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南北朝时期单骑战术的发展
据杨泓先生的研究，从战国到西汉，马具还比较简单，骑兵的鞍还是一张垫子，高马鞍在西汉末才出现。马镫大概发明于西晋，有实用价值的双马镫似乎在东晋十六国才普遍应用于骑乘。因此在高马鞍和马镫被用于骑乘之前，骑乘者容易疲惫，也不容易掌握平衡。这种技术条件下，骑兵主要是以群体发挥其战术功能，个人战术基本上还不可能出现。《史记》、《汉书》里面提到单骑战术主要还是骑射。《史记·项羽本纪》：“汉有善骑射日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羽大怒，自披甲持戟挑战。楼烦欲射，羽嗔目叱之。楼烦目不能视，手不能发，走还入壁，不敢复出。”这段文字主要是为了彰显项羽的神武，但是项羽并没有击杀楼烦骑士。从战术角度来看似乎楼烦的骑射更有效率，更有其时代的典型性。随着高马鞍的装备，单骑战术在东汉末年开始出现于史书。东汉建安三年，孙策讨伐祖郎，被围。大将程普“与一骑共蔽扦策，驱马疾呼，以矛突贼，贼披，策因随出”。曹魏末年，司马氏专政，大将文钦投降吴国。吴与曹魏大战于高亭，吴国大将丁奉“跨马持矛，突入阵中，斩首数百，获其军器”。不过戟还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东汉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曹操大将与孙权争夺合肥，张辽表现了突出的个人作战技能，“辽被甲持戟，先登陷阵，杀数十人，斩二将，大呼自名，冲垒入，至权麾下。”汉末三国的单骑战术，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使用戟、矛就不能使用弓箭；其次，使用戟、矛主要是叉或者刺，劈砍的战术动作并没有出现。马镫用于骑兵是东晋十六国时期，单骑战术的成熟，正是在十六国时期。具体的特征就是，“上马持三仗”的出现。“”三仗”是三种武器，就是双手各执一种近距离格斗兵器，并且能在远距离上进行弓弩攻击。《晋书·刘曜载记》提到陇西陈安“左手奋七尺大刀，右手执丈八蛇矛，近交则刀矛俱发，辄害五六；远则双带键服，左右驰射而走”。《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同样提到冉闵“所乘赤马日朱龙，日行千里，左杖双刃矛，右执绚戟，顺风击之，斩鲜卑三百余级”。一直到西魏大统九年，西魏将领耿豪仍然采用这种双手各执一种兵器的战法，“右手拔刀，左手把稍，直刺直斫”。这种“执三仗”的战斗技能，显然与骑手能够稳定地骑乘在马背上有密切关系，也只能在马镫和高马鞍被成熟运用后的十六国才开始出现。刀、双刃矛以及槊的出现，使得武器在刺的同时也可以实施“斫”，这种劈砍的动作，作战的效率大大提高了。
单骑战术的成熟，使得个人在决定战争胜负方面能够起到比较重要的作用。公元370年，前秦军队与前燕决战于潞川。当时，前秦军队是六万，前燕是四十万，相差比较悬殊。就是前秦的统帅王猛，也“望评师之众也，恶之”，进而求助于邓羌：“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王猛还不得不答应胜利后推荐邓羌为司隶校尉的要挟。于是，邓羌“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出人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及日中，评众大败。”这就说明，在当时人看来，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形势、士气、民心的向背，还取决于将领的战斗能力。当然也不能认为，邓羌等几人就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邓羌等人的作用主要是“陷阵”，也就是打开敌军阵营的缺口，让己方军队从缺口进入敌阵，将敌人分割，从而导致敌军大败。《宋书·薛安都传》记载元嘉北伐中，“安都不堪其愤，横矛直前，出入贼阵，杀伤者甚多，流血凝肘，矛折，易之复人。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自诘旦而战，至于日昃，虏众大溃。”这段史料的关键是“军副谭金率骑从而奔之”这句。这就充分说明了薛安都“横矛直前，出入贼阵”的主要作用是打开敌阵的缺口，让其他士兵从缺口深入敌阵，从而取得战争的胜利。在西方军事史上，骑兵有一种“楔形”的战斗队形，或者也叫“野猪头”的战斗队形。队形的最前端是骑兵，其主要作用是“突破、扰乱和分散”敌人的军阵，让后面的重装步兵得以突人敌阵。处于前锋的骑兵中，像薛安都这样的战斗技能优秀的骑士，就处于最前列。所以，骑兵要突破敌阵，个人的战斗技能至为关键。十六国时期，开始成熟的能够身执三仗的将领就恰恰起到这样的作用，为新战术的创造，打下了基础。
成书于西汉之前的《六韬》，在其《犬韬·均兵篇》中论述了车兵、骑兵、步兵的作战能力对比问题：“一车当步卒四十人，四十人当一车；一骑当步卒四人，四人当一骑；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夫车骑者，军之武兵也，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十骑败百人，百骑走千人，此其大数也。”《六韬》提出了一个其他兵书并未涉及到问题：即骑兵的作战效率相当于多少步兵?在车战时代，车兵的作战效率是骑兵的十倍。不过，从东汉晚期开始，车兵就基本上不见于战争史了。车兵的消失，大体上和高马鞍、马镫装备于骑兵同时。这就说明，装备了马镫和高马鞍的骑兵其作战效率要高于车兵，不然就没有办法解释车兵的消失。也就是说，从东汉末年开始，骑兵的作战效率恐怕要达到一个骑兵相当于八十个步卒的水平。骑兵形成了对步兵的绝对优势。

二、魏晋南北朝重装骑兵的战术
骑士身披铠甲、马披铠甲的重装骑兵的成熟，只能是在高马鞍和马镫被用于马具之后。重装骑兵相对于轻骑兵和步卒有两个优点：一是防护好；二是自身重量远远大于轻骑兵和步兵，所以一旦冲锋起来，其突防能力显然是要优于轻骑和步兵。所以，重装骑兵出现之后，骑兵的新的战术也就应运而生。
1．正面迎击
刘裕北伐南燕，南燕慕容超提出的应对战术是：“今据五州之强，带山河之固，战车万乘，铁马万群，纵令过岘，至于平地，徐以精骑践之，此成擒也。”这就说明了，铁骑对东晋的步卒具有绝对优势，应该实施正面的攻击。在北魏阻击后秦的柴壁之战中，拓跋硅“诏毗陵王顺以精骑冲击，获兴甲骑数百，斩首千余级。”北魏太武帝时期，秦州大族杨难当反叛，围攻上邦城，镇将元意头“简千余骑”，“直冲难当军，众皆披靡。”北魏末年，柔然反叛，入侵凉州，北魏将军费穆“简练精骑，伏于山谷，使赢步之众为外营以诱之。贼骑觇见，谓为信弱，俄而竞至。穆伏兵奔击，大破之，斩其帅郁厥乌尔、俟斤十代等。”《隋书》记载，北周末年，宇文亮叛乱，“以轻兵袭孝宽。孝宽窘迫，未得整阵，为亮所薄。景山率铁骑三百出击，破之，斩亮传首。”用重装骑兵作为突击力量，是魏晋南北朝经常使用的战术。
以重装骑兵为卫兵的最佳例证见于《晋书·刘曜载记》：“召公卿以下子弟有勇干者为亲御郎，被甲乘铠马，动止自随，以充折冲之任。”这支重装骑兵卫队，具有很强的战斗力。当时前凉张骏与前赵将领刘胤相持于秦州达七十天，最后“冠军呼延那鸡率亲御郎二千骑，绝其运路”，才使得前凉军队大溃而逃。北魏太和年间，梁州刺史元英与南朝相持于汉中，氐族豪强婆罗阿卜珍袭击元英，“众散，射中英颊。伪陵江将军悦杨生领铁骑死战救之，得免”。杨生所领铁骑，起到了类似卫队的作用。

2．突袭并且分割敌军
上文所引的“冲击”就说明了重装骑兵的突防能力强，有利于突破敌阵。北魏攻打后燕，燕“出步卒六千余”攻击拓拔氏的屯田。拓跋畦“诏将军长孙肥等轻骑挑之，帝以虎队五千横截其后，斩首五千，生虏七百人，宥而遣之”。所谓“虎队”恐怕就是虎纹具装的重装骑兵。“横截”就是将敌军一分为二，使其失去照应而败。北魏孝文帝时期，北魏将领韦珍和刘宋将领苟元宾有一次战役，“珍乃分遣铁马，于上流潜渡，亲率步士与贼对接。旗鼓始交，甲骑奄至，腹背奋击，破之。”“腹背奋击”也可以达到使敌军首尾难以兼顾而失败的效果。这种突击并且分割敌军的战术，往往会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东西魏之间的沙苑之战，是西魏的生死存亡之战。当时东魏军队有二十万之多，西魏只有不到万人，“诸将成以众寡不敌”。不过这次战役，西魏大胜。西魏胜利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史书记载李弼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第一，李弼建议，“彼众我寡，不可平地置阵。此东十里有渭曲，可先据以待之。”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如果在平原地带置阵，就会被四面包围，非常危险。李弼选择的地形两面有水，敌人只能攻击正面。第二，当时，东魏大军主力攻击西魏的“左拒”，左拒面临崩溃的危险。这时候，处于“右拒”的“李弼等率铁骑横击之，绝其军为二队，大破之，斩六千余级，临阵降者二万余人。齐神武夜遁，追至河上，复大克获。前后虏其卒七万。”这是重装骑兵战术的一次辉煌运用。在东魏军队集中力量攻击左军时，西魏右军将东魏横截为二。顿时引起东魏军队的溃退，西魏转败为胜。据《周书·李弼传》当时横断东魏军队的铁骑只有“麾下六十骑”。由此可见，重装骑兵由于其较好的防护性能和冲击力，使用得当可以达到非常好的战术效果。

3．因防护较好可发挥骑射的最佳效能
《宋书·蛮夷传》载南朝讨伐“沔北诸蛮”的时候，“军以具装马夹射，大破之。”重装骑兵是防御与突击的结合，虽然这种结合并不是很理想，但在中古时代，的确有非常优越的战术价值。首先，在突击能力上与轻骑兵和步兵相比优势是明显的，所以拥有重装骑兵的一方可以较为容易击溃对方。在敌方人数占优势的时候，重装骑兵可以实施中央突破，将敌军割裂为数段，从而导致敌军溃败。其次，重装骑兵可以将骑射发挥到比较好的效能，由于防护较好，可以实施抵近围射，给敌军造成较大的杀伤。再次，断绝敌军归路或者断绝其后勤补给路线，是在战争中获得优势的战略之一。在遏绝道路方面，重装骑兵无疑比轻骑要有利。因为切断道路容易，但是要遏绝补给就要长时期占领交通线，能占还要能守。这一点重装骑兵的优势要明显的多。当然，在一次战争中，这些战术是综合使用的。《南齐书》记载了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初(498年)．在邓城(今邓县)北魏与南齐的一次战役，北魏军队综合使用了重装骑兵的各种战术，给南齐军队以较大杀伤。史书记载，北魏军队首先“趣城东南，断慧景归路”。同时其它两支军队分别在城北和城东“交射城内”。南齐军队撤退，“刘山阳与部曲数百人断后死战”。北魏派遣“铠马百余匹突取山阳”，迫使刘山阳撤退。这时候，撤退中的南齐军队遭到断其归路的北魏军队的又一次“夹路射之”的攻击，“军主傅法宪见杀”，“死者相枕”。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轻骑战术
上文从重装骑兵的突击能力、重装骑兵在断敌归路绝其粮运以及发挥最大的骑射效能方面进行了论述。事实上，轻骑兵也能实施这三种战术，并且在战术上有重装骑兵难以达到的优势。
1．中央突破战术
隋唐之际，李世民因为善于使用轻骑突击战术而称雄。对于这种战术他自己有总结：“每观敌阵，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阵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这段话包括了多种战术思想的综合运用，其中“出其阵后反击之”，将敌军断为两截或者多截的战术，需要发挥骑兵的突击作用。据汪钱先生研究，李世民用以突破敌阵，分割敌军的骑兵是轻骑兵。
纵览十六国北朝的军事史，从中央突破的战术，有一个渐进的不断成熟的过程。北魏中期，将领封敕文和关陇反叛势力边同在上邦有一次战役。封敕文设伏于城门内，令一组骑兵引诱边同，然后，“敕文轻骑横冲，大破之，斩同。”这个事例说明轻骑兵的冲击力也是足够的。史籍中明确记载中央突破战术的是《魏书·尔朱荣传》。当时驻扎在晋阳的尔朱荣“率精骑七千，马皆有副，倍道兼行”，出太行山抵御葛荣军队。当时，葛荣军队有几十万之众“自邺以北列阵数十里，箕张而进”，准备包围尔朱荣。尔朱荣的战术是“身自陷阵，出于敌后，表里合击，大破之。”这个战术，和李世民的轻骑战术完全相同。后来，尔朱荣的侄子尔朱兆在韩陵和高欢决战的时候也是使用的这一战术。“兆率铁骑陷阵，出齐神武后，将乘其背而击之”。够有意思的是，同一次战役中，尔朱兆的对手高欢以及汉人高昂使用的战术和尔朱兆竟
然是相同的。“及战，高祖不利，军小却，兆等方乘之。高岳、韩匈奴等以五百骑冲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蹑其后，昂与蔡隽以千骑自栗园出，横击兆军，兆众由是大败。是日微昂等，高祖几殆。”这一次战役中高昂和蔡隽就是从侧翼突破尔朱兆军队，导致尔朱兆大败。在同一次战役中，双方使用同一战术，可见这一战术已经被证明是成功有效的。东西魏的征战中，双方也使用了轻骑正面突击的战术，在邙山之战中，宇文泰“率轻骑奋击，中军与右军大破之，悉掳其步卒。”这个虽然不是中央突破的战术，但是轻骑正面突击大败步卒，说明了轻骑还是可以达到重装骑兵那样的突击效果的。也说明了，轻骑中央突破战术，并不是学自突厥，而是十六国北魏在长期的战争中总结出来的经验。

2．长途奔袭战术
十六国时期，石勒奇袭幽州是长途奔袭战术比较早的一个运用。公元314年，石勒从襄国(今河北邢台)出发，偷袭远在幽州(今北京市大兴县西南)的王浚。石勒对于王浚早就如鲠在喉，“惧刘琨及鲜卑、乌桓为后患，沉吟未发”。固石勒的谋士张宾分析了远袭的可能性：第一，王浚众叛亲离，“内无强兵以御我”；第二，“轻军往返，不出二旬。使就三方有动，势足旋趾。宜应机电发，勿后时也。”强调了轻骑快速性，对于远袭的重要性。这是重装骑兵难以达到的优点。史书记载，为了达到较好的突袭效果，石勒是“以火宵行”，昼夜兼程。这是没有马镫和高马鞍的战国秦汉骑兵难以做到的。
北魏时期，拓跋焘远袭陕北高原的大夏国，是又一次成功战例。大夏国赫连勃勃去世，国内大乱，拓跋焘率领“轻骑一万八千济河袭昌”。史书记载，“时冬至之日，昌方宴飨，王师奄到，上下惊扰。车驾次于黑水，去城三十余里，昌乃出战。世祖驰往击之，昌退走入城，未及闭门，军士乘胜入其西宫，焚其西门。”北魏孝武帝元年，高欢讨伐尔朱兆，“师出止者数四，兆意怠。神武揣其岁首当宴会，遣窦泰以精骑驰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神武以大军继之。
二年正月，窦泰奄至尔朱兆庭。军人因宴休惰，忽见泰军，惊走，追破之于赤洪岭。”时隔不久，高欢又一次成功实施了突袭战术。“(天平)三年正月甲子，神武帅库狄干等万骑袭西魏夏州，身不火食，四日而至。缚稍为梯，夜入其城，禽其刺史费也头斛拔俄弥突，因而用之。留都督张琼以镇守，迁其部落五千户以归。”留从晋阳到陕北，一千多里的路程，四天就能赶到，又“缚稍为梯，夜入其城”，将突袭战术发挥到了极致。
侯景之乱中，梁益州刺史萧纪带兵东下，与萧绎争夺帝位。萧绎向西魏请求援助，并请讨伐益州。这对困守关陇的宇文泰无疑是好消息。不过，要从长安远征成都谈何容易，所以“诸将多有异同”。只有尉迟迥坚决赞同，他认为，益州和关陇中间有山川险阻，不会防备，所以“宜以精甲锐骑，星夜袭之。平路则倍道兼行，险途则缓兵渐进，出其不意，冲其腹心。蜀人既骇官军之临速，必望风不守矣。”其后的战争进程确如尉迟迥的分析。突袭江陵的战役中，宇文护是先锋，“昼夜兼行，乃遣裨将攻梁临边城镇，并拔之。并擒其候骑，进兵径至江陵城下。城中不意兵至，惶窘失图。护又遣骑两千断江津，收舟舰以待。大军之至，围而克之。”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骑兵新战术
《六韬》对于前马镫时代的骑兵战术有精辟总结，可以与上文所总结的魏晋南北朝骑兵战术进行比较，从而使得骑兵战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新发展被凸显出来。《六韬》概括了车兵和骑兵的战术功能：“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走北也。骑者军之伺侯也，所以踵败军，绝粮道，击便寇也”。
《六韬·战骑篇》对于骑兵战术概括了八大原则，强调骑兵的攻击主要在敌方的侧翼，而非正面。对于骑兵攻击敌军正面的危险性，《六韬》有充分的认识：“凡以骑陷敌，而不能破阵，敌人佯走，以车骑反击我后，此骑之败地也。”
所以《六韬》的作者不赞成单纯以骑兵攻击敌军正面。《六韬》认为，“陷坚阵，要强敌”是车兵战术功能。我们知道，从东汉末年开始，车兵基本上已经不再执行“陷坚阵，要强敌”的任务，车兵作为主战兵种不再见于历史记载。那么，是哪个兵种取代了车兵而导致车兵的消失呢?前文已经充分论证了，从十六国开始，重装骑兵和轻骑兵可以从正面给与敌军以毁灭性打击，并且进而发展出中央突破分割敌军的战术。骑兵的正面攻击和中央突破战术，是魏晋时期开始出现的新战术。在《六韬》中提到，“遮走北”是车兵的责任，同时又认为骑兵也可以“踵败兵”。那么，追击败兵到底是以骑兵为主还是以车兵为主?《六韬》的作者认为，单纯以骑兵追击败兵是危险的，“追北腧险，长驱不止，敌人伏我两旁，又绝我后，此骑之围地也。”这是骑兵应该避免的“九败”之首。《六韬》认为，追击败兵，应该有车兵的配合。另外，《六韬》不太赞成“长驱不止”地追击敌军。《六韬》的警示在魏晋之前，无疑是经验的积累，有其合理性。根据上文的论证，西晋后，长途奔袭而成功的战例层出不穷。长途奔袭，已经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骑兵的标准战术之一。这足骑兵战术的又一新发展。
深入具体地讨论这种新发展对于战争模式乃至于历史进程的影响，已经超出本文范围。笔者将另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