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教育：宋代的太学和各地的州县学、书院蓬勃兴起。其中，书院对后世的影响尤大。宋神宗时，在太学实行三舍法，即外舍、内舍和上舍的升级制度，这是中国以至世界教育史上的首创，实为现代教育分级制的先河。北宋对前代的教育分科有所发展，在太学之外，先后建立武学、律学、医学、算学、书学、画学等，尽管对其他学科重视不够，但无疑是高等教育实行分科的萌芽。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如《百家姓》、《千字文》一类识字课本的流行，宋朝的教育较前朝有了很大普及，城乡出现了许多专职的教书先生，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
在肯定宋代教育成就的同时，也应指出，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后中国教育转向落后的因素。
二、宋学：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
谈到宋学的出现，人们自然可以追溯到中唐韩愈等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形成于北宋中期。学者们不仅对儒经的注疏，甚至对儒经也提出大胆的怀疑。“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宋学“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但程朱理学“又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这大致上又是理学异于不少宋学流派的基本点①。
在宋学诸多流派中，先后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则是王安石的王学和程朱理学。两派尽管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却有其共同性。正是在两派的倡导下，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3]。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谠言正论，其他思想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己一家之说的声音”[4](p110)。王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反对“异论纷然”[5](卷115，《选举制》)。程朱理学则强调“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唯有自己“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6](卷11)。双方其实都认为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将一种学说贯彻于科举取士，起着严重的禁锢思想的恶劣作用。这是宋学发展中留下的一条重要教训。我们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就应当承认思想也是丰富多彩的。检验真理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平等讨论，想念自己掌握着真理，就无须依靠权力的支撑。中国有着深厚的一言堂传统，直到近代，才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方针——兼容并包，即群言堂。
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政治和伦理，而哲人们大都无兴趣对自然界进行细微地观察和研究，而满足于从某些抽象概念创立宇宙论。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长期行用，停滞不前，而缺乏通过实证、分析，不断探索宇宙和自然奥秘的精神和思维模式。宋学也沿袭了这种传统，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又潜藏着中国哲学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因素。因为哲学只有扎根于自然科学的沃土，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宋学发展中的又一条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宋学的思想模式，也不可能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
三、科技：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是宋代主要的科技代表人物，有笔记小说《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传世，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北宋有两次天文史上著名的超新星记录。苏颂和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和假天仪。其他如农学、农业技术、建筑学等都有显著成就。北宋初，构筑横跨长江的大浮桥，为桥梁史上的创举。南宋时，广泛使用车船，应用了原始的螺旋桨，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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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们对宋学的研究和议论甚多，以上主要采用邓广铭和漆侠的论点，参见邓广铭《略谈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载《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由于印刷术的发展，如《百家姓》、《千字文》一类识字课本的流行，宋朝的教育较前朝有了很大普及，城乡出现了许多专职的教书先生，不少地区利用农闲举办冬学。
在肯定宋代教育成就的同时，也应指出，正是从北宋开始，完成了经学、教育和科举三位一体的紧密结合，因而将教育的功能简单地、狭隘地与仕途相联系，这就孕育着此后中国教育转向落后的因素。
二、宋学：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发展的最重要时期，完成了由“汉学”向“宋学”的转变，即由章句之学转变为义理之学。但长期以来，人们将宋学简单地归结为程朱理学，这是不确切的，因为程朱理学仅是宋学的一个流派，直到南宋中后期，才成为显学，后又长期占据了经学的主导地位。宋学流派纷呈，非程朱理学一家所能囊括。
谈到宋学的出现，人们自然可以追溯到中唐韩愈等人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形成于北宋中期。学者们不仅对儒经的注疏，甚至对儒经也提出大胆的怀疑。“从方法论上说，汉学属于微观类型，而宋学则属于宏观类型。在我国古代学术史上，宋学确实开创了学术探索的新局面，并表现了它独特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宋学“强大的生命力和突出的特点还表现在，把学术探索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图在社会改革上表现经世致用之学”。但程朱理学“又把内心反省工夫放在首位，脱离社会现实的实践，以静、诚、敬等向自己身上使劲”，这大致上又是理学异于不少宋学流派的基本点①。
在宋学诸多流派中，先后占据支配和主导地位的，则是王安石的王学和程朱理学。两派尽管有尖锐的分歧，但在尊孟方面，却有其共同性。正是在两派的倡导下，孟子在宋代由诸子之一而被提到亚圣的地位，儒学开始了孔孟并称的新阶段[3]。
“中国学术思想史上有一种倾向，即强调门户之见，道统之说，总认为只有自己的学说为谠言正论，其他思想是异端邪说，总希望天下只有自己一家之说的声音”[4](p110)。王学的创立者王安石强调“一道德”，反对“异论纷然”[5](卷115，《选举制》)。程朱理学则强调“自孟轲没，圣学失传”，唯有自己“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6](卷11)。双方其实都认为唯有自己的学说才是儒学发展史上的第三块里程碑。这本质上是一种文化专制主义，特别是将一种学说贯彻于科举取士，起着严重的禁锢思想的恶劣作用。这是宋学发展中留下的一条重要教训。我们承认世界是丰富多彩的，就应当承认思想也是丰富多彩的。检验真理只能通过实践，通过平等讨论，想念自己掌握着真理，就无须依靠权力的支撑。中国有着深厚的一言堂传统，直到近代，才有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提出了一个相反的方针——兼容并包，即群言堂。
依照古代大儒的思维，是偏喜抽象，偏喜综合，偏喜概括，偏喜想象，偏喜模糊，甚至混沌，而不求具体，不求分析，不求实证。按现代科学实验可分两种层次，一是理论科学实验，二是技术科学实验。中国古代恰好是缺乏理论科学实验的思维和传统。中国古代哲学偏重于政治和伦理，而哲人们大都无兴趣对自然界进行细微地观察和研究，而满足于从某些抽象概念创立宇宙论。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等概念长期行用，停滞不前，而缺乏通过实证、分析，不断探索宇宙和自然奥秘的精神和思维模式。宋学也沿袭了这种传统，并有了进一步发展。这又潜藏着中国哲学由先进转向落后的因素。因为哲学只有扎根于自然科学的沃土，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这是宋学发展中的又一条教训。中国古代哲学，包括宋学的思想模式，也不可能不影响自然科学的发展。
三、科技：宋代是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黄金时期。闻名于世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中，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项主要是在宋代得到应用和发展的。沈括是宋代主要的科技代表人物，有笔记小说《梦溪笔谈》和医书《良方》传世，他的科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北宋有两次天文史上著名的超新星记录。苏颂和韩公廉制造了水运仪象台和浑天仪，成为世界上第一台天文钟和假天仪。其他如农学、农业技术、建筑学等都有显著成就。北宋初，构筑横跨长江的大浮桥，为桥梁史上的创举。南宋时，广泛使用车船，应用了原始的螺旋桨，如此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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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人们对宋学的研究和议论甚多，以上主要采用邓广铭和漆侠的论点，参见邓广铭《略谈宋学》(载《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漆侠《宋学的发展和演变》(载《探知集》，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