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蒋建国
岁月的流逝似乎是无情的，它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带走，只留给了我们一种名叫记忆的无奈；日月的更迭仿佛又是颇具灵性的，它让我们留住了一些难以忘却的纪念。这份纪念中，蕴藏着后人的深切眷恋，沉淀下往昔难以弥散的厚重情感。
作为黄梅戏发展历史上“梅开一度”时期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严凤英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与当时那个和谐的艺术创造群体共同推动了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与成熟，使这样一个曾经流传于一隅的地方小剧种在较短的时间之内便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与喜爱，迅速崛起，在新中国各地方剧种重新排列的新格局中占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利位置。而且，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她对自己从不满足的艺术姿态，她对其他艺术形式和姊妹剧种虔诚好学的精神品质，以及她对黄梅戏艺术的卓越贡献等，更是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永远的精神财富与深刻启示。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顾她短暂却丰富的一生时，对于她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或许会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百折不饶的执著与坚韧
黄梅戏对于严凤英而言，有着与今天的艺术形式之于演员截然不同的意义。这种在当时被官府禁演、禁唱，被称为是“花鼓淫戏”的艺术形式，并不能给严凤英带来今天一些人所认为与希望的那样一种叫做“名和利”的东西。相反，她带给她的却是远走他乡的痛苦，遭人欺辱的心酸，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飘零与孤苦。可是，她为什么却又是如此地执著呢？原因很简单，仅一个“爱”字便抵过万语千言。这份爱，凝聚成了她对黄梅戏的深切向往与不懈追求，更成就了她与黄梅戏的这段不解之缘。由于环境与历史的原因，其间她也曾一次次地被迫离开她钟爱的舞台，流落各地、无家可归，可历史并没有辜负这样一位心怀理想的追梦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春风荡漾，万象更新。在党和政府全面推出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戏曲方针指引下，黄梅戏也翻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1951年初，一度漂泊在外的严凤英再次回到了安庆，也回到了与她难分难舍的黄梅戏舞台上。带着作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自豪与骄傲，带着对新中国与人民政府的无限感激与热爱，严凤英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黄梅戏艺术的创作中来。在党员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进行“改戏改人改制”的过程中，在不断的演出交流活动中，在与其他艺术形式、姊妹剧种的频繁接触中，严凤英不仅了解到了新的文艺思想，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更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使黄梅戏的艺术风格、表演特色等逐步形成，影响不断扩大。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品格，一种虚怀若谷的虔诚与谦逊。
“不足是前进的车轮。” 严凤英似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来源于山野地头的黄梅戏之稚嫩与肤浅，认识到了年轻得几乎毫无负担的黄梅戏之简拙与随意；她似乎对自己从不满足，对所要学习的艺术技巧与手段从来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与吸附力。无论是京昆等历史较为悠久的艺术样式，还是越剧、锡剧等资历稍显年轻的地方剧种；无论是在当时普遍认为较先进的话剧的现实主义表演手法，还是从石挥、刘琼、岑范等著名电影导演那里得来的“情感体验，身心投入”等全新的表演理论，她都要努力地去学习、借鉴，自觉不自觉地充实、吸收到自己的表演艺术中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宗毅先生在他的一篇名为《拍摄<牛郎织女>二三事》的文章中曾这样回忆到：“想当年，严凤英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此，拍摄《天仙配》时，水袖运用得并不算自如。到《牛郎织女》时，她虽然已是一个全国著名的演员了，却仍然一招一式、认认真真地向昆曲‘传’字辈的方传云老师学习。她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搞艺术就要踏踏实实、放下架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别想一步登天，更不能来虚的。”在严凤英的爱徒许自友的一篇名为《刻骨铭心的回忆》中，更是这样说道：“她没有‘师道尊严’观念的束缚，视艺术为生命。哪怕是徒弟、平民百姓，她都不耻下问，她没有那种名演员的派头和架子。正因为如此，大家才更尊重她，敬爱她。她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在人世间长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品格与胸怀，有了这种姿态与境界，所以严凤英才能够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前提下，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艺术个性。
可以说，作为黄梅戏这一地方剧种的代名词，严凤英不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载体与呈现者，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创造者和勇于创新的探索者。对于从各艺术门类及姊妹剧种中吸收来的养分，严凤英总是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特点及黄梅戏这一剧种的特殊需要加以甄别对待，根据不同剧情、不同人物、不同心理、不同情感、不同表演的需要等适当、有选择地采取“拿来主义”。因此，她也才能够在自成一家的基础上影响并决定着黄梅戏这一地方剧种的艺术特点与风格气质的形成，推动黄梅戏艺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财富，一种卓越丰厚的成就与贡献
作为黄梅戏艺术发展历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人物，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塑造并留下了陶金花、柳凤英、七仙女、冯素珍、织女、韩宝英、李香君、江姐、春香等近百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的艺术形象，留下了《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红色宣传员》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留下了她声情并茂、真切动人的声腔艺术，更留下了她细腻传神、质朴自然的人物塑造与表演……所有这些，都无疑使她成为了引领一个剧种、一个时代的艺术标识。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启示与思考，一种不断前行的激励与鞭策
严凤英的品格与精神。她的执著与韧性，不仅是推动黄梅戏从乡间小调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地方剧种的动力与源泉，更是推动一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引擎。今天的黄梅戏已然唱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深受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人士的喜爱与欢迎。作为安徽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品牌，它更是安徽地域文化与风土民情的凝聚与象征，因此对于今天的黄梅戏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荣耀。今天，严凤英无疑已成为了黄梅戏发展历史上一座令后人敬仰的丰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她难以比肩、更难以超越。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传承与发展黄梅戏，这就不仅需要我们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与理念，更需要我们有一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气魄与智慧。我们不能就此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将上辈艺术家们留下来的经典永远捧在手中当作自己的骄傲啊！
今天我们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纪念严凤英，不仅是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更是对她艺术品格的继承与艺术精神的弘扬。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贡献，更需要我们一路能够踏踏实实地走来，在成长中历练，在发展中完善，坚守艺术理想，执著艺术追求，投身于我们热爱的黄梅戏艺术事业，投身于我们钟情的安徽文化事业，以一种智者的姿态与胸怀，学他人之所长，善于思考、勇于创造，视艺术为生命，视事业为使命，甘于奉献、乐于承担，促进黄梅戏艺术事业的不断进步，推动安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严凤英的一生是短暂的，却又是永恒的，它是用人间真善美书写并诠释出的戏剧人生，更是以她不朽的艺术灵魂创造并演绎出的情贯天地的艺术人生。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方大师生前曾创造过无数辉煌的舞台上时，纵感难以承受之负重，却又责无旁贷。为了共同的梦想，为了共同的心愿，我们必须依旧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追寻大师的足迹，学习大师的精神，继承大师的品质，孜孜不倦，执著追求。我们一定要让黄梅之花开得更加艳丽、更加灿烂，一定要将黄梅戏唱响长城内外、天上人间！
岁月的流逝似乎是无情的，它将生活中的很多美好带走，只留给了我们一种名叫记忆的无奈；日月的更迭仿佛又是颇具灵性的，它让我们留住了一些难以忘却的纪念。这份纪念中，蕴藏着后人的深切眷恋，沉淀下往昔难以弥散的厚重情感。
作为黄梅戏发展历史上“梅开一度”时期当之无愧的代表性人物，严凤英不仅通过自己的努力并与当时那个和谐的艺术创造群体共同推动了黄梅戏艺术的发展与成熟，使这样一个曾经流传于一隅的地方小剧种在较短的时间之内便引起了广大观众的关注与喜爱，迅速崛起，在新中国各地方剧种重新排列的新格局中占有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有利位置。而且，她对艺术的执着追求，她对自己从不满足的艺术姿态，她对其他艺术形式和姊妹剧种虔诚好学的精神品质，以及她对黄梅戏艺术的卓越贡献等，更是留给我们这些后人永远的精神财富与深刻启示。
因此，当我们再次回顾她短暂却丰富的一生时，对于她究竟留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或许会有着更清醒的认识。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百折不饶的执著与坚韧
黄梅戏对于严凤英而言，有着与今天的艺术形式之于演员截然不同的意义。这种在当时被官府禁演、禁唱，被称为是“花鼓淫戏”的艺术形式，并不能给严凤英带来今天一些人所认为与希望的那样一种叫做“名和利”的东西。相反，她带给她的却是远走他乡的痛苦，遭人欺辱的心酸，是身处社会最底层的飘零与孤苦。可是，她为什么却又是如此地执著呢？原因很简单，仅一个“爱”字便抵过万语千言。这份爱，凝聚成了她对黄梅戏的深切向往与不懈追求，更成就了她与黄梅戏的这段不解之缘。由于环境与历史的原因，其间她也曾一次次地被迫离开她钟爱的舞台，流落各地、无家可归，可历史并没有辜负这样一位心怀理想的追梦者。1949年新中国成立，春风荡漾，万象更新。在党和政府全面推出的“推陈出新、百花齐放”的戏曲方针指引下，黄梅戏也翻开了它崭新的一页。
1951年初，一度漂泊在外的严凤英再次回到了安庆，也回到了与她难分难舍的黄梅戏舞台上。带着作为新中国文艺工作者前所未有的自豪与骄傲，带着对新中国与人民政府的无限感激与热爱，严凤英以前所未有的热情投入到了黄梅戏艺术的创作中来。在党员干部和新文艺工作者帮助进行“改戏改人改制”的过程中，在不断的演出交流活动中，在与其他艺术形式、姊妹剧种的频繁接触中，严凤英不仅了解到了新的文艺思想，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更通过自己的艺术实践使黄梅戏的艺术风格、表演特色等逐步形成，影响不断扩大。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品格，一种虚怀若谷的虔诚与谦逊。
“不足是前进的车轮。” 严凤英似乎从一开始就认识到了来源于山野地头的黄梅戏之稚嫩与肤浅，认识到了年轻得几乎毫无负担的黄梅戏之简拙与随意；她似乎对自己从不满足，对所要学习的艺术技巧与手段从来都有着一种强烈的好奇心与吸附力。无论是京昆等历史较为悠久的艺术样式，还是越剧、锡剧等资历稍显年轻的地方剧种；无论是在当时普遍认为较先进的话剧的现实主义表演手法，还是从石挥、刘琼、岑范等著名电影导演那里得来的“情感体验，身心投入”等全新的表演理论，她都要努力地去学习、借鉴，自觉不自觉地充实、吸收到自己的表演艺术中来。黄梅戏表演艺术家黄宗毅先生在他的一篇名为《拍摄<牛郎织女>二三事》的文章中曾这样回忆到：“想当年，严凤英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因此，拍摄《天仙配》时，水袖运用得并不算自如。到《牛郎织女》时，她虽然已是一个全国著名的演员了，却仍然一招一式、认认真真地向昆曲‘传’字辈的方传云老师学习。她使我们悟出一个道理：搞艺术就要踏踏实实、放下架子，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别想一步登天，更不能来虚的。”在严凤英的爱徒许自友的一篇名为《刻骨铭心的回忆》中，更是这样说道：“她没有‘师道尊严’观念的束缚，视艺术为生命。哪怕是徒弟、平民百姓，她都不耻下问，她没有那种名演员的派头和架子。正因为如此，大家才更尊重她，敬爱她。她给后人留下的精神财富，将永远在人世间长存。”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品格与胸怀，有了这种姿态与境界，所以严凤英才能够在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前提下，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独特而又鲜明的艺术个性。
可以说，作为黄梅戏这一地方剧种的代名词，严凤英不仅只是一种艺术形式的载体与呈现者，更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创造者和勇于创新的探索者。对于从各艺术门类及姊妹剧种中吸收来的养分，严凤英总是能够根据自身的条件、特点及黄梅戏这一剧种的特殊需要加以甄别对待，根据不同剧情、不同人物、不同心理、不同情感、不同表演的需要等适当、有选择地采取“拿来主义”。因此，她也才能够在自成一家的基础上影响并决定着黄梅戏这一地方剧种的艺术特点与风格气质的形成，推动黄梅戏艺术的不断成熟与发展。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财富，一种卓越丰厚的成就与贡献
作为黄梅戏艺术发展历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人物，在她短暂的一生中，为我们塑造并留下了陶金花、柳凤英、七仙女、冯素珍、织女、韩宝英、李香君、江姐、春香等近百个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的艺术形象，留下了《打猪草》《夫妻观灯》《天仙配》《女驸马》《牛郎织女》《红色宣传员》等一批脍炙人口的经典剧目，留下了她声情并茂、真切动人的声腔艺术，更留下了她细腻传神、质朴自然的人物塑造与表演……所有这些，都无疑使她成为了引领一个剧种、一个时代的艺术标识。
严凤英留给我们的是一种启示与思考，一种不断前行的激励与鞭策
严凤英的品格与精神。她的执著与韧性，不仅是推动黄梅戏从乡间小调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地方剧种的动力与源泉，更是推动一项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巨大引擎。今天的黄梅戏已然唱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深受全国人民乃至海外人士的喜爱与欢迎。作为安徽极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品牌，它更是安徽地域文化与风土民情的凝聚与象征，因此对于今天的黄梅戏工作者来说，这不仅是一种幸运，更是一种荣耀。今天，严凤英无疑已成为了黄梅戏发展历史上一座令后人敬仰的丰碑，在绝大多数人看来，她难以比肩、更难以超越。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发展阶段更好地传承与发展黄梅戏，这就不仅需要我们有一种与时俱进的思维与理念，更需要我们有一种“江山代有才人出”的气魄与智慧。我们不能就此而沾沾自喜，更不能将上辈艺术家们留下来的经典永远捧在手中当作自己的骄傲啊！
今天我们以这样一种特殊的形式纪念严凤英，不仅是表达我们的缅怀之情，更是对她艺术品格的继承与艺术精神的弘扬。艺术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我们做出更大的贡献，更需要我们一路能够踏踏实实地走来，在成长中历练，在发展中完善，坚守艺术理想，执著艺术追求，投身于我们热爱的黄梅戏艺术事业，投身于我们钟情的安徽文化事业，以一种智者的姿态与胸怀，学他人之所长，善于思考、勇于创造，视艺术为生命，视事业为使命，甘于奉献、乐于承担，促进黄梅戏艺术事业的不断进步，推动安徽文化事业的大发展与大繁荣。
严凤英的一生是短暂的，却又是永恒的，它是用人间真善美书写并诠释出的戏剧人生，更是以她不朽的艺术灵魂创造并演绎出的情贯天地的艺术人生。
今天，当我们站在这方大师生前曾创造过无数辉煌的舞台上时，纵感难以承受之负重，却又责无旁贷。为了共同的梦想，为了共同的心愿，我们必须依旧要付出百倍的努力，追寻大师的足迹，学习大师的精神，继承大师的品质，孜孜不倦，执著追求。我们一定要让黄梅之花开得更加艳丽、更加灿烂，一定要将黄梅戏唱响长城内外、天上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