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还非常重视科学研究中，仪器的重要性。例如天文学说中，素来存在“浑天”、“盖天”二说，究竟何者为是？他就以能否造出一个仪器来验证。他曾对学生们说：“浑仪可取，盖天不可用，试令主盖天者做一样子，如何做？只似个雨伞，不知如何与地相附着，若浑天，须做得个浑天来。”“有能说盖天者，欲令作一盖天仪，不知可否，或云似伞样，如此则四旁须有漏风处，故不若浑天之可为仪也。”据《宋史·天文志》记载：“朱熹家有浑仪，颇考水运制度”。可以推断朱熹确实利用过浑天仪研究天文学。
朱熹在《答蔡伯静》中认为，人在观察天象时，“其间随人所望，固有少不同处”，是由于“南北髙下自有定位”的缘故。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他想到“使人能入于弹圆之下以望之，南极虽高，而北极之在北方，只有更高于南极，决不至反入地下，而移过南方也”。便设想可以制造一部使人进入其中观看天象的仪器，类似球体的天球，在球体内部标上星辰的位置，而人能进入球体内部，随着球体的转动人便可以随之观察星辰，“使可仰窥，而不失浑体。”他说：“古人未有此法，杜撰可笑”，但“试一思之恐或为”，也许有点意思，“即着其说以示后人，亦不为无补也。”我们今天读到这段话，也不能不感到朱熹在自然科学研究中的独到见解与创新精神。
关于北辰（北极）的准确位置和是否运动？历来看法不同。他曾与学生们多次探讨。“陈安卿问北辰，曰：北辰是那中间无星处，这些子不动，是天之枢纽。如那门笋子样”。“黄义刚问极星动不动？曰极星也动，只是他近那辰后，虽动而不觉，如那射糖盘子样，那北辰便是中心桩子，极星便是近桩底点子，虽也随那盘子转，却近那桩子转得不觉”。后来更写出《北辰辨》一文说：“帝座惟在紫微者，据北极七十二度常见不隐之中，故有北辰之号，而常居其所，盖天形运转，昼夜不息，而此为之枢，如轮之毂，如硙之脐，虽欲动而不可得，非有意于不动也。其南距赤道也皆近，其北距天极也皆逺，则固不容于不动，而不免与二十八宿同其运行矣。故其或东或西，或隐或见，各有度数，仰而观之，盖无晷刻之或停也。”朱熹在探讨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曾在给弟子的一封信中说，用浑天仪测试北极离地面的高度，各地颇有不同。“极星出地之度，赵君云福州只廿四度，不知何故，自福州至此已差四度，而自此至岳台，却只差八度也。子半之说尤可疑，岂非天旋地转，闽浙却是天地之中也耶？”他无法解释，感到奇怪，只好存疑。

朱熹曾撰写《周易本义》一书，对八卦的理论颇有研究，不仅对中国学术界颇有影响，而且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注意。十七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莱布尼兹（1646—1716），从中国获取了大量的有关研究易经的书，其中就有一本朱熹编写的《周易本义》，经过潜心研究，从“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的观点中，悟出了“二进制”。人们说“二进制”是他的首创，他很谦虚地、准确地说应该是朱熹。“二进制”今天已经成为现代科学运算的最佳选择，被广泛应用到电脑世界。他们的贡献是值得称道的。
朱熹对自然界的探索，不仅非常广泛，而且认识深刻，从具体事物的微观，到理论领域的宏观，都越来越带有了认知的意义，在不少科学技术问题上涉及到了当时与西方并列的高度。因而，上个世纪我国著名科技史学家胡道静先生称赞“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英国著名科技史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给予充分的肯定。认为“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他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400多年。他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比较，予以高度评价，说他“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

不想写朱子评论朱子行状这类的东东，没那个本事，而且这种迂腐的东西也不会有人看。只想把泼在朱熹身上的脏水略微清理一下。
1、朱熹和严蕊
这大概是朱熹在现代中国人心目中最有名的故事了。这不奇怪，中国人的八卦精神和八婆精神，向来是天下无双的。这个故事最早在洪迈的《夷坚志庚》中虚构： 台州官妓严蕊，尤有才思，而通书究达今古。唐与正为守，颇属目。朱元晦提举浙东，按部发其事，捕蕊下狱，杖其背，犹以为伍佰行杖轻，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而系乐籍如故。岳商鲫霖提点刑狱，因疏决至台，蕊陈状乞自便。岳令作词，应声口占云：“不是爱风尘，似被前身误，花落花开自在时，总是东君主。去也终须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岳即判从良。”
虚构之一：朱熹是那一年的七月二十三日到台州的，严蕊那时被唐仲友送到老家黄岩包养，八月上旬才由黄岩缉拿归案，八月十日唐的亲家、宰相王淮即将朱熹的停职。当时的记录都表明严蕊一直系狱在本州，由通判赵某问案，所谓“复押至会稽，再论决，蕊堕酷刑”，完全是扯淡。
虚构之二：后来的词家已经考证的很明白，这首狗屁卜算子是高宣教所作，高是唐仲友的表弟，是一位喜爱乘坐高级轿马出入妓院的时尚青年。
虚构之三：岳霖（岳飞之子，岳珂之父）从未作过浙东提刑。事实上岳霖和朱熹的私交非常好。朱熹的父亲因反对和议，遭秦桧贬斥而死，和岳霖可谓同仇敌忾。岳霖也信奉理学，他俩的政治理念和哲学信仰都接近。岳霖之女嫁陈俊卿之孙陈址，而陈址拜朱熹为师，在古代，这种关系是非常亲密的了。
事实是，那一年浙东大灾。因为此前朱熹在崇安县处理饥荒极有办法，并创立了社仓，在南康军任上也政绩斐然，宰相王淮虽然厌恶理学，仍觉得朱熹是处理大灾的理想人选，派他去赈灾。七月二十三日，朱熹巡行到台州，发现了宰相王淮庇护下的知州唐仲友的贪污王国。唐贪污的主要方法有两条，一是让税警交警衙役等多收钱收大钱，台州两年内有二千多民户破产，死于狱中百余人；二是公款充私，官家的库银就是他家的。唐仲友干的最有创新意义的一件事是官鸡勾结以残民，当时台州名妓严蕊、沈芳、王静、沈玉、张婵、朱妙等均被唐私下包养，而这些名妓又为虎作伥，恃宠残害小民。（关于名妓严蕊的伟大事迹，束景南教授考证的极详细。）呵呵，现代派的官和现代派的鸡，唐是一个贪官兼嫖客、文人又流氓的人物，在今日的中国似乎不难遇到。

沈继祖弹劾朱熹，其实是胡纮的稿子。《宋史胡纮传》载：“然未有诵言攻熹者，(纮)独稿草疏将上，会改太常少卿，不果。沈继祖以追论程颐得为察官，纮遂以藁授之。继祖论熹，皆纮笔也。”胡纮创作了朱熹的诸多糗事，但他升官了，不是言官不适合弹劾朱熹。恰好沈继祖因为攻击程颐升任言官，所以胡纮让沈继祖去贴这张大字报。胡纮和朱熹的结仇，非常可笑。“纮未达时，尝谒朱熹于建安，熹待学子惟脱粟饭，遇纮不能异也。纮不悦，语人曰：‘此非人情。只鸡尊酒，山中未为乏也。’遂亡去。”朱熹一生贫苦，每天都和学生一起吃些粗茶淡饭，《朱熹传》：“家故贫，少依父友刘子羽，寓建之崇安，后徙建阳之考亭，箪瓢屡空，晏如也。诸生之自远而至者，豆饭藜羹，率与之共。”这纨绔子弟胡纮以为穷人家最少也应该有鸡吃有酒喝，朱熹给他吃粗米饭就是不近人情，最终报复了朱熹，人心之险恶如此！
沈继祖弹劾朱熹，称朱熹“娶刘珙之女，而奄有其身后巨万之财。”我见过本朝哲人某某某某等的著作，言必称朱熹是地主阶级的代表，剥削阶级的豪富。这是我见过的好笑话之一。陈荣捷先生曾经“从朱子之家世,俸禄、穷困、印务、受与诸方面,考其固穷境况,以见君子固穷在我国历史上,少有如朱子者。”（《朱学论集》）。

3、朱熹的天理人欲
后世对朱熹批评最为激烈的，首推戴震。戴氏认为程朱理学将“天理”和“人欲”对立割裂开来，灭绝人欲，“以理杀人”，说“人死于法，犹有怜之者；死于理，其谁怜之？”戴震对理学家的抨击，影响极大，有其合理之处。但理学家有没有以理杀人呢？陈荣捷先生的回答是理学家并没有以理杀人，也不主张禁绝人们的正常欲求。他说：戴震痛击理学，一则曰理学家“如有物焉”，再则曰理学家以理杀人，三则曰宋儒主张绝欲。查理学家未尝言理如有物。满清皇帝利用理学以责人而铸成残酷大狱则有之，惟理学家未尝以理杀人也。程朱之书，不见“绝欲”之词。朱子曾谓“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然此即是“明天理，灭人欲”，不外扫除私欲以明天理，非男女饮食之欲皆灭尽也。（《朱子新探索》）
朱熹所谓的“人欲”就是私欲，就是不正当的、过分的要求，朱熹所主张的，是抑制饮食男女不正当的私欲。饮食男女如得其正，便是天理而非人欲(人之私欲)。人的欲求若无节制，便流入与天理相对的人欲中去了。陈荣捷引用了大量朱熹自己的说法来证明朱熹并不主张灭绝人欲。如《朱子语类》中“人心是此身有知觉有嗜欲者，如所谓‘我欲仁’，‘从心所欲’，‘性之欲也，感于物而动’，此岂能无? 但为外物诱而至于陷溺，则为害尔。......且以饮食言之，凡饥渴而欲得饮食以充其饱且足者，皆人心也。然必有义理存焉。有可以食，有不可食。......此道心之正也。”(《朱子语类》卷六十二）
在我看来，朱熹说的“天理”，首先是主要是指自然、社会及人类个体思维的法则或规律。朱熹说：“盖天理者，心之本然，循之其心则公而且正。”何谓“心之本然”?他说：“盖此心本自如此广大，但为物欲隔塞，故其广大有亏；本自高明，但为物欲所累，故于高明有亏。”人们如果按照“天理”进行思维，亦即按照心灵本身固有的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则“心自广大”，即人心自能反映广大的客观世界，而且“高明”透亮，清楚无误。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为物欲所“蔽塞”所“系累”，那就不能按照“天理”，亦即不能按照“心之本然”，亦即不能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那就会走入邪门歪道。因此，所谓“心之本然”，就是按照思维规律进行思维，实际就是保持心的理性思维作用，既不为物欲所蒙蔽，亦不为感性知觉所干扰，从而能真正格物穷理，认识事物的规律或法则。这也是西方哲人们一再在朱熹的思想中看到的伟大之处。

“天理”，是大自然发展之规律，是社会伦理法则与道德规范，“人欲”是人类个体的欲望。在俺看来，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命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条普适的真理，在尽力破坏自然资源尽力破坏伦理道德的今日尤其难能可贵。虽然在这个社会，朱熹注定要被抛弃了。

4、朱熹与自然科学
今人多有把中国明清之际的愚昧与落后归因于朱熹的理学。其实这是无知者的想当然的谬论。
由于职业的关系，我更注意自然科学对一个国家的兴盛所起的作用。朱熹本人曾深入研究过自然科学,且很有成就。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李约瑟文集》）
关于朱子的自然科学研究以及所获得的成就，古今不少学者已有过评述。
黄榦称朱子“天文、地志、律历、兵机，亦皆洞究淵微”（《勉斋集》卷三十六《朱先生行状》，四库全书本）。
《宋元学案》称朱子“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宋元学案》卷四十八《晦翁学案上》，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505页）。
胡适先生指出：“从某些方面来说，朱子本人便是一位科学家。”（胡适：《胡适口述自传》，《胡适全集》（第18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44页）
钱穆先生则说：“朱子言格物，不得谓其是一自然科学家，然朱子于自然科学方面亦有贡献。以朱子观察力之敏锐，与其想像力之活泼，其于自然科学界之发现，在人类科学史上，亦有其遥遥领先，超出诸人者。”（钱穆：《朱子学提纲》，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第206页）
张立文于上个世纪80年代就撰文《朱熹哲学与自然科学》，指出：“朱熹对宇宙、天文、气象等自然学说都有贡献。”（张立文：《朱熹哲学与自然科学》，《孔子研究》，1988年第3期，第51页）

科学史家们对于朱子的自然科学研究也多有评述。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称朱子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英）李约瑟：《雪花晶体的最早观察》，《李约瑟文集》，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年，第521页）。
韩国科学史家金永植在所著的《朱熹的自然哲学》中指出，朱熹在科学技术方面的知识“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他对自然界的知识有时还独具慧眼”（（韩）金永植：《朱熹的自然哲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7页）。
中国科学史家胡道静先生说：“朱子对于自然界林林总总的万物之理，亦潜心考察，沉思索解，常有独到之见，能符合科学研究所得出的法则。所以，朱子还是我国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胡道静：《朱子对沈括科学学说的钻研与发展》，武夷山朱熹研究中心：《朱熹与中国文化》，学林出版社，1989年，第39页）
朱熹对于自然的观察非常细致。他曾观察到高山的岩石中有螺蚌壳,于是推断大地表面曾有过“下者变而为高”的过程。对此,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说:“朱熹当时就已经认识到,自从生物的甲壳被埋入海底软泥当中的那一天以来,海底已经逐渐升起而变为高山了。但是直到三世纪以后,亦即一直到达·芬奇的时代,欧洲人还仍然认为,在亚平宁山脉发现甲壳的事实是说明海洋曾一度达到这个水平线。”
胡道静先生称，“朱熹是历史上一位有相当成就的自然科学家。”李约瑟对朱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也相当肯定的。他说：“朱熹是一位深入观察各种自然现象的人。”并对朱熹在解释雪花何以呈六角形时将雪花与太阴玄精石的比较予以高度评价，称之“预示了后来播云技术的发展”。李约瑟还认为“朱熹是第一个辨认出化石的人”，比西方早出四百多年。
即便如此，缺乏数学训练的朱熹正如黄仁宇所言：“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只能美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李约瑟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自然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妨碍科学的进步。中国自然哲学家在解释现象时，往往求助这种自然哲学，例如：电被解释为，“阴阳相激为电”；地震被认为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经验主义和神秘主义的极端形式，贯穿整个古代中国科学理论体系。
近代学者借用朱熹的“ 格物致知”一词，把西方自然科学称为“格致之学”。

朱子提出来的宇宙是阴阳主从关系,确实是当时最优秀的科学理论.就算到了现在,宏观和微观都可以阴阳主从关系来解释宇宙,的确是非常牛的.
今天的科技界,太阳系内群星绕着太阳运转,电子绕着质子运转,这是科技界的普遍的认知.
但是朱子早在800年前就提出这样的理论,的确很伟大.

“李约瑟说”，请先证明李约瑟说话内容的正确性，给出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