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学楷书，初学颜、柳。因为曾经教书，以《玄秘塔碑》为范本，还算下过几年功夫。这当然也算基本功，但对于行书，简直没有多少帮助。颜、柳这样标准的唐碑，“作用”太多，不太自然。褚书我尤其喜欢，但我性柔，怕学不到褚书的好处。魏碑我东鳞西爪地学过，不能用心，写得很俗气。有老师让我学唐墓志，但至今我还没有认定一品，还没有开始学。
我写字没有雄心壮志，又无定力，所以总是信笔为体，写行书较多。开始也乱写，后来偏爱帖学，特别是白蕉，所以不免偶尔临一点欧、虞。中间为了学习笔法，临过一段智永，渐渐地，兴趣偏向了欧、虞，而且以智永为参照，力求“透过刀锋看笔锋”，想把欧、虞碑刻，转化为墨迹去读、去临。也渐渐地，我认为虞世南是真好，以前没有认真学，将来要好好学一番。
王献之以降的书法家，基本上都是有“体”的。所谓有“体”，就是有相对固定的范式、套路。而王羲之是没有“体”的。《黄庭经》《乐毅论》，《十七帖》中的《来禽青李帖》，甚至包括《兰亭序》，都似乎没有范式；没有范式，也就是没有“作用”，表现的是字的真态，天真烂熳，也就是自然。从这个意义上看，虞世南大概是最得羲之真髓的人。《破邪论》可拟《乐毅论》，《孔子庙堂碑》是碑刻，填入界格，当然要敛入规矩，然而细看，仍然绝无拘滞，如高人逸士，虽临窘境，而从容安详，举止洒脱。然而学虞，范本真的相当重要。坊间习字帖之类，最不可学，总是把横画修得平而右伸，强调其“体”，“作用”多了，趣味尽失，必于佳刻，方能窥见其丝丝如扣的书写性。
当书法成为一种职业艺术之后，我们当代人，往往是风格的奴隶。风格是需要含金量的。没有内涵的风格是最容易的事，也是最没有意思的事；有内涵的风格才能称为风格，才能称为“体”；而最难做到的，是看似无风格，却又有不可替代性。学王羲之最难，大概就难在这一点。我们不能说米芾、王铎是没有风格的，但米芾、王铎大量的作品，却有很多面貌，简直没有重复，而总体上，却有其明确的审美诉求，我们能够一眼辨认，他们这种风格，才是高级的风格。倘若粗有规模，就油盐不进，自陷牢笼，就是风格的奴隶。或者在大都市捞生活，不鼓捣点奇装异服，没人认识你是张三李四，作书也就拼命先弄出风格来，务必让人一眼记住——或许可称为原创精神，但如果没有深度，也便流为乞食者相，或为之踌蹰四顾，或见而悯之，各人有各人的道路吧，艺术上的事，也没有什么对错。
近日初临虞，一遍还没有临完，自知所得甚浅，然而越是看到自己一无是处，倒有一种说不出的踏实。困而知学，犹未晚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