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以类聚，我的朋友大半也是书呆了。很少有朋友约我去户外恋爱春天。大半的时间，我总是与书为伍。大半的时间，总是把自己关在六叠之上，四壁之中，制造氮气，做白日梦。我的书斋，既不像华波尔（ＨｏｒａｃｅＷａｌｐｏｌｅ）中世纪的哥特式城堡那么豪华，也不像格力拔街（Ｇｒｕｂ　Ｓｔｒｅｅｔ）的阁楼那么寒酸。我的藏书不多，也没有统计，大约在二千册左右，“书到用时方恨少”，花了那么多钱买书，要查点什么仍然不够应付。有用的时候，往往发现某本书给朋友借去了没还来。没用的时候，它们简直满坑，满谷；书架上排列得整整齐齐之外，案头，椅子上，唱机上，窗台上，床上，床下，到处都是。由于为杂志写槁，也编过刊物，我的书城之中，除了居民之外，还有许多来来往往的流动户口，例如《文学杂志》，《现代文学》，《中外》，《蓝星》，《作品》，《文坛》，《自由青年》等等，自然，更有数以百计的《文星》。

　　“腹有诗书气自华”。奈何那些诗书大半不在腹中，而在架上，架下，墙隅，甚至书桌脚下。我的书斋经常在闹书灾，令我的太太、岳母和擦地板的下女顾而绝望。下女每逢擦地板，总把架后或床底的书一股脑儿堆在我床上。我的岳母甚至几度提议，用秦始皇的方法来解决。有一次，在台风期间，中和乡大闹水灾，夏菩家里数千份《蓝星》随波逐流，待风息水退，乃发现地板上，厨房里，厕所中，狗屋顶，甚至院中的树上，或正或反，举目皆是《蓝星》。如果厦门街也有这么一次水灾，则在我家，水灾过后，必有更严重的书灾。

　　你会说，既然怕铅字为祸，为什么不好好整理一下，使各就其位，取之即来呢？不可能，不可能！我的答复是不可能。凡有几本书的人，大概都会了解，理书是多么麻烦，同时也是多么消耗时间的一件事。对于一个书呆子，理书是带一点回忆的哀愁的。喏，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一九五二年四月购于台北”（那时你还没有大学毕业哪！）。那本书的封底里页，记着一个女友可爱的通信地址（现在不必记了，她的地址就是我的。可叹，可叹！这是幸福，还是迷悯）。有一本书上写着：“赠余光中，一九五九年于爱奥华城”（作者已经死了，他巍峨的背景已步人文学史，将来，我的女儿们在文学史里读到他时，有什么感觉呢），另一本书令我想起一位好朋友，他正在太平洋彼岸的一个小镇上穷泡，好久不写诗了，翻开这本红面烫金古色古香的诗集，不料一张叶脉毕呈枯脆欲断的橡树叶子，翩翩地飘落在地上，这是哪一个秋天的幽灵呢？那么多书，那么多束信，那么多叠的手稿！我来过，我爱过，我失去－－该是每块墓碑上都适用的墓志铭。而这，也是每位作家整理旧书时必有的感想，谁能把自己的回忆整理清楚呢？

　　何况一面理书，一面还要看书，书是看不完的，尤其是自己的藏书。谁要能把自己的藏书读完，一定成为大学者。有的人看书必借，借书必不还。有的人看书必买，买了必不看完，我属于后者。我的不少朋友属于前者，这种分类法当然纯粹是主观的。有一度，发现自己的一些好书，甚至是绝版的好书，被朋友们久借不还，甚至于久催不理，我愤怒地考虑写一篇文章，声讨这批雅贼，不，“雅盗”，因为他们的罪行是公开的，不久我就打消这念头了，因为发现自己也未能尽免“雅盗”的作风。架上正摆着的，就有几本向朋友久借未还的书－－有一本论诗的大著是向淡江某同事借的，已经半年多没还了，他也没来催，当然这么短的“侨居”还不到“归化”的程度。有一本《美国文学的传统》下卷，原是朱立民先生处借来，后来他料我毫无还意，绝望了，索性声明是送给我，而且附赠了上卷。在十几册因久借而“归化”了的书中，大部分是台大外文系的财产。它们的“侨龄”都已逾十一年。据说系图书馆的管理员仍是当年那位女士，吓得我十年来不敢跨进她的辖区。借钱不还，是不道德的事，书也是钱买的，但在“文艺无国界”的心理下，似乎借书不还是一件不值一提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