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华寺遗址位于经济开发区崇德、冯吴、张官村一带,是一处重要的北魏—隋代寺院遗址,2006年5月,国务院公布其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面积120万平方米,重点保护范围70万平方米,保护范围东、西、南、北各延伸100米为建设控制地带。
龙华寺遗址现地表为耕地,因长期耕种,局部遭破坏,地表暴露大量砖、瓦碎片及陶、瓷片。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遗址内不断出土佛教遗物,比较重要有几批有:(1)、1927年在冯吴村地段出土龙华碑,碑额为篆书“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欧阳辅《集古求真》谓:“额为篆体而笔作飞白,为额中所少见。”碑面阴刻楷书28行,行50字,书法隽秀,内容是追记隋仁寿三年重修龙华寺及龙华塔的佛事盛况;(2)、1976年3月,张官村出土一批佛教造像,数量不清,后文物部门收回72件,质地有青石、白石、素烧瓷等,雕造形式有单体圆雕造像、造像碑等,纪年铭文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天保元年(公元550年)、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等;(3) 、1983年9月,崇德村出土一批金铜佛像。1984年,李少南在《文物》第5期上发表题为《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代铜造像》,对这批铜造像做了介绍。李少南在发表文章时清点造像数量为101件。后文物部门在清洗整理时发现,101件造像中,有些为造像部件,经拼对组合,这批造像共94件。其中有铭文的45件,有确切纪年有33件,时代从北魏太和二年(478)至隋仁寿三年(603),所记年号16个,分别为:北魏的太和、景明、正始、永平、熙平、正光、永安、普泰、太昌,东魏的兴和、武定,北齐的天保、河清、武平及隋代的开皇、仁寿。这批铜造像的出土,是目前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批,其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山东地区铜造佛像的分期、类型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对研究北朝时期该地区的佛教文化、佛教流传及寺院兴废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4) 、1991年出土一批石、瓷造像,多流失,文管所仅收回20余件;(5)、1993年出土一批瓷造像,文管所仅收回1件。除此外,遗址上还出土了大批的青瓷器、建筑构件、钱币等。
从目前调查资料及出土实物看,该遗址应为一北朝至隋代寺院遗址群。遗址上至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500)就已建立了寺院,1983年发现的铜造像上,有“太和”铭文的6件,其中有“太和二年”铭文的就有2件。寺院几经发展,又不断建立新的寺院,如乡义寺、武定三年所建寺院等,其规模逐渐扩大。至北齐时,遗址上的寺院已具相当的规模。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北周武帝灭北齐后,继续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政策,龙华寺遗址上的寺院自然也没逃过这一劫,一时间变为废墟。隋建立后,隋文帝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下令各地广建佛塔、寺院。因此,作为当时佛教理地的龙华寺也被敕名建“龙华塔”,而且是建在被毁的龙华古道场废墟之上。龙华寺遗址上发现的最晚的佛教遗物是隋代的,有纪年的佛教遗物中最晚的为隋大业四年(608年)。在几次遗址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含有晚期遗物的地层,可见龙华寺在隋末又被毁。近年来在遗址发现的佛像可能就是当时寺院被毁时被佛教信徒们抢救出来埋入地下的。
龙华寺遗址及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在国内外考古界、艺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对于研究北朝时期该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发展、流传、信仰及寺院布局、规模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了做好遗址保护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滨州市文物管理处、博兴县文物管理所自2002年至200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勘探,对遗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进一步保护好该处遗址,2008年底,根据国家文物局批示(文物保函[2007]1040号),博兴县人民政府会同北京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制作龙华寺遗址保护规划,现规划初稿已完成。
龙华寺遗址现地表为耕地,因长期耕种,局部遭破坏,地表暴露大量砖、瓦碎片及陶、瓷片。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遗址内不断出土佛教遗物,比较重要有几批有:(1)、1927年在冯吴村地段出土龙华碑,碑额为篆书“奉为高祖文皇帝敬造龙华碑”。欧阳辅《集古求真》谓:“额为篆体而笔作飞白,为额中所少见。”碑面阴刻楷书28行,行50字,书法隽秀,内容是追记隋仁寿三年重修龙华寺及龙华塔的佛事盛况;(2)、1976年3月,张官村出土一批佛教造像,数量不清,后文物部门收回72件,质地有青石、白石、素烧瓷等,雕造形式有单体圆雕造像、造像碑等,纪年铭文有武定五年(公元547年)、天保元年(公元550年)、乾明元年(公元560年)、太宁二年(公元562年)、天统四年(公元568年)、武平元年(公元570年)等;(3) 、1983年9月,崇德村出土一批金铜佛像。1984年,李少南在《文物》第5期上发表题为《山东博兴出土百余件北魏至隋代铜造像》,对这批铜造像做了介绍。李少南在发表文章时清点造像数量为101件。后文物部门在清洗整理时发现,101件造像中,有些为造像部件,经拼对组合,这批造像共94件。其中有铭文的45件,有确切纪年有33件,时代从北魏太和二年(478)至隋仁寿三年(603),所记年号16个,分别为:北魏的太和、景明、正始、永平、熙平、正光、永安、普泰、太昌,东魏的兴和、武定,北齐的天保、河清、武平及隋代的开皇、仁寿。这批铜造像的出土,是目前前所未有的最大的一批,其对于研究这一时期山东地区铜造佛像的分期、类型等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同时也对研究北朝时期该地区的佛教文化、佛教流传及寺院兴废等都具有重要的价值;(4) 、1991年出土一批石、瓷造像,多流失,文管所仅收回20余件;(5)、1993年出土一批瓷造像,文管所仅收回1件。除此外,遗址上还出土了大批的青瓷器、建筑构件、钱币等。
从目前调查资料及出土实物看,该遗址应为一北朝至隋代寺院遗址群。遗址上至迟在北魏孝文帝太和年间(477-500)就已建立了寺院,1983年发现的铜造像上,有“太和”铭文的6件,其中有“太和二年”铭文的就有2件。寺院几经发展,又不断建立新的寺院,如乡义寺、武定三年所建寺院等,其规模逐渐扩大。至北齐时,遗址上的寺院已具相当的规模。北周武帝建德三年下诏“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沙门、道士并令还俗”。北周武帝灭北齐后,继续在北齐境内推行灭佛政策,龙华寺遗址上的寺院自然也没逃过这一劫,一时间变为废墟。隋建立后,隋文帝诏天下,“任听出家,仍令计口出钱,营造经像”并下令各地广建佛塔、寺院。因此,作为当时佛教理地的龙华寺也被敕名建“龙华塔”,而且是建在被毁的龙华古道场废墟之上。龙华寺遗址上发现的最晚的佛教遗物是隋代的,有纪年的佛教遗物中最晚的为隋大业四年(608年)。在几次遗址调查中,也没有发现含有晚期遗物的地层,可见龙华寺在隋末又被毁。近年来在遗址发现的佛像可能就是当时寺院被毁时被佛教信徒们抢救出来埋入地下的。
龙华寺遗址及遗址上出土的文物在国内外考古界、艺术界,占有极其重要的价值,其对于研究北朝时期该地区的佛教文化的发展、流传、信仰及寺院布局、规模等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为了做好遗址保护工作,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滨州市文物管理处、博兴县文物管理所自2002年至200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考古勘探及发掘工作。通过考古勘探,对遗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了进一步保护好该处遗址,2008年底,根据国家文物局批示(文物保函[2007]1040号),博兴县人民政府会同北京大学、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制作龙华寺遗址保护规划,现规划初稿已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