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某地一位官员聊天，谈突发事件和热点事件中的信息公开，这位刚经过舆情应对培训的官员说，给他们讲课的老师教他们：政府部门遇到舆情被网友质疑时，应该死扛着不要回应，回应很容易制造新的热点和发酵点，而死扛着不回应，虽然会挨骂，可热点两三天就过去了，再大的丑闻和疑点，媒体和公众也很快会遗忘，而“扑向”新的热点。面对网络质疑，政府要有定力，要有强大的内心挺过前期的狂轰滥炸，挺过第二天就行了。
在舆论应对中如果真这样处置，实在是饮鸩止渴，短期和个案看可能确实能躲过热点，长期看，其实根本回避不了，只会进一步损害官方的公信力。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网络的记忆。我见过太多的地方舆情，虽然借助“热点的覆盖效应”和公众的习惯性遗忘，很快就躲过去了。但一个月后另一个地方发生同样事件时，媒体很快就记起一个月前类似那件事，然后放在一起对比并标签化，再次形成热点。第一次没有说清楚，没有给公众一个交代，没有让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其他地方发生类似问题时会不断被挂出来当成典型，久而久之就形成洗不去的固定标签。一提起某种现象，公众就会想起某个地方某座城市。
网上有一些不死的谣言，常让企业和政府很愤怒和郁闷，无论多少次辟谣，这些谣言隔断时间就会出来。谣言之所以不死，就是因为没有遵循“第一时间迅速澄清”原则，看到谣言没有立刻去辟谣。一些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多跟第一时间投鼠忌器的绥靖纵容有关。不实传言引发舆情，一些部门和企业看到舆情就恐惧，不知怎么应对，一般都信奉“拒不回应”，在沉默躲闪中让热点淡化，坚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谣言刚出现的时候没在第一时间澄清，形成了深刻的网络和舆论记忆，在公众看来已成为“明确无误的真相”，以后再澄清就很难了。
还有地方迷恋通过“摆平记者”的方式让舆情降温，一边拒不回应，一边公关记者——最常见的公关方式可能是糖衣炮弹。业内确实有败类，小小红包就能摆平，但你无法摆平每一个记者，结果还是会报道出来（尤其是自媒体时代，能摆平几个记者，但能摆平那么多自媒体吗）。
先不说职业道德，只拿“利益权衡”来说，你的那个红包对记者来说，真的没有把新闻曝出来后对记者个人声誉、对媒体的形象带来的利益要大。记者有职业追求，媒体有影响力考虑，红包的诱惑是打压不了这种职业冲动的。换句话说，记者把你给红包这事儿报道出来，所带来的“影响力利益”远比这个红包更大。所以，还是不要送红包，很多时候是自找麻烦自取其辱。我们看到过太多的“红包引发次生舆情”的应对教训，本来舆情倒不算大，红包反而制造了更大的发酵点。
回到开头那个舆论应对“技巧”：出了事不回应，热点很快会过去。——不得不说，这确实抓住了媒体和舆论的一大局限和缺陷，很容易健忘。但官员们千万不要利用这种缺陷，媒体虽然有健忘症，但更有对丑闻的强大记忆功能。这一次放弃了澄清的机会之后，舆论会形成印象，丑闻会经常被提起。保持沉默，拒不回应，死扛着不说，自己放弃了说话的机会，也会强化公众“因为政府理亏才不敢说话”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丑闻还有累积效应，这件事上政府未作回应，公众就会形成刻板印象，很多事累积在一起就能累积成一个说谎成性的无赖形象。很多地方政府无论说什么，百姓都不相信，就是一次次丑闻累积中形成的公信坍塌。
判断一个地方官员媒介素养的高低，主要看其是否仍把“拒不回应”当技巧，面对舆情时是否还是习惯性地慌张、习惯性地把舆情当敌情研判、习惯性地死扛不说、无作为地等着下一个热点的覆盖。
在舆论应对中如果真这样处置，实在是饮鸩止渴，短期和个案看可能确实能躲过热点，长期看，其实根本回避不了，只会进一步损害官方的公信力。
躲得了一时，躲不了网络的记忆。我见过太多的地方舆情，虽然借助“热点的覆盖效应”和公众的习惯性遗忘，很快就躲过去了。但一个月后另一个地方发生同样事件时，媒体很快就记起一个月前类似那件事，然后放在一起对比并标签化，再次形成热点。第一次没有说清楚，没有给公众一个交代，没有让问题得到解决，以后其他地方发生类似问题时会不断被挂出来当成典型，久而久之就形成洗不去的固定标签。一提起某种现象，公众就会想起某个地方某座城市。
网上有一些不死的谣言，常让企业和政府很愤怒和郁闷，无论多少次辟谣，这些谣言隔断时间就会出来。谣言之所以不死，就是因为没有遵循“第一时间迅速澄清”原则，看到谣言没有立刻去辟谣。一些谣言之所以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多跟第一时间投鼠忌器的绥靖纵容有关。不实传言引发舆情，一些部门和企业看到舆情就恐惧，不知怎么应对，一般都信奉“拒不回应”，在沉默躲闪中让热点淡化，坚持“清者自清，浊者自浊”。谣言刚出现的时候没在第一时间澄清，形成了深刻的网络和舆论记忆，在公众看来已成为“明确无误的真相”，以后再澄清就很难了。
还有地方迷恋通过“摆平记者”的方式让舆情降温，一边拒不回应，一边公关记者——最常见的公关方式可能是糖衣炮弹。业内确实有败类，小小红包就能摆平，但你无法摆平每一个记者，结果还是会报道出来（尤其是自媒体时代，能摆平几个记者，但能摆平那么多自媒体吗）。
先不说职业道德，只拿“利益权衡”来说，你的那个红包对记者来说，真的没有把新闻曝出来后对记者个人声誉、对媒体的形象带来的利益要大。记者有职业追求，媒体有影响力考虑，红包的诱惑是打压不了这种职业冲动的。换句话说，记者把你给红包这事儿报道出来，所带来的“影响力利益”远比这个红包更大。所以，还是不要送红包，很多时候是自找麻烦自取其辱。我们看到过太多的“红包引发次生舆情”的应对教训，本来舆情倒不算大，红包反而制造了更大的发酵点。
回到开头那个舆论应对“技巧”：出了事不回应，热点很快会过去。——不得不说，这确实抓住了媒体和舆论的一大局限和缺陷，很容易健忘。但官员们千万不要利用这种缺陷，媒体虽然有健忘症，但更有对丑闻的强大记忆功能。这一次放弃了澄清的机会之后，舆论会形成印象，丑闻会经常被提起。保持沉默，拒不回应，死扛着不说，自己放弃了说话的机会，也会强化公众“因为政府理亏才不敢说话”的印象。更重要的是丑闻还有累积效应，这件事上政府未作回应，公众就会形成刻板印象，很多事累积在一起就能累积成一个说谎成性的无赖形象。很多地方政府无论说什么，百姓都不相信，就是一次次丑闻累积中形成的公信坍塌。
判断一个地方官员媒介素养的高低，主要看其是否仍把“拒不回应”当技巧，面对舆情时是否还是习惯性地慌张、习惯性地把舆情当敌情研判、习惯性地死扛不说、无作为地等着下一个热点的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