，数不胜数。
历史学家高王凌曾在全国多个地方调查过人民公社时代的“瞒产私分”现象，他称之为农民的“反行为”，可以理解为农民对人民公社某种程度的“抵抗”，但又不是完全的抵抗。更大程度上，只是集体化下对缺粮恐惧的一种自卫反应。从高王凌的调查中，可以总结出这些“反行为”具体有哪些形式。

a、瞒产私分：“破我一个，救全村人”
曾任山西省太谷县古村公社吾村的干部俦小介绍，1958年他曾主持过一次瞒产私分，可能是这个村里唯一一次成功的瞒产。在很多地方，都是1959年春起就开始挨饿，但吾村几乎整整完了一年，就是因为1958年没把粮食都给了国家。那年吾村打了100万斤粮食，上头说要交200万斤，俦小说只有70万斤，这样留下了一批粮食。
谈及瞒产私分的原因时，俦小则称“怕明年要挨饿呢”，“(做这种事)心里也不是不害怕，说你们破我一个，救全村人罢。把粮食分散在人家存住，免得一下被查出来。另也有个想法：是共产主义了，哪里也能吃饭，上头即使处治也不会太厉害。”
b、偷粮：“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
广义上来说，“瞒产私分”还有别的形式，相对于组织严密的瞒产来说，“偷粮”是一种更为常见的形式。或者说不叫“偷粮”，而是心理上让农民们更为好受的说法“捎带”。
以大谷县上村为例，该村的人甚至敢成群结伙赶着马车去偷，有的是在场上就偷了。在地里即把麦捆抖乱，扛回，说是捡的，300斤也不止。最多可以偷七成，不管集体不集体，结果队里小麦每人只能收15斤。所以粮食是怎么也分不上，就得偷，每年还得吃救济。村里也不管，因为偷得厉害，对东西也不在意。收玉茭时见远处还有一堆，就不要了，说：你们拿去罢。上村偷粮的人就赶着马车走到村里，过自家门，就扔进去一些。
偷的方式很多，不同的东西也有不同的偷法。例如小麦，就是割得粗一些，遗在地里，再回去捡。有的社员请假歇了去捡，弄好了一天可以捡十来斤。捡的时机，一年就那几天，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抓住机遇。要偷谷穗的，就是在扬场时，故意把风力调弱，这样谷、草中间就会连草带谷地多出一堆，大场的这些人就把它拿走了。偷得最多的是玉米和高粱。在下地时捎带地拿，一个就有好几两，可以天天拿。或是夹带在身上，或放在箩头里，上面盖上草。
总而言之，怎么个偷法，可谓是广泛发动了“群众的智慧”。最夸张时发展到村组织监守自盗，巡田的故意留下破绽好让自己人去偷，有道是“巡田的不偷，五谷不收”。好人坏人都得偷，否则就饿肚子。
c、借粮：借粮，每年借，借了不还
另一种值得注意的瞒产私分的变体是“借粮”。这种“借”，是指村民向队里借，队里向国家借，每年借，有借无还。凡中等队一年平均每人借一百斤左右。国家也有借销，生产队有储备粮，伙食队之间互借。大谷县武家村调查小组在1972年“借粮折款”一项下，记载着当年的借粮情况。在这一年：武家村有90%的人户都借了粮，各家所借数量不等，人均少的有二三十斤，多达二百斤，全村平均计算，人均一百斤，户均四百斤。这种款常年拖欠，最后也无法还上，只好清款。
对于这种“有借无还”的借粮来说，读者可能会疑心这些粮如何分配。实际上，除去青黄不接时必须平均分配外，其他的时候并没有追求绝对平均。它涉及的是农民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属于从政府手中“虎口夺食”，谁有办法，谁就多得一点。农民自己间的分配，反而不那么重要了。
以上就是“瞒产私分”最主要的几种形式。还有诸如些捎带，私下吃喝等等，都是挑战明面分配方案的做法。正如时任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所说：瞒产的花样，真是多得很，“放到山洞里，埋到地下，用各种各样的办法瞒产藏粮。”高王凌调查过一个所谓的先进大队，从私分到借粮、偷粮，全部都干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