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是什么？
它在乌克兰语中的意思是“艾叶”。
它是前苏联在乌克兰境内建设的第一座核电站，兴建于上世纪70年代，位于基辅市以北130多公里外的普里皮亚季镇，这座小城的居民曾经以它为傲。
而在今日俄文媒体中，它超越了地理意义的范畴，变成了灾难与不幸的象征。你可以不经意地在俄文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标题：《怎样打击司法上的切尔诺贝利？》，以及《俄罗斯面临毒品切尔诺贝利的威胁》。
剧变发生在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在维修人员的连续操作失误下，正在例行检查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一条30多米高的火柱掀开了反应堆的外壳，直达天际，携带着高放射性物质的水蒸气和尘埃随着浓烟升腾。
对于当地很多目击者来说，那原本是一个温馨的四月之夜，一年当中最美好的夜晚之一。在切尔诺贝利反应堆火光的映衬下，那个夜晚变得格外明亮，整个天空色彩缤纷，橘色，红色，蓝色，犹如彩虹般美丽。
可能到了很久以后，许多人才会真切地意识到，那个美丽而诡异的景象意味着什么：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它将无数人对生活的美好憧憬挥刀斩断，它也撕裂了一个时代的画皮。

“死城”普里皮亚季

二、
1986年5月9日，莫斯科照常举行了卫国战争胜利的庆祝活动。
消防员瓦西里此时已经转移到莫斯科一家医院治疗，他受到了1600伦琴的核辐射，远远超过了400伦琴的致死量，护士把他称为“一个核反应堆”。
他的病房在八楼，晚上九点，他催促妻子柳德米拉赶紧打开窗户，此刻，灿烂的烟花腾空而起，异常绚丽。
“我告诉过你，我会带你来看莫斯科的美景。我也告诉过你，每逢节假日，我都会给你送花……”妻子扭过头，看到丈夫的枕头下放着三枝康乃馨。他给了护士一些钱，让护士帮他买了这些花。
“我爱你！我这辈子只爱你一个人！” 柳德米拉再也顾不得辐射，转身跑到他的床边，吻着他。
随后的某一天，瓦西里悄无声息地死在了这所医院。他的遗体被装进一个用玻璃纸做成的袋子里，放进了锌制成的棺材。
人为制造的节日气氛，显然并没有冲淡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事实上从一开始，这场事故就注定将撕裂苏联盛世的画皮。
1986年4月27日，瑞典一个核电厂的技术员惊讶地发现，周围空气中出现了高得不正常的核辐射——切尔诺贝利的核烟云已经飘到了欧洲！接下来丹麦、挪威和芬兰的监控站也陆续发现了类似的情况。直到瑞典政府提出交涉，苏联人才发现事情闹大了。4月28日晚9点，苏联电视台第一次袒露实情，此时距离事故发生，已经过去了整整60个小时。
整个世界震动了。
在瑞典，相关科学机构向政府提出明确建议，要求制止人们食用新鲜的春天蔬菜，饮用雨水。
在奥地利，由于惧怕污染的大气颗粒，公园里小孩玩耍的沙坑被清理一空。
当时，甚至连中国也捏了一把汗。经过科学家紧张地监测，几天后，结果显示中国没有受到污染。但这场事故，给正准备上马的广东大亚湾核电站还是带来了负面影响：香港570万居民中，有100多万人在反对建设核电站的请愿书上签了字。为此，在邓小平的两次亲自过问下，中国政府1986年9月宣告：切尔诺贝利的事故不会改变中国发展核电的态度，而且中国将会高度重视广东核电站的安全性，香港的激动情绪总算日渐平息。

一只因遭受切尔诺贝利核污染而死亡的鹿

四、
为防止放射性物质再次泄漏，苏联政府决定建造一个巨大的掩体，将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封闭起来。1986年12月，也就是爆炸过后七个月，这个掩体修筑完毕，总共使用了约36.7万立方米混凝土和7300吨钢铁，它有一个不详的别名——石棺。
为了庆祝，士兵们在核电站的高处插上了国旗，就好像当年苏联红军在德国国会大厦升起国旗，昭告他们击败了法西斯那样。
但显然，这个国家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刻，早已经离他们十分遥远了。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里这样描写1986年的苏联：“在我国社会和政府受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巨大冲击之后，国家的财政状况使得情况变得更加复杂起来。石油价格下降到每桶10-12美元，这对我们的打击同样沉重。正当我们努力完成1986年-1990年的发展计划时，现金收入下降了三分之二。”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一个庞大国家走到了尽头。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被移交给了乌克兰政府。此刻，4号反应堆上的石棺已经破败不堪，变得非常危险和不稳定。在以后漫长的时间里，乌克兰人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确认石棺的安全性，确认他们已经彻底封印了那个灾难。2012年，一座新石棺开始建造，预计将于2017年完工。届时，这座斥巨资建造的新石棺，将平移到四号反应堆上方，连同旧石棺一起密封。
那么，30年前的灾难，到底给人们留下了什么？
如果让研究者来回答这个问题，答案可能是这样的：
——早期在事故现场的人员，有203人因照射和烧伤而出现临床反应。由军队、警察、消防人员、核电厂的职工等组成的“清扫人员”中，有7000多人在5年内相继死亡。
——切尔诺贝利事故中，三分之二的放射性物质落在白俄罗斯境内，导致白俄罗斯23%的领土受到污染，超过25%的森林和许多农田迄今仍在被污染。从1986年到2015年，白俄罗斯经济损失为2350亿美元，相当于32个1985年年度财政预算。
——从1989年开始，患有甲状腺癌的乌克兰少年儿童的数量开始上升，2004年有374例，比1986年多18.7倍。
——绿色和平组织认为，已经有9.3万人因受到辐射患癌致死。
……

如果拿这个问题去问当年的受害者，得到的答案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柳德米拉，消防员瓦西里的妻子，后来再婚了。“我告诉他，我曾经有一个爱人，一个我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爱人。我把我们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但是，她从来没有邀请过新的丈夫去她家——因为那是瓦西里的家。
“我在一家糖果店里工作。当我做蛋糕的时候，眼泪会顺着我的脸颊流下来。我不想哭，可是眼泪却不断地往下流。”
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切尔诺贝利不仅意味着死亡，也意味着痛苦地醒来，和新生。
“伟大的帝国开始崩溃。首先是阿富汗战争，接着是切尔诺贝利事件。苏联解体时，我们才发现自己孤立无依。我很不想这么说，但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成为我们生命的意义，成为我们苦难的意义，如同战争一样。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世人才得知我们的存在，我们才开启了通往欧洲的窗口。我们是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也是切尔诺贝利的信徒。”罗斯洛瓦说。她已经不再是工程师，而是切尔诺贝利受灾儿童莫吉廖夫妇女委员会主席。
30年后的今天，开往切尔诺贝利的旅游大巴，会停在石棺400多米的一处停车场的边缘，让游客们远远望一下石棺的全景，感受一下那个不祥之地的寒意。
但，可能会令人颇为意外的一件事是，如今，许多当年的原住民——多数是退休后的老人，已经自愿选择回到切尔诺贝利隔离区附近居住。他们在隔离区种菜、饲养家禽、捕鱼打猎，倔强地坚守着曾经的生活。
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已经变了，又或者一切都没变，至少生活还在继续。这些故土难离的人们，与那座2000年正式废弃的核电站一起，变成了新旧时代交替的象征。
罗斯洛瓦记得，有一次她陪着外国人一起视察隔离区，回程途中，夕阳西下。
“看看这块土地多么美丽！”她说。
“没错，”一位会说俄语的德国人说，“是很漂亮，但是被污染了。”罗斯洛瓦发现，他手里正握着一个辐射剂量计。
“这时我才知道，只有我的眼里才看得到夕阳。这里是我的家乡，这里是我生活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