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理解社会学A
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韦伯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系统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却从不使自己接受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现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世界历史的规律是什么？行为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人们能赋予自己的存在于世以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与他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对国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韦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所形成的概念与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知识传统的主要部分。
韦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的研究包括法律、经济史、比较宗教史、政治经济学、政治行动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等。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１９１５年），《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学》（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 ，《古代犹太教》（１９１７—１９１９），《经济通史》（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和《经济与社会》（１９２０—１９２）等。
（１）思想来源与学术旨趣
韦伯是社会学的中心人物，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柯林斯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伯。“
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学的许多问题不能不追溯到韦伯，或从韦伯处汲取灵感，还因为韦伯思想包含着多种取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遂使各种十分不同的解释成为可能。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这一系列对立主题多少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韦伯终生为这两极端对立的紧张所苦。而对此种分裂的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的是韦伯双亲在观念上、道德上及性格上的重大差异。
韦伯的父亲并无出众的人格魅力，事实上是个贪图俗世利益的人，但他仕途上顺利，政治上腾达，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会集。韦伯从他父亲处学到了政治的现实感及妥协的必要性。韦伯的母亲与其父亲性格迥异。她生长在一个虔诚但颇开明的加尔文教的家庭。
她信念坚定，极端节欲，心地仁慈，德行高尚。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双亲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婚姻关系的紧张，这对韦伯产生深刻影响。
最初，他以其父亲为榜样，后来受其母亲影响更大。从外表看他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在生活中，他严峻、男子气，热衷于向学生灌输纪律概念，并以豪饮为荣；韦伯当过兵，军队的制服与决斗的伤痕都令他骄傲。但在内心深处，母亲的信念与影响业已扎根。这两种人格的激烈争斗，加之他父亲的突然病故，导致韦伯染上精神崩溃之疾。
１８９７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无法工作，直到１９０３年才稍事复原。
这种人格的二元性也在他的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涯的矛盾中表露无遗。受其父亲影响，他热衷于政治事务，并对政治的本质有透彻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他一直坚持认为在政治中恪守纯洁无染的道德信条是灾难。但他的个人行为始终表现出最极端的道德立场，这无疑是受了其母亲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如他父亲那般顺利。韦伯最后转向学术工作，并非他本心所愿，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很难适应政治。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间求取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当然，人们会羡慕韦伯家的极其有利的条件助成韦伯智力探求的成功。从他很小起，他就认识了他那时代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常在他父亲书房里会面。在大学读书期间，韦伯有机会听了许多名教授的课，这无疑成为韦伯的渊博与自信的源泉。大历史学家孟森（ＴＭｏｍｓｅｎ）曾参加韦伯博士论文的答辩，提名韦伯为他的教席的继承人。孟森也是韦伯家的朋友，他的儿子与韦伯的妹妹结为秦晋之好。
韦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有所成的朋友。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一些概念仍受益于他的同仁。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可谓如雷贯耳，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杰林克（Ｊｅｌｉｎｅｋ），一位法学学者，他碰巧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在其方法论著作中，他受李凯尔特的影响极大，李凯尔特的父亲也是柏林的一位政界人物，与韦伯的父亲是至交。韦伯对宗教奇里斯马（即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著名分析取自图尔希（Ｅ。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海德堡的一位神学家，他曾一度与韦伯同住一幢公寓。在他的知识圈子里，韦伯常与那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展开热烈的对话，这自然是使韦伯置身于当代思想中心的最好途径。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思想与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首先，韦伯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韦伯称自己是历史学派的门徒，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系统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辅助的历史学科，方法论旨在推进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改善其研究历史事实的方法。
韦伯对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许多观念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狄尔泰历史主义在对现实的丰富性的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条错路。错误首先在于狄尔泰试图直觉地把握历史的整体，而抛弃了研究手段的精确性；其次，狄尔泰相信，无须设定理论假设，也可能认识事实。而韦伯认为，放弃自然科学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可以放弃精确与理性思考的要求。
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接受了典型的李凯尔特与齐美尔的问题：选择历史材料，并将之组织为一有意义的整体，它并非简单地反映事实，而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创造，并且认识主体须采用适当的认识工具及精确的方法。在对历史过程的人文主义理解与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范式的解释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必也不应该是一种认识之合理性程度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是韦伯思想的第三个来源。事实上，韦伯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有透彻的了解，而且还认为它们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财富。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是一个很大的专题，这里不是详加讨论的场合。
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是，韦伯在开始其古代世界经济史的最初研究时，他既利用了马克思在个别问题上的假设，又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韦伯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的解决路径与马克思的很不相同。韦伯不接受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规律思想，他认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在于试图把一切事物归结为一种因素，并且抹杀了人主体与文化的能动的自觉的因素。但他认为关于社会过程的经济条件的假设具有重大的启发价值，如适加修改，可以成为对文化现实的某一方面的合理分析。在韦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都必须考虑马克思的成就。他曾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
马克斯韦伯：理解社会学A
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韦伯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系统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却从不使自己接受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现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世界历史的规律是什么？行为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人们能赋予自己的存在于世以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与他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对国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韦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所形成的概念与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知识传统的主要部分。
韦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的研究包括法律、经济史、比较宗教史、政治经济学、政治行动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等。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１９０４—１９０５），《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１９１５年），《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学》（１９１６—１９１７年） ，《古代犹太教》（１９１７—１９１９），《经济通史》（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和《经济与社会》（１９２０—１９２）等。
（１）思想来源与学术旨趣
韦伯是社会学的中心人物，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柯林斯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伯。“
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学的许多问题不能不追溯到韦伯，或从韦伯处汲取灵感，还因为韦伯思想包含着多种取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遂使各种十分不同的解释成为可能。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这一系列对立主题多少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韦伯终生为这两极端对立的紧张所苦。而对此种分裂的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的是韦伯双亲在观念上、道德上及性格上的重大差异。
韦伯的父亲并无出众的人格魅力，事实上是个贪图俗世利益的人，但他仕途上顺利，政治上腾达，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会集。韦伯从他父亲处学到了政治的现实感及妥协的必要性。韦伯的母亲与其父亲性格迥异。她生长在一个虔诚但颇开明的加尔文教的家庭。
她信念坚定，极端节欲，心地仁慈，德行高尚。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双亲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婚姻关系的紧张，这对韦伯产生深刻影响。
最初，他以其父亲为榜样，后来受其母亲影响更大。从外表看他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在生活中，他严峻、男子气，热衷于向学生灌输纪律概念，并以豪饮为荣；韦伯当过兵，军队的制服与决斗的伤痕都令他骄傲。但在内心深处，母亲的信念与影响业已扎根。这两种人格的激烈争斗，加之他父亲的突然病故，导致韦伯染上精神崩溃之疾。
１８９７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无法工作，直到１９０３年才稍事复原。
这种人格的二元性也在他的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涯的矛盾中表露无遗。受其父亲影响，他热衷于政治事务，并对政治的本质有透彻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他一直坚持认为在政治中恪守纯洁无染的道德信条是灾难。但他的个人行为始终表现出最极端的道德立场，这无疑是受了其母亲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如他父亲那般顺利。韦伯最后转向学术工作，并非他本心所愿，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很难适应政治。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间求取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当然，人们会羡慕韦伯家的极其有利的条件助成韦伯智力探求的成功。从他很小起，他就认识了他那时代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常在他父亲书房里会面。在大学读书期间，韦伯有机会听了许多名教授的课，这无疑成为韦伯的渊博与自信的源泉。大历史学家孟森（ＴＭｏｍｓｅｎ）曾参加韦伯博士论文的答辩，提名韦伯为他的教席的继承人。孟森也是韦伯家的朋友，他的儿子与韦伯的妹妹结为秦晋之好。
韦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有所成的朋友。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一些概念仍受益于他的同仁。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可谓如雷贯耳，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杰林克（Ｊｅｌｉｎｅｋ），一位法学学者，他碰巧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在其方法论著作中，他受李凯尔特的影响极大，李凯尔特的父亲也是柏林的一位政界人物，与韦伯的父亲是至交。韦伯对宗教奇里斯马（即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的著名分析取自图尔希（Ｅ。Ｔｒｏｅｌｔｓｃｈ） ，海德堡的一位神学家，他曾一度与韦伯同住一幢公寓。在他的知识圈子里，韦伯常与那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展开热烈的对话，这自然是使韦伯置身于当代思想中心的最好途径。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思想与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首先，韦伯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韦伯称自己是历史学派的门徒，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系统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辅助的历史学科，方法论旨在推进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改善其研究历史事实的方法。
韦伯对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许多观念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狄尔泰历史主义在对现实的丰富性的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条错路。错误首先在于狄尔泰试图直觉地把握历史的整体，而抛弃了研究手段的精确性；其次，狄尔泰相信，无须设定理论假设，也可能认识事实。而韦伯认为，放弃自然科学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可以放弃精确与理性思考的要求。
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接受了典型的李凯尔特与齐美尔的问题：选择历史材料，并将之组织为一有意义的整体，它并非简单地反映事实，而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创造，并且认识主体须采用适当的认识工具及精确的方法。在对历史过程的人文主义理解与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范式的解释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必也不应该是一种认识之合理性程度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是韦伯思想的第三个来源。事实上，韦伯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有透彻的了解，而且还认为它们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财富。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是一个很大的专题，这里不是详加讨论的场合。
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是，韦伯在开始其古代世界经济史的最初研究时，他既利用了马克思在个别问题上的假设，又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韦伯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的解决路径与马克思的很不相同。韦伯不接受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规律思想，他认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在于试图把一切事物归结为一种因素，并且抹杀了人主体与文化的能动的自觉的因素。但他认为关于社会过程的经济条件的假设具有重大的启发价值，如适加修改，可以成为对文化现实的某一方面的合理分析。在韦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都必须考虑马克思的成就。他曾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