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光谷”概念的提出
在切入主题之前，略谈一点我对“光”的肤浅了解。
1981-1983 年公派去美国进修。
1995 年我担任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光电子工程系主任，也迫使我从全系学科建设规划和培养高科技人才出发，对光子学的发展前景去做些深入的认识。
20 世纪90 年代后期，以光纤通信为代表的光电子产业在国内外如火如荼的发展。光纤通信的巨大带宽正显现出作为全球信息网络的核心或平台；光纤通信网络与移动通信的结合，使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到信息交流的实时性、便捷性所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正在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使20 世纪90 年代初人们所期盼的在任何时候（when）、任何地方（where）和任何人（who）的所谓“3W”通信成为可能。光纤通信拉动了从光纤、光电子器件到光通信系统的蓬勃发展。
1998 年7 月22-31日，应我国台湾光电协进会的邀请，我参加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组团一行6 人由当时中科院半导体所副所长陈良惠研究员带领去台湾作了为期9 天的参观访问。
在台访问的最后一天是两岸学者的交流。陈良惠团长介绍了我国信息光电子方面的研发情况。我介绍武汉地区光电子（激光、光纤、光电子器件、光通信系统等）的发展状况。在我的发言中展示了一幅武汉在国内颇具优势的光纤光缆、光电子器件、光纤通信系统设备、高功率激光器及激光加工设备等光电子研究与生产企业的示意图（如图所示），而且这些企业均分布在华中理工大学周围。当时华中理工大学在激光器件和激光加工方面有很好的国内优势，有国内最早获批准的激光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第一个国家激光加工工程中心，有第一批获准的“物理电子学”博士点，主要培养激光技术方面的高级技术人才。

1998 年在台湾所展示的武汉光电子研发概况图
我校在光电子工程系在激光、光纤通信、红外和光学仪器方面还培养较多本科、硕士和博士的各层次人才。20 世纪80 年代我们学校的一些毕业学生在学校周围创业，如创办了华工激光、楚天激光、团结激光等企业。有些毕业生成为周围一些光通信、光电子企业内的高级管理人才或技术骨干。在华中理工大学东边有当时国内规模最大、技术最先进的中外合资长飞光纤光缆厂（现在的生产规模为全球首位）；在我校西边的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为国内最早研制出光纤、最早研制出光纤通信设备和第一个光纤通信示范工程以及承担国家光纤通信各群次（二次至五次群）的示范推广工程，该研究院还有当时在国内唯一能生产光纤通信实用的半导体激光器、探测器的中外合资武汉电信器件公司，还有研制其他光纤通信所需的其他无源器件（连接器、光隔离器、耦合器等）的一个固体器件研究所（后来武汉邮电科学院演变为享誉国内外的烽火科技集团、光讯等一批实体公司，其产品销售国内外）。
当时在台湾讲解完这幅图后，我冒出了一句：“这很类似美国当年的硅谷”。虽然这只是一个类比，还可能是言过其词，但这却成为我随后提出“中国光谷”建议的灵感所在。

1998 年8 月，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去英国参加在英华人学者的一次光电子学术会。会后去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访问。当天中午参观该大学博物馆时巧遇我校当时的校长周济（现中国工程院院长），他当时正好率一个中国大学校长代表团在英访问。他见我的第一句话：“黄教授，看来光电子要大搞”。
这只是他在英访问所获得的一个感受，但对本身从事光电子研究和教学还担任我校光电子工程系系主任的我来说，这无疑又增添了新的兴奋，甚至曾妄想地处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华中理工大学应起到类似于美国斯坦福大学当年推动微电子产业那样来推动本地区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回国后在周济校长的鼓励和支持下，我起草并向武汉市政府提出“关于在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建设中国‘光谷’的建议”。
经周济校长同意，该建议以华中理工大学名义于1998 年12 月18 日正式递交给武汉市。

2“武汉•中国光谷”的发展
我所提建议得到武汉市的重视，当时王守海市长批转武汉市科委来落实。
1999 年上半年市科委组织有关专家起草发展光电子产业的相关规划。规划提交后，1999 年下半年未见任何加快发展光电子产业的实际行动。
2000 年春节前夕我应邀参加武汉市委和市政府举办的一个专家团拜会。当时的武汉市委罗清泉**（后来先后为湖北省省长、湖北省委**）参加了该会，听取大家为武汉的发展建言献策。我事先并没准备发言，后主持会议的辜胜阻副市长点名要我发言，这使我对所提建设“中国光谷”建议没有动静而感失望的情绪一下爆发出来。我简要分析了武汉自认为的钢铁、汽车产业优势的某些局限性和光电子产业的发展前景。我当时也不知哪来那么大勇气和霸气，突然冒出一句：“未来50年，武汉的发展要靠光电子！”这听起来很有咄咄逼人之势。包括坐在我旁边的全国政协委员许其贞先生在内的许多同志都好奇地望着我。我发言后，罗清泉**即刻表态：“德修教授，你别着急，我们要将光电子放到重中之重来抓”。后来回想，领导对我的建议早已放在心上了。
2000 年春节大年初一，当时已是湖北省委**、兼任省科技厅厅长和我校校长的周济教授召集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袁善腊主任（后为武汉市副市长）、郑永新副主任、唐良智副主任（现成都市市长）、侯汉平副主任、赵梓森院士和我在我校行政楼会议室开会。他尖锐指出“开发区抓什么房地产，不务正业，要抓光谷建设、抓光电子！”
同时启用“武汉•中国光谷”这一专有名称，寓意中国光谷在武汉。成立了以罗清泉市委**为组长、省委**周济为副组长的“武汉•中国光谷”建设领导小组。特别是罗**、周济校长身体力行、真抓实干，光谷建设紧锣密鼓开展起来。
正当“武汉•中国光谷”成为湖北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做出的一项重要决策”，也是“武汉发展的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时，国际上的IT 泡沫正在悄然形成。1999 年底以美国为代表的某些发达国家，其光纤通信相关产品供应商过高地估计当时的市场。造成从光电子器件到通信设备的大量积压和相关公司严重亏损，甚至有些公司纷纷倒闭。这对刚起步且满怀信心的建设的“武汉•中国光谷”来说无疑是一次考验。
一些朋友对我打趣说，黄教授你所提“光谷”要“光哭”了；还有一位当年组织我们搞“光谷”建设规划的领导对我开玩笑说：“黄教授，你提的‘光谷’要成光屁股了”。
面对这些善意的玩笑，我坚定认为国际上出现的IT 泡沫不能掩盖光电子产业必将大发展的客观趋势，更不适于光电子产业正在崛起的我国。然而必须面对其对发展中的“武汉•中国光谷”的负面影响。我给罗清泉**写了一个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的报告并拟当面呈给他。他即时在市委接待了我，他完全同意我的分析。次日，市委秘书长携我写给罗**的报告和罗**的批示来我办公室，罗**尖锐指出，IT 泡沫本身是一种发展不健全的表现。并建议我将此报告作适当修改后在《长江日报》发表（图
为2002 年10 月23 日《长江日报》第一版，题为“抓住光电子不放松”）。

“武汉•中国光谷”的建设未受当年国际光电子产业下滑的干扰，反而视为其抢占国内外光电子市场的机遇。原有大型光电子企业规模不断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显著增加；全球500强企业中有80多家企业和海内外一大批知名企业，如富士康、华为、中兴、联想、天马、华兴光电等相继落户“武汉•中国光谷”。
投资约200亿生产集成电路的新芯国际公司，加强了本地区微电子与光电子相结合协调发展的能力，在大数据存储芯片上形成新的亮点；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的“3551”人才计划吸引了一大批海内外优秀人才来此创业；“武汉•中国光谷”的地域规模一扩再扩，由最初规划的58平方千米扩展至158平方千米，再扩展到目前的518平方千米，以容纳其内约三万多个不同规模的企业和科研机构；相应的经济规模呈指数增长。
1998 年该开发区企业总收入为130 亿元，2006 年突破1000 亿元达到1004亿元。
2014 年突破8000 亿元而达8526 亿元，如图3 所示。计划到2020 年将突破30000 亿元。
为给“武汉•中国光谷”建设提供后盾，我国在光电子领域唯一的武汉光电国家实验室于2003 年由科技部正式批准筹建，旨在加强光电子学科中有应用背景的基础研究。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2003-2014 企业总收入增长图（单位：亿元）
还有56 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科研机构以及48 所高校，能为“武汉•中国光谷”在以光电子信息产业为主导，生物医药、新能源与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现代服务业竞相协调发展格局中，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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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武汉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