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以下我們來進一步檢討《博陵崔氏》一書研究的脉絡，正如吉岡真在書評中所指出的那樣，當時的士族研究主要存在著三種研究取嚮，一個是士族的個案研究，二是對統治階層的總體研究，三是對于官僚機構人事構成中大族成分的統計研究，《博陵崔氏》無疑可以被歸為第一類。但我們可以注意到伊沛霞撰述此書的目標並非僅僅是爲了梳理博陵崔氏一族在一千年間的興衰變遷，而是蘊藏了通過個案研究推進對貴族社會構造與運作整體性理解的雄心。[23]

作為一本標榜社會史取徑的研究著作，作者在書中對博陵崔氏家族與地方聯繫尤為關注，注意觀察貴族家庭成員在官僚與貴族兩種身份之間的張力與互動，強調地方基礎是貴族家庭經歷漢末魏晉的亂世而得以維繫的秘密所在，而五世紀末期以後貴族家庭逐漸脫離地方基礎，淪為職業官僚則是其最終衰敗的根本原因。中古士族的“城鄉雙家形態”是漢學家艾博華提出的一個重要假說，[28]在中文世界中毛漢光的一系列研究對此假說有詳密的闡發，其通過對於正史傳記與墓誌的數量統計，分析了唐代士族中央化的過程與影響，[29]毛漢光與伊沛霞的研究一從統治階層的總體研究出發，一從個案研究入手，取徑雖然有所不同，但得出的結論不無異曲同工之處。

三
作為一部三十餘年前的舊著，作者當時使用的一些較為新穎的研究手法，如對於墓誌資料的廣泛收集與利用，通過對士族卒葬地的分析來判斷士族房支分化與逐步中央化的趨勢，通過與出土墓誌記載家族世系的比勘來確定《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的可靠性，目前都已成為研究中習見的方法，但作者本書中提出一系列問題仍值得我們做進一步的省思。

總體而言，作為一個傳統的、廣受關注的學術議題，士族研究近年來可以說是出現了“有增長而無發展”的學術內卷化的傾向，其中呈現出的種種危機與挑戰，等待著學者們的進一步的回應與反思。但是藉助血緣關係凝結起來的家族以及通過婚姻、交往等各種手段擴展形成的家族網絡依然是中國古代社會人際結合的最重要方式，無疑也是各種新舊課題中難以繞過的研究對象。如果能將士族研究中積累的一些成熟的經驗方法，例如對墓誌資料的搜集與利用、對於譜系的清理與辨偽，運用到一些過去關注較少的武將、宦官、胡人、宗教、醫學、方技家族的研究中去，[75]或許能拓展家族史研究的範疇，進而加深我們對中古社會階層構造的瞭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