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一场不成功的叛乱
三十年战争，指1618-1648年间爆发在中欧地区的大规模战争。是波希米亚（Bohemia）地区的贵族发动叛乱，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政权（AustrianHabsburg），进而衍化为神圣罗马帝国（Holy Roman）内战，并最终成为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欧洲大战的事件。
正如普鲁士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在《战争论》中所说，“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战争是政治交往的一部分，政治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政治不仅引起战争，而且支配战争，因而政治的性质决定战争的性质。”。三十年战争的爆发、进展及最后的结果，其背后必然是时代背景下的各种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因素的交汇与碰撞。可以说，三十年战争并不是偶然，它是时代的选择，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再平常不过的一幕”。因此，想要揭示这场战争带给了我们什么，就得要先追本溯源，找寻它最初的样貌。
波希米亚地区，位于今天捷克境内，于1526年并入神圣罗马帝国。但与神圣罗马帝国信奉天主教（theCatholic）的传统不同，波希米亚地区的信仰同德意志北部地区一样以新教（theProtestant）为主。1617年成为波希米亚国王的斐迪南二世（FerdinandII）在被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前曾以许诺保护波希米亚地区的新教信仰为条件换取波希米亚贵族的支持。然而当他收回承诺，并企图废除过去的宗教自由权利，恢复天主教的地位时，便立刻遭致波希米亚贵族们的反抗。1618年，波希米亚地区宣布独立。次年，他们找来了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theElector Fredrick of the Palatinate Pfalz）一起入伙。并于同年挺进奥地利首都维也纳（Vienna）附近，企图迫使哈布斯堡王朝进行谈判，但这场缺乏经验的“逼宫”行动被新上任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轻松化解。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拉来了自己的旁支兄弟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SpanishHabsburg）与巴伐利亚王国共同镇压波希米亚起义者。而起义者在进退维谷的艰难局面下退回波希米亚地区之后，又于1620年在布拉格周边的白山（White Hill）被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联军彻底击溃。现在，波希米亚已经为哈布斯堡王朝所重新控制：波希米亚人发现他们土地的主人由过去当地的贵族变成了一群向维也纳的皇帝效忠的外国人，波希米亚的王冠又回到了斐迪南二世的手里。而波希米亚人自选的“国王”，倒霉的腓特烈五世，猛然间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流亡分子”。不仅波希米亚国王只当了短短的一个冬天（因此他也被称作冬天国王，theWinter King），甚至连自己的领地以及选侯头衔都被剥夺。
战争到此为止暂告一小段落。当然，这并不是结束，而是“王子们的课间操”（马基雅维利语）更大的风暴，此刻正在酝酿之中。

波希米亚王国（红色）与神圣罗马帝国，1618年

白山战役，神圣罗马帝国联军获得了一场决定性的胜利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斐迪南二世

普法尔茨选帝侯腓特烈五世，被选为“波希米亚国王”

信仰之战——宗教改革的旧账重提
这场叛乱已经到此结束了，但我们仍然可以重头回顾一下这场叛乱。
这一时期的三十年战争，表面上还带有非常浓烈的宗教战争的色彩。至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的确是自宗教改革以来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矛盾的延续。首先是作为天主教狂热信徒斐迪南二世对新教徒的反攻倒算，试图在波希米亚地区恢复天主教的统治地位，并对新教徒的宗教权利乃至人身财产展开了残酷的剥削与迫害。而新教徒为了捍卫自己的既得利益，“将帝国大臣扔出了窗外”，并展开了一场“光荣、正确、伟大”的斗争。
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关于这场战争的起因或许早就已成定论。然而，这些“狂热的”天主教徒发动对新教徒的压迫目的仅仅只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吗？恐怕不尽然。而哈布斯堡家族继续将对波希米亚的宗教政策扩大到整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行为，则无异于向德意志境内所有的新教邦国宣战。哈布斯堡家族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动机，必然是在德意志推行天主教统治背后所带来的巨大利益。这一切又得提到宗教改革。当年一纸《奥格斯堡和约》，承认了新教徒在德意志宗教战争中从教会手中获得的财产和特权。然而这份和约在带来和平的同时，也早已埋下了一场新的战争的种子。首先这笔巨大的财产，无时无刻不在勾引着那些囊包羞涩的贵族们；而那些天主教会的政治特权，更是君主们所梦寐以求之物。要知道，没有任何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安于政治上四分五裂的现状。自打霍亨斯陶芬家族的腓特烈二世及康拉德起，德意志帝国便一致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而后的“黄金诏书”更是将德意志地区分裂的现状加以合法化。因此，以宗教特权的介入进而掌握政治权利的方式，被视作最可行的政治统一的方式。
同样地，对那些起义者来说，或许这也并不是一场多么高尚的斗争。首先这就不是一场完全遵从“人民意志”的战争。相比起波希米亚水深火热的劳苦大众来说，拥有大量土地财产的贵族反倒成了起义的主力军。对于这些贵族来说，宗教信仰上的问题未必属于“原则问题”。然而，他们很灵敏地察觉出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在波希米亚地区推广天主教的行为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借宗教事务渗透来实现神圣罗马帝国的高度集权化。倘若神圣罗马帝国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那么，波希米亚贵族们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势必会得到打压。他们的土地和庄园的世袭权力，或许将不再得到保证。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或许正是后来神圣罗马帝国联军统帅阿尔伯希特·冯·华伦斯坦（Albrechtvon Wallenstein）。作为一名波希米亚贵族，他同样对波希米亚的状况感到同情，但是作为一名神圣罗马帝国的军官，他的财产、政治权利、地位等必须依靠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保障。而波希米亚贵族们的起义却不会为他带来任何好处，甚至有可能损害他的利益。因此，在起义者最需要他的时候，他却向维也纳当局展现了自己的忠心，并旋即参与了镇压波希米亚的军事行动。在这里，这位精明的“军事商人”收获了自己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
波希米亚人的起义终究是失败了。然而，哈布斯堡的战果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巩固。不仅在内部关系上，这个家族的宗教政策依然无法获得波希米亚乃至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各新教国家的支持与认可；而在国际关系上，其他的国家更不会允许神圣罗马帝国一家坐大。

阿尔伯希特·冯·华伦斯坦，波希米亚贵族，后来成为神圣罗马帝国联军统帅

木刻版画，反映的是“掷出窗外事件”，也标志着波希米亚叛乱及三十年战争的开始

补个图...
这是三十年战争前夕的德意志地区宗教信仰分布图。可以看出波希米亚王国基本出于神圣罗马帝国天主教诸侯的包围之中，因此波希米亚新教势力实际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外部环境之中

外交游戏：国家利益至上理念的发展
国家一词由来已久，但它至今还未被赋予过一个清晰的概念。很多时候，国家只是个人或者家族的政治工具。也就是说，国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拟人化”的政治实体，它被掺杂了太多的个人感情。这么做有什么好处尚且不清楚，但是这种“如同儿戏”的政治在有时会给国家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所幸的是，这一点也正在悄然发生改变。
最明显的一点就是各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越来越趋于机动灵活。除了始终“患难与共”的哈布斯堡难兄难弟神圣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广大的列强们向我们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战争、和平，风云变幻的国际舞台现在变得越来越迷踪不定。处于哈布斯堡家族包围之中的法兰西，相同的宗教并没有能够给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斐迪南二世急于扩张其影响力的野心迫使波旁家族不得不将对时局的关注超过了宗教的界限，站在了新教一方。与老冤家西班牙苦战之中的新贵荷兰，资源匮乏、行政低效、军事水平低下的英国、面临着胡格诺教徒反叛威胁的法国，以及在德意志-波罗地海地区的利益遭受严重威胁（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同时身为荷尔斯泰因公爵，Dukeof Helstein）的丹麦-挪威王国，还有渴望在德意志分一杯羹的瑞典，现在站在了一起，组成“新教联盟”。然而这个所谓的“新教联盟”极不靠谱。共同的敌人，也没能将他们真正束缚在一起。带着自己的军队连同侄子查理一世派来支援的英国军队浩浩荡荡的克里斯蒂安四世，在神圣罗马帝国联军面前吃了大亏之后，立马将之前的承诺忘得“一干二净”，并与奥地利哈布斯堡家族签下了吕贝克和约；而英国和法国这对老冤家也是明争暗斗，为了扳倒这位“暂时的盟友永远的世仇”，借着胡格诺教徒叛乱期间，英国不仅予以叛乱者巨大的支持（，甚至还直接派出远征军登陆法国进行作战只不过此时的英国军队战斗力实在堪忧，两战除了损失惨重外一无所获）这场1627-1629年间的英法战争也成为了三十年战争的小小插曲。前面那位不靠谱的小兄弟“丹麦”，竟然站到了天主教一方，并给同为新教国家且此刻正深陷于德意志泥潭的瑞典背上插上了结结实实的一刀。这些不断发生的战争与和平，与国家之间各自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背后的因素正是错综复杂的政治权力制衡关系。
此外，战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战争所涉及的范围是空前的。除了直接处于战争中的交战双方外，各国也为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扮演起了幕后赞助人的角色。实际上，除了新教与天主教外，甚至连东正教的俄罗斯与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土耳其都参与其中。此外，经济因素也悄然从战争的幕后走向了前台。如果说商业上的利益在三十年战争期间还只是战争的潜在动因之一的话，那么在三十年战争才刚刚结束几年的1652年，新成立不久的英吉利共和国与荷兰的战争毫无疑问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商业利益冲突。由于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对各国的意义越来越大，对本国商业贸易获利最大化的追求，成为了当时各国在决定外交政策时的重要考虑内容。这是一个全新时代的开启。
总而言之，由于国家概念的发展以及外交政策的复杂化，国家在对各项利益诉求日益高涨的同时，也正在要求一架更有力量的国家机器来为其保驾护航。而这个任务，要由各国自己来想办法完成。

1626年8月27日，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四世率领的天主教联军在卢特尔战役中决定性地负于华伦斯坦的神圣罗马帝国联军

三十年战争全欧各战场示意图，各国处于一种非常微妙的关系之中

规模空前的军队：招募与补给的困境
国家、军队、战争，这三个词始终被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每当战争到来之际，人们的荣誉感与激情都会彻底展现出来。然而，国家理念上的改变，则必然使战争的性质发生变化。不过没有人想到，他们将要面对如此一场“前所未有”的战争。不仅作战的装备、战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甚至就连军队的内容也与以往大不相同。
为了满足军事目的，军队的人数大幅增加。西班牙在本土、尼德兰与北意大利共布置了10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而前面提到的那位“忠心耿耿”的波希米亚贵族华伦斯坦麾下的军队，从1625年的大约62000人激增到1631年的150000人左右；荷兰军队的统帅弗雷德里克·亨利王子（PrinceFredrick Henry）在1629年准备了大约128000人，几乎是1609年与西班牙签订《十二年停战协定》时的两倍；到1632年的3月份，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usAdolphus）拥有了一支120000人左右的军队（尽管其中只有13000人来自瑞典）；而高度不军事化的英国在内战的压力下，查理一世（CharlesI）被迫将他直属的那支七拼八凑还不到1000人的军队进行扩编至10000人。在1640年内战爆发的前夕，确信在英格兰已经有110000人全副武装、集结待命。
然而这种参战人员数量上的爆炸增长不过是这一时代的特殊产物，换言之，它们不过是“一颗划过漆黑夜空的流星”，并非是持久的现象，至少在这一时期如此。首先，这些军队的来源并不是那么可靠。他们一般是社会上走投无路的流民、恶棍，迫于生计而参加军队混一口饭吃。换一句话说，这些人只要遇到能够“开小差”的机会，是一定不会放过的。这在以军纪败坏闻名的神圣罗马帝国军中已屡见不鲜。而瑞典的情况相比起神圣罗马帝国要好点（拥有相对严明的军纪与较为有效的训练以及一批相对可靠的国民兵），但也好不到哪里去。1631年5月，一名军官向古斯塔夫·阿道夫报告说：“......薪水已经拖欠太多了，军官和士兵都是如此......数以千计的人擅离职守，甚至至少已有600人独自离开营地”。当然，这也不能全归咎于雇佣兵们缺乏“责任感”。因为他们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如果战胜，自己还能从中捞一份油水；但如果战败，政府随时可以放弃这些“替自己打工的外国人”。他们甚至连生存的安全都难以保障，因而他们也不能不早早地考虑好后路。
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义务兵役制度出现。由于当时行政管理还以低效而著称，政府没有钱也没有能力完成这项工作。因此士兵征募的工作通常交到了贵族或者高级军官的手里，并且也通常被编入了以这些贵族、高级军官名义建立的军队。他们的武器、军装甚至是薪水也正来自于这些贵族和高级军官，这也导致了他们相比起“国家的军人”更像是“贵族的军人”。甚至有的时候政府的财政紧张，例如奥地利哈布斯堡在当时就曾将招募权直接授予华伦斯坦，由他自行招募军队对抗入侵的丹麦。暂且不论这种封建义务色彩浓厚的军队制度会对与现代国家理念产生怎样的矛盾，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贵族自己为了维持军队就已经需要一笔相当大的资金。在国家财政还正常运行的时候，政府的资金或许还能够送抵各个部队的手里。然而随着战争的白热化，政府的财政压力随着军费开支增加而越来越大，贵族、军官们能够领到的钱也越来越少，因此更多的时候还得要他们自谋出路。因此这些贵族、高级军官们通常把他们的军队看作是自己的私产，而为了保证不至于破产，他们得想方设法地赚钱。筹集资金的方式可谓是五花八门：打家劫舍不过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方式，作为文明时代的“文明人”，他们也用“保护费”的方式向附近的市镇征集一定的资金和食物；如果打了胜仗，抓住对方的俘虏来勒索一大笔赎金自然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不过打了败仗也不要紧，把武器装备先卖掉，将资金进行回笼，以图日后东山再起；而华伦斯坦的军队更是花样频出，以至于被人“美名”曰为蝗虫......在日复一日的劫掠中，一部分的士兵也为此变得“富裕”起来。然而这种不稳定的经济来源势必只能导致军队的战斗力严重下滑，蒂利伯爵之死很大程度上就要归咎于他手下士兵们在靠打家劫舍“先富起来”后变得贪生怕死，不愿意为他们的统帅卖命。
这些打着国家旗号的贵族、军官麾下的军人，不仅战斗素质难以保证，甚至他们的“忠诚”也往往需要被加以怀疑。而这种体制的发展下，贵族们在拥有相对独立的兵权的同时也利用战争来“搞搞副业”，一步步地向经济上的独立靠拢。这样的结果必然是导致不受政府控制的大军阀的出现，而非一支受国家控制，为国家卖命的军队。显然，这是中央政府所不希望看到的，也是与现代国家理念下的时代潮流相违背的。

大权归谁之手？西欧国家中央集权的斗争
现在，在西欧与中欧的战争中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势。尽管西欧军队仍然带有一定封建制度的色彩在里面，但基本能在中央政府的权威控制之下，尽管他们的政府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西欧战场上的战争颇带有“一战”的色彩。由于相对来讲各国在政治、经济上较为统一，因此有能力修建大量严密的防御体系。迫于军事技术上的限制，战争不可避免地陷入惨烈的拉锯甚至是围攻，而这样所消耗的成本远比野外的机动作战要大的多。在法国西部地区的比斯开湾港口城市拉罗谢尔（La Rochelle），法国政府为了对付胡格诺教徒，在长达15个月的战争中消耗了4000万里维尔的资金（livre，法国旧币），相当于4000万蒲式耳的小麦（约合十五亿升的小麦）。不仅战争消耗的物资巨大，战争的代价也同样是十分惨烈的。仅在1622年，西班牙军队司令斯皮诺拉（Spinola）在围攻荷兰南部的贝亨奥普佐姆（Bergen-op-zoom）时损失了9000人，而1640年西班牙对比利牛斯（Pyrenees）地区的萨尔斯（Salses）发起的围攻却整整损失了10000人。巨大的人员、资源上的消耗，迫使政府要筹集更多的资金。然而显而易见的是，“没有政府掌握动员更大的一支军队，并为其发饷、补给所必需的组织，因而也就没有政府能够梦想把更大的军队投入战斗。需要跨过中世纪军队的门坎，就必须要让欧洲国家的财政和行政资源发生重要变化”（引述自《近代军队——一个神话？浅谈欧洲“军事革命”》）。而想要真正要能够拥有现代化的财政和行政能力，就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中央控制力。随着西欧的大部分国家——荷兰、法国、英国、西班牙现在都遇上了财政问题，这也为他们的中央政府出了一道难题。
老牌强国西班牙仍然试图维持一支常备军。然而纵观西欧几家列强，其处境最为尴尬。祖上留下来的财产，基本已被挥霍一空。而看似所拥有的广袤领土，除却本土直辖下的伊比利亚半岛部分外，她在意大利与尼德兰这几块飞地上的影响力已经一日不如一日。尽管西班牙已经江河日下，但她的行政制度也着实令每个西班牙国王感到尴尬。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更像是一个松散的邦联，各个省份、王国都有着很大的自治权，而在这样的环境下，征集足够的资金来维护其老牌殖民霸主的权威又谈何容易呢？因此每个稍有自知之明一点的国王，都会乐于也只能维持现状。但随着与荷兰、法国相继爆发的战争，眼瞅着火就要烧到眉毛上了，她不能不做点什么了。1626年前后，西班牙首相奥利瓦雷斯（Olivares）公爵试图通过推行武装联盟（Union of Arms）的方式，以军事的方式来将这个国家紧密团结起来，重新发动潜在的军力和财力。根据这份条令，卡斯蒂里王国（Kingdom of Castile），西属尼德兰（Spanish Netherlands），阿拉贡王国（Kingdom of Aragon），瓦伦西亚王国（Kingdom of Valencia），加泰罗尼亚公国（Principalityof Catalonia），葡萄牙王国（Kingdom of Portugal），那不勒斯王国（Kingdom of Naples），西西里王国（Kingdom of Sicily），米兰公国（Duchy of Milan），以及地中海及大西洋上诸岛（Mediterranean and Atlantic islands）按照各自的比例共计提供14万人的军队。这份条令在今天看来相当的有眼光，可是按照当时的规矩，即便是西班牙中央政府的政令，也要交由地方议会决定。然而问题便出在这了：由于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以及阿拉贡地区的议会拒绝接受，因而最终也不得不以令他们付了点钱了事（加泰罗尼亚甚至连这笔钱都不肯出）。这种现象在今天看来是不可理喻的。但在当时，还并没有形成今天所谓的国家认同感。换言之，除非迫于经济、政治甚至是生存上的需要，否则一个人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个与他“毫不相干”的国家的人民。不过相比起来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PhilipIV）足够幸运了。在大西洋的对岸，英国国王在征税的斗争中被地方贵族们一起送上了断头台（不过后世更乐于认为这是一场反抗暴政的民主革命）。
显然，维持一支常备军在那个年代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法国人另辟蹊径，大搞“合同军”。即由政府出一部分钱与贵族军官们合资招募军队。根据合同，军费和训练的问题由各自负责的贵族军官们自行解决，只要政府需要的时候能够“随叫随到”就好。这样一来，虽然财政压力相对减少了一些，但擅离职守的情况大大增加。1635年法西战争爆发之际，竟有至少144名军官不在岗位上；更令政府感到恐惧的是海军的情况。相比起移动迟缓的陆军，海军的行踪则显得飘忽不定，以至于“很少有人知道他们在哪”。情况很糟糕，可法国政府也非常清楚他们对此无能为力。但是如何才能将这些来自不同国家讲着不同语言的多国部队融为一体？他们正在尝试着想出一种新的方式来“增加军人们的责任感”。武器装备上的统一或许可以，可它的成本还是太高。相比之下制服的制作生产成本就低了许多。早有许多国家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1619年，不伦瑞克-沃芬比特公爵（the Duke ofBrunswick-Wolfenbütte）命令他手下的两支军队换上蓝色的制服；几年后，瑞典、丹麦、巴伐利亚的军队也开始制定了一些着装标准。1628年，法国政府开始为他的军队配发制服。尽管到此时为止法国仅仅只能配发数千套制服。随着火器的发展，防护性的衣装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些标志鲜明的制服在区分敌我与鼓舞士气方面的作用大大显现，并且这无时无刻不在传达着一个信息：军队是国家的军队，而非某个人的军队。制服上的统一也开始成为了潮流：1632年，奥地利与西班牙的军队也开始换上红色的服装，并且华伦斯坦严令禁止使用其他颜色。不过将“红衫军”发扬光大还要等到十几年后的英格兰内战。在那场“反抗暴政的民主革命”中，为了区分身穿珍珠色的皇家军队，议会军于1645年为新模范军（New Model Army）换上了一身猩红色的衣服。这是一个成功的尝试。此后二百五十余年间，红衫军与不列颠共生共荣。当然，这是后话。现在，各个国家基本都已有了属于自己的制服颜色。而这些制服的出现，大大加速了国家认同感的形成。有趣的是，在政府能够完全控制这些军队的招募、补给之前，就已经用这样一种廉价却有效的方式完成了军队的“国家化”。而有了这些“国家化”的军队的支持，中央的力量再次得到了大大的巩固。
现在，在法国，得益于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以及一系列在军事上有益的尝试，他们成功地避免了西班牙和英国所遇上的尴尬。掌握了财政权与对地方的控制的法兰西，建立起了一支相对强大的国家军队（尽管他仍然有各种各样的瑕疵）。不过在德意志，一种新形态的政治力量正在冉冉升起。
木刻版画，瑞典军中的苏格兰士兵

终章——社会经济模式重组下的阵痛
至华伦斯坦之死为止，三十年战争整整过去了十五个年头。1634年，失去了自己主帅的瑞典人被逼回至波罗的海沿岸。1635年，神圣罗马帝国和新教诸侯代表在布拉格签署了和平协议。这份“大赦”重申了宗教宽容，并答应归还新教诸侯的财产。新旧教诸侯之间的矛盾基本已经化解，且神圣罗马帝国看似将要赢得这场战争。然而，战争现在还不能结束，因为有人对此“仍然没有感到满足”。
前面所提到的深陷于哈布斯堡家族包围之中的波旁法国，在此之前迫于种种原因并没有直接出面参与对抗神圣罗马帝国的战争。然而若是纵任形式发展下去，哈布斯堡家族势必变得更加难以扳倒，而法国的政治生存环境也会变得更加险恶。因此路易十三的宫相黎塞留决定冒险一把。法国先后在1635年5月和1636年8月向西班牙和法国宣战。对法国而言，战争的进展并不那么顺利。西班牙-神圣罗马帝国联军一度逼近巴黎，但最后功亏一篑。不过最令人膛目结舌的是西班牙在法国面前的不堪一击。而这种“不堪一击”正是两国在政治上的差距造成的。前面提到，西班牙帝国更像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松散邦联，各个王国和省份在更多时候只是出于自己的利益而考虑。相反，法国仰赖于此前一代代君王与大臣的努力，建立了一套在当时的欧洲“最先进”的君主专制集权模式。因而造成西班牙这艘战舰覆没的最后一根稻草，便是西班牙帝国的分裂。1640年，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王国先后发生了反对西班牙的叛乱。与法国相比，软弱无能的西班牙中央政府在应对叛乱时显得有心无力。再加上黎塞留借此良机提出的“分裂战术”，为西班牙境内叛乱的地区不断地提供支持和援助，最终战争的天平在法西之间一点点地向法国倾斜。而在法国-神圣罗马帝国战线上，法国人获得了梦寐以求的天然屏障——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总而言之，法国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向欧洲展现了他强大的势力。也因此，许多国家随之走上了法兰西的道路，纷纷建立了各自强有力的集权模式。
在德意志战场，重振旗鼓的瑞典人也一步步把神圣罗马帝国逼上了绝境。然而，对于这么一个小国来说，在把神圣罗马帝国逼上绝境的同时也意味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对于瑞典，为了这场战争他已经几乎要流尽自己的最后一滴血了。
现在，不论是谁都迫切地希望结束这场战争了（有人得不偿失，有人希望巩固自己的战果）。现在，是时候重申基督教的教义了。化干戈为玉帛。1648年，战争双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尽管法西之间的和平还要等到1659年的《比利牛斯条约》）。
是时候再回头审视一下这场战争究竟带给了我们些什么了。
毋庸置疑，战争伴随着杀戮与死亡。仅仅在17世纪的欧洲，就有80万人直接死于战场上。而因战争带来的疾病、饥荒而死的平民，更是数不胜数。远离本土作战的瑞典，“只” 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损失了至少15万的青壮年。这是一个怎样的概念？在瑞典北部的一个村庄，1621年到1639年间共有230人被征召入伍，而最终只有15人活着回来。当然，我们不能以个例来反映整体，不过战争之残酷的确也可见一斑。而在此试想一下作为主战场的德意志地区，覆巢之下又安能有完卵？
战争对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并不仅仅只是体现在造成青壮年的严重损失这一方面，而应当是一种全方位的损害。正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到处都遭到了历史上最没有纪律的暴兵的蹂躏。到处是焚烧，抢劫，鞭打，强奸和屠杀。有些地方，除大军之外，还有小股的义勇兵，或者干脆把他们叫做土匪。他们甘冒风险，为所欲为，这些地方的农民受苦最多。到处是一片人去地荒的景象。当和平到来的时候，德意志已经无望地倒在地下，被踩得稀烂，撕成了碎片，流着鲜血”。战争结束之际，共有1976所教堂、修道院，1629座城镇以及18310个村庄被洗劫，而矿山、工场、农田被毁坏的数目难以估量。而这导致了经济发展陷入停滞甚至倒退；而随着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战争所打断，以及战争所造成大量的物资消耗，又会导致物价飙升；再加上军队进行的疯狂掠夺，大多数农民唯一能剩下的一点财产又被掠夺走了。可以想象，作为战争的最终承担者，德意志地区的人民要付出多大的损失。
毫无疑问，各地的人口均大幅减少。有人认为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在战争中损失了至少15%的人口。然而恢复的速度之快是令人震惊的——曾于1646年在威斯特伐利亚服役的法军将领格拉蒙特在12年后重游故地时已然找不到任何一点战争的痕迹。究竟是什么带给了这片伤痕累累的土地以如此的活力？过去，我们总认为人民是战争的直接受害者。诚然如此。但我们却总是忽视了人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战争的受益者。也正是这场带给了无数人泪水的战争，为这片古老的土地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十七世纪上半叶，神圣罗马帝国（尤其是南部地区）的经济状况发生了严重的倒退。当然，这跟三十年战争的巨大破坏不无关系。但是，将德意志地区经济衰落完全归咎于三十年战争是不合理的。事实上，早在三十年战争之前，这里就已经出现了经济衰落的势头。历史上，由于德意志地区政治上的分裂，使得德国城市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它们没有王权的庇护，反之还要受到许多封建的压迫和剥削。而在德国农民战争之后，城市的处境更加艰难。传统的商业大都市，纽伦堡（Nürnburg）、奥格斯堡（Augsburg）、科隆（Cologne）等更是在三十年浩劫之后一蹶不振。衰落对于现在的德意志而言是普遍现象，但与此同时则是一部分复兴的商业市镇正在战争中蓬勃发展。汉堡（Hamburg）、吕贝克、不莱梅（Bremen）这三座汉萨自由市通过吸纳流民壮大了自己的实力，在这三十年里一步步走向繁荣。然而促成这种经济中心新旧更替的动力是什么？答案或许是新航路开辟。这听起来似乎很荒谬，毕竟三十年战争与新航路开辟看似不着边际。然而实际上我们稍加注意就会发现，那些衰落的商业城市起初无不是靠着地中海贸易区而起家的。然而随着奥斯曼土耳其对传统商路的控制，这条曾经繁华的商路一步步走向沉寂；与此同时的是大西洋沿岸国家对新航路的找寻。新兴的商业国家英国、荷兰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一步步成长为欧洲商业的中心。而借机发展的德意志商业城镇，却又无一不位于波罗的海沿岸。这些波罗的海地区的商业城镇在地理上离英国、荷兰相距甚近，因而便可享近水楼台先得月之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三十年战争加速了德意志经济的布局转变。然而在经济发生重大转变的同时，势必带来德意志境内各地区的差异扩大化，而这种差异最终必然促进了德意志分裂的固化。最后，与南德意志相比，北德意志的经济力量大大崛起并最终超过了对方。这也在预示着这里在若干年后将会出现一个新的政治强权。
此外，战争在破坏旧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封建统治下死气沉沉的德意志地区遭到了无情的冲击，而一部分迫不得已拿起武器的农民成为了这片土地上的新贵族。由于他们独特的身份和背景，在日后，这些新贵族们将一步步成为社会、经济转变上的主力。而其他农民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在农村经济遭到严重摧残的情况下，很多人背井离乡逃难到了情况相对较好的城市。（因此对于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数字很有可能被夸大了）。他们以缴纳一部分金钱换取城市的庇护，而这些失去了土地的农民逐渐演变成了一些廉价的基础手工业者，反过来又促进经济生产的发展。
其次，战争推动了社会资产的集中化。在过去封建统治根深蒂固的德意志地区，财产大多只掌握在大大小小派系林立的封建贵族手中。然而随着战争的爆发以及华伦斯坦及他的“蝗虫”们的到来，这些原本分散、薄弱的社会资产便被迅速以各种形式集中到了军队手中。这些国家雇佣军此时掌握着空前的财产。然而最终崛起的并不是他们，而是一些寄生于他们身上的犹太商人。这些人最初并不起眼，他们不过随军贩售一些补给品。然而日积月累，他们的生意一点点做大，以至于“曾经被蝗虫吸入肚子里的血，现在又流到他们的血管里了”。这些人在某种程度上说才是战争的最终获益者，而他们中很多人的后代在许多年后成为了叱咤欧洲的资本家。单从社会意义而言，这些早期资本家的功劳堪比英国的圈地运动。他们让资金自由地流淌在这边土地上，实现收益的最大化的同时，带来了繁荣与富足。然而我们在热衷于讨论这些家族背后辉煌故事的同时却早已忘记了那同样沾满了鲜血、沾满了痛苦的第一桶金。而无数破产的农民、贵族从此将恶魔的种子播在了心里，一代代不曾消弭的是对这些犹太人的怨恨。
战争期间，由于外交政策的变幻莫测，因此欧洲国家之间都对彼此采取了一种高度警惕。有时甚至宁可错杀也绝不放过。然而这么做却经常损害了中立国的利益。因此，国际法这一新颖的概念开始被提出。而在国际法的促进下，各国之间的联系也更加紧密。
此外欧洲国家普遍建立起了自己的集权政治。而分裂的德意志地区也不例外。296个邦国，建立了自己的中央集权。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这使得德国的分裂割据形势更加严重。然而这种分裂割据是在德意志地区的权力出于相对平衡的时候才有可能达到的。因此，一旦出现某个强权打破了这一脆弱的天平，德意志又会重新走上统一的轨道。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在带给我们和平的同时，也为日后更大规模的冲突埋下了隐患。在这场战争中收益最大的法国，现在已经成了欧洲仇视的对象；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荷兰的崛起，势必引发周围国家的排挤；在战争中元气大伤的瑞典，又能继续占有他在德意志的那份蛋糕多久呢？
总之，我们必须承认，从长远看来，三十年战争对于欧洲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它是欧洲现代文明的开端，是人类许多伟大成就的发源。然而它同时也是一剂“猛药”。短短三十年间，欧洲为了消化这些经济、社会上的转变，势必要承受巨大的痛苦。这些痛苦，或许只有那些凝固的鲜血、苦难的眼泪才能够体会。

正在洗劫村庄的军队

给你点个赞，下次让你看看我写的文章

资磁

资词

看完啦，兹瓷一下

人生第一个精品贴超感动～再次感谢各位大神

资瓷

国家观念的逐渐形成关键还是通过制服啊！而造船和航海技术的成熟推动了海上帝国的崛起。。。这场战争有点黎明前的混战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