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从新公布的郴州晋简资料入手，与传世文献进行比对，揭示出汉晋时期“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与上计制度之间的关联。东汉以降，“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在地方上流行，对于先贤的认定标准和控制，却由中央政府统一掌握。这并不只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与王朝的政治意图和统治政策有关。具体言之，即王朝出于稳定地方统治的需要，控制并选定“先贤”，表彰“先贤”，优待“先贤”子孙。正是这种政策导向引发了乡里社会“耆旧传”、“先贤传”的持续编纂和流行。
　　关键词：上计制度；“耆旧传”；“先贤传”；编纂
序 言
　　《隋书》卷33《经籍志》史部杂传类收录了诸如“耆旧传”、“先贤传”、“家传”等汉晋时期（东汉三国两晋）流行的各种人物传[1]。已有研究表明汉晋时期这些人物传的集中编纂与当时社会的历史特性密切相关。然而，由于具有冠以地名的特征，一般认为东汉至东晋末期流行的“耆旧传”、“先贤传”的编纂是为了矜耀乡里[2]。代表性的观点如刘知几《史通》第34杂述篇[3]所述：
　　汝、颖奇士，江、汉英灵，人物所生，载光郡国。故乡人学者，编而记之。若圈称《陈留耆旧》、周斐[4]《汝南先贤》、陈寿《益部耆旧》、虞预《会稽典录》。此之谓郡书者也……郡书者，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施于本国，颇得流行；置于他方，罕闻爱异。
　　但是，若试着从现存佚文探讨“耆旧传”和“先贤传”编纂情况的话，就会发现在很多事例中难以认为他们的编纂目的仅仅如此。譬如，有些传编纂者的出生地与编纂地不同，或者一些传是直接由皇帝编纂的。
　　此外，汉晋时期书籍的编写和流通比较困难[5]，“耆旧传”、“先贤传”又在以《三国志》裴松之注为首的许多史注中被引用，与正史列传的共通之处也很多[6]。鉴于上述理由，对“耆旧传”和“先贤传”的考察似乎不仅限于像刘知几那样，认定它们只是乡里意识的流露。
　　笔者并非否定“耆旧传”和“先贤传”的编纂是乡里意识的反映，而是认为除此之外，还有必要从与当时整体社会关系的角度深入研究[7]。本文即着意于考察在“耆旧传”、“先贤传”流行的时代，各个中央政府如何认识和对待各个郡国先贤的存在。从中央政府的角度，试图进一步观察从东汉到东晋末，整个社会如何认识先贤，先贤又给社会带来何种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