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辈的骄傲，我辈的责任  
来自沈奇岚的BLOG 
（很少转贴，这次例外。张轶超是我的师兄。从办报纸，到做教育，他始终没有放弃过他要做的事情。他说的那个为民工子弟办的“久牵”课外小学，几年之前我也去当过很短时间的志愿者，热情消散得很快。而他至今还在继续做这件事情。我真心尊敬这样坚持自己理想的人。每个幸运地得到了教育机会的人，都要对他的幸运担起义务和责任。）


张轶超在复旦的演讲
各位同学，各位老师，大家晚上好！ 

很高兴能够回到自己的母校，而且就在这个多年前我听讲过、自修过的教室里，和大家一起交流。 

不知在座诸位可有去过江湾镇外来工聚居区，从这里骑自行车到那边不超过二十分钟，多年前我一直从南区出发，骑着辆老爷车，穿过这片美丽的校区，由国权北路进入“机场”——那里的外来工们都是这样称呼江湾地区的，事实上，那里曾经也确实是一个机场。大片大片的荒草地，各种野生的林木，还有在杂草覆盖之下的依稀可辨的飞机跑道，甚至你可以看到在空中盘旋的老鹰。不过在这些富有诗意的景物环绕中的，不是祥和的田园风光，更看不到小桥流水人家，唯有一排排临时搭建的平房，各种来历不明的临时加工厂，随处可见的垃圾堆，以及集装箱货车扬起的滚滚尘土。最可怕的是雨天，有时高可齐膝的积水以及泥泞难行的道路会摧毁一切你对于上海的美好印象——那里显然不是上海。 

2001年的江湾镇是如此，2006年的江湾镇呢？不错，变化了很多，比如新江湾城一期的房价已经涨到1万2/平方了，三室一厅的房型则要1万5。比如复旦的新校区就选择在鲜花盛开、绿树掩映的新江湾城。然而淞沪路以西，国权北路以东的地区呢？依然是一片片的废墟、一排排的低矮的简易住房。 

复旦历史系的老教授周谷城先生曾经在73年之前回答《东方杂志》“你对未来中国的梦想”的提问时说：“希望在未来的中国，人人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周先生已经作古十年了，他的梦想究竟实现了没有呢？ 

这么多年了，我记得机场里面只有过两个公共厕所（肯定是没有抽水马桶的），而且要收费。许多打工者不愿意出那么几角钱，于是就在自己房子附近的废墟上或者草丛中就地解决。上海有三四百万外来务工人员，他们之中又有多少坐上抽水马桶了呢？ 

所以每当念及周先生的这个梦想时，我一直是深感愧疚的。尤其是如今复旦已经与江湾镇的外来务工人员比邻而居，我想如果周先生依然在世，当他坐在江湾校区的办公楼里，俯视下面那密集的民工住宅区时，他心中也一样会深感愧疚。 

去年复旦百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在焰火晚会那天，实施过三个小时（6点到9点）的交通管制，大量从外面下班回来，赶着要和家人一起共进晚餐的外来工们，外来工子弟们，被堵在淞沪路进机场的出入口处，被堵在参加这一百年庆典的警车以及警察们之外，直到晚会结束才被放行。尽管那时候他们没有太多抱怨，他们只是痴痴的看着在空中绽放的焰火。也许对于大多数外来工子弟而言，能够看到这样一场烟火的盛宴足以解决他们空空荡荡的肚子问题。 

老实说，那个时候的复旦是令我感到羞耻的，如果那时候某个民工子弟问我：“为什么你们学校为了庆祝校庆就不让我们回家？”我将无言以对。因为当它将它自己与那些打工者们隔离开来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它所承载的道义，它就失去了它所谓的“大”。 

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复旦并不是几个高官的复旦，复旦还是有周谷城先生这样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许许多多满怀理想与责任的年轻人。 

焰火晚会的这一幕并非是我亲见，而是一位与你们一样的复旦同学拍摄下来并记录下来的，她用文字与照片记载这一切，再次证明了复旦的良知，证明了我们未敢须臾忘怀肩上的责任。 

不仅如此，还有许许多多的复旦同学在同样见证着复旦的胸怀。自2001年5月以来，江湾镇地区的民工子弟学校里，就从未间断过他们的身影。我很荣幸能够和这样一些同学在一起，为了给予那些孩子基本的教育而不停奔走，努力工作。所以，今天我来到这里，就是想把自己这五年来的经历与感受，在其中遇到的困难与感动和大家分享，与诸君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