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父亲胡兰成

文/胡纪元




我心中父亲胡兰成的形象犹如镜中看到的日月山河，幼年时，镜面平坦，看到的是其本来面貌，后来镜面在狂风暴雨中受到扭曲，看到的是变了形的乱象和碎片，再后来时过境迁，顽强的弹性让镜面又恢复了平坦，又看到了日月山河的本来面貌。
从朦胧中渐渐清晰起来，最早对父亲的记忆是清晨在布谷鸟婉啭的歌唱和小麻雀欢乐的喧闹声中我从父亲的怀中醒来，父亲对着我微笑，就像在他晚年的著作中常见到的那张照片中的微笑，温暖的阳光照进窗户，这是在上海大西路美丽园28号的一幢三层楼花园洋房里的故事（大西路在抗战胜利后改为中正西路，1949年后改为延安西路）。在父亲晚年的书法字幅中有：婴儿梦中笑庭前飞一蝶；朝阳庭花闻儿语；世无豪杰与共饮室有妇稚亦天真，就是他对那时的回忆。

父亲的书房墙上挂有书法字画，书桌上有许多写了字的和空白的方格稿纸，书架上有许多书，其中有不少是线装书，有精装的日文书，有一个大书橱，摆满精装的英文版的大英百科全书，书的侧面是金色的。
书房的西墙有一个西式的壁炉，黑色的炉膛顶上有一个黑洞洞的烟囱口，让听过西方童话故事的我感到神秘。
父亲喜欢在书房里踱步，有时边走边与青芸姐聊家常，青芸姐讲话时间长了，父亲会说，不要啰嗦。
父亲喜欢带我到户外空地上看他打太极拳，邻居小朋友也来看，跟着学动作。
大人也来看，有人说父亲很有功夫，可以打得过几个人。
青芸姐说，父亲在一座寺庙里住过，把寺庙内藏的佛经都通读了，太极拳是跟老和尚学的。
父亲的眼神慈悲时像观世音，威严时像关云长。
有一次一个警察在敲诈挑担的农民，父亲怒视这警察，吓得他赶忙放走那农民;有一次在火车上有个坏人欺负农民，到车站一起下车后，父亲把这坏人痛打一顿，大家叫好;父亲是故乡有名的孝子，在祖父重病时父亲在床边背诵金刚经,这些故事都是我小时候听青芸姐说的。
中国古典名著中的许多人名我最早是听父亲说的，我最喜欢听父亲讲武松打虎的故事。
父亲眉宇间泛红光，像京剧中骑在虎背上抡拳亮相时武松的形象，是我小时候最崇拜的英雄。

1943年我大约5岁时有一天晚上在上海美丽园家中，父亲陪我玩过后要离家走了，已到楼下上了汽车，听见我在二楼大哭，就叫青芸姐抱我到他的车上，与他一起去了南京，住在丹凤街石婆婆巷。
暑夜与父亲在花园里纳凉，天空的景象是星海灿烂无限意。
与父亲一起看天上的星星，父亲讲银河、星座、牛郎织女的故事给我听，看到有流星落下，我问落到哪里去了？
父亲说有的会落在海边沙滩上，我做了个梦与父亲一起在海滩上拾贝壳，拾到一颗颗亮晶晶的星星。
我和父亲一起拾了一口袋的星星，在星光中父亲慈祥地微笑着。
父亲晚年的照片，出世又入世的微笑，就是我梦中在星光里见到的父亲，那思凡的神情。
夏日的夜晚花园里有茂盛的花草果木，有蛐蛐、蝈蝈、金铃子、纺织娘的鸣叫声，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光点在庭院和花草丛中漫游。
有物质世界的星空，也有精神世界的星空。
科学家探究物质世界的星空，诗人追求精神世界的星空。
历史上的每个人物都如精神世界星空中的一颗星，其中就有思凡的星，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都可以是真实的。
有一次我在花園裡與父親一起玩，花園裡種有玉米、向日葵，金陵子（賴葡萄）、雞冠花、牽牛花、鳳仙花等，還有葡萄架，父親露出結實粗壯的臂膀，鼓起了上臂像饅頭似的肌肉給我看，在地上拾了一根小棍子給我，叫我打幾下他的肌肉，我輕輕地打了兩下，他笑著要我再打，這時聽到天邊響起了雷聲，風起雲湧，烏雲滾滾而來。
父親指著天對我說烏雲來了，要下雷雨了，拉著我的手走回家裡，隔著大玻璃窗看到外面下著大雨。
窗外的天空乌云密布，天边传来轰隆隆的雷声，父亲在书房里来回踱步，穿着白色的衬衫，挂背带的长裤，父亲在家通常是这样穿着的。
突然一道闪电从云层中蹿出，划出曲折的亮光，紧接着一声爆响震天动地，父亲赶忙来抱起我，拍拍我的胸，叫我不要怕。
括起了一阵风，窗外的树枝在风中摇曳，树叶发出沙沙声，哗啦啦下起了大雷雨。
父亲唱起了雷雨歌，教我唱：
“轰隆隆，轰隆隆，打雷了。忽闪闪，忽闪闪，闪电了。
哗啦啦啦啦下雨了。轰隆隆隆哗啦啦下雷雨了。
轰隆隆隆哔啦啦下雷雨了。”
教几遍后我就能跟着父亲一起唱了，再后来可以两部轮唱，让我先唱，等我唱第二句时父亲才开始唱第一句，合在一起听起来充满着像声像形的轰隆隆忽闪闪哗啦啦的大雷，好不热闹。

父亲有几次带我去张爱玲家，我也有几次见到张爱玲到我家。
有一次在张爱玲家，父亲让张爱玲拿点东西出来吃，张爱玲拿出了面包片，抹上了花生酱给我，我吃得很香。印象中，父亲在张爱玲家就像在自已家一样随便。
还有一次是父亲带着我与张爱玲一起逛静安寺庙会，有许多小摊贩，有小孩喜欢的各种玩具，很热闹。
父亲在家里喜欢写毛笔字，与朋友下围棋，有时是在方格纸上写文章。
青芸的三女儿沈云英记述了她母亲晚年对我父亲与张爱玲婚礼的回忆:
2005年12月中旬的一个中午，天特别晴朗。
我在上海巨鹿路母亲处，我拿凳子坐在她坐的藤椅旁边，并用手提按摩器，轻轻按摩母亲的背部。
母亲开始问,昨天戏看得怎么样？
她是指昨天晚上在美琪大戏院，上演的话剧《别爱十年张爱玲》。
我回答说：女主角张爱玲演得还可以，男主角胡兰成不怎么样，人物太空洞了。
母亲又问：戏中有他们结婚场面吗？
我说,有的，女方给男方戴了一朵红花，再各自写了纸条。
导演再聪明，也想不出你当时看到的场面那么生动。
我又提醒说,你当时是怎么去的？
母亲开始回忆,六叔从南京回来，不回家，我就去常德路爱丁堡公寓去找他。
到了那里，看到张爱玲、胡兰成、炎樱他们三人都在，看到六叔我说，侬勒格答呀﹙你在这里﹚。
原来他们正准备要办大事情，看到两张白纸头已放在小方桌上，张爱玲从厨房间拿出两个馒头，再在上面各自插上两支红蜡烛，是张爱玲点的火。
一边点，一边她自己也笑煞特，说道,老好白相的。
点好火后，他们开始写字，先是张爱玲写，后是六叔写，写什么不知道，然后一起朝前鞠躬，再互相拜一拜，之后六叔走上去抱张爱玲。
看到这里我开始笑煞特了，并大声说,这次新郎官不会落脱了。
六叔有点不好意思，要用手来敲我头，并说：不许多话。
六叔知道我想起十几年前，在胡村他与玉凤结婚时的情景，按当地农村的风俗，拜堂后，新娘要由新郎和其他三个男人，一起抱到新房去。
由于新房在楼上，楼梯又太窄，抱的时候把新郎官挤在楼下，其他三个男人抱着新娘倒要进洞房了。
那时我才九岁，看到后急煞特了，拼命喊,
新郎官落脱了，新郎官落脱了！也不知道在这个大吉日子里，说这话是不吉利的。
所以这次六叔与张爱玲再婚，一定要补上吉利的话。
听到这里我笑起来了，又问,后来呢，又做啥了？
母亲答：后来没做啥了，馒头、蜡烛张爱玲收到厨房间去了。
说要到外面去吃饭，问姑姑，姑姑不去，问我，我也不去。
后来我们一起到楼下，我就与他们分开了，只听他们讲到一家小饭店去，大饭店要暴露身份。
我又问：那么你再想想看，那天他们都穿了什么衣服？
什么颜色？
母亲想了想说,胡兰成是穿了一件长衫，是深灰色的。
张爱玲穿一件一色粉红的旗袍。
我问：旗袍是什么样子的？
母答：旗袍是短开衩、宽中袖，是张爱玲自己设计的，那种独特的式样。
我说：真可惜，昨晚演的话剧《别爱十年张爱玲》戏剧学院导演，石峻先生应该来问问你，张爱玲的衣服式样。
这时母亲已经很疲乏了，我与阿姨一起把她扶到了床上。
今生今世书中有一段这样写道：
我与爱玲是这样，亦已人世有似山不厌高，海不厌深，高山大海我们俩人都少曾想到结婚。
但英娣竟与我离开，我们才亦结婚了。
是年我三十八岁，她二十三岁。
我为顾到日后时局变动，不致连累她,没有举行仪式，只写婚书为定。
文曰：胡兰成张爱玲签订终生，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上两句是爱玲撰的，后两句是我撰，旁边炎樱为媒证。
沈云英评说,胡兰成与张爱玲的婚礼，对一个上海著名作家张爱玲来说，实再是太寒酸简单，他们俩都是真性情之人，胡兰成不愿在时局变动时连累张爱玲，没有举行婚礼仪式。
这是绝顶聪明之举，重情重义，可敬可叹。
这样简单而又有情趣的结婚仪式，是他们两个奇才独享的仪式。

世无豪杰与共饮，室有妇稚亦天真

在上海美丽园家里，见到张爱玲一脸愁容，在与青芸姐说话，在问父亲去哪里了，后来就有张爱玲去温州与父亲相会的一段故事。
此后我和母亲，小芸姐，先知妹，在浙江王店四伯胡梦生家住了三年。
每年农村粮食收获后，有船把一袋袋稻谷运到门前的河码头，送到我家的堂屋里。
这是父亲给四伯买的田打下的粮食，四伯家的二层楼房也是父亲买的，是父亲隐匿前为家人日后的生活作好的安排。
四伯会吹拉弹唱，会唱绍兴戏，家里有两台花桥，人称花桥店老板。
远近有婚庆喜事时四伯能招来一帮戏班子唱戏，四伯妈当老嫚陪着新娘为婚礼仪式忙前忙后。
有时四伯也会叫我去，让我玩乐器，吃喜宴，让我看到了当时传统婚礼的全过程。
父亲在『今生今世』中婚礼这一节把这过程描写得很生动真实。
我在王店读小学至四年级。
王店在嘉兴杭州至间，在铁路线上，离上海不远。

1949年上海解放后我和小芸姐回到上海，仍住在美丽园，与青芸姐一家住在一起。母亲和先知妹住到浙江嵊县胡村老家去了。
1950年我虚岁１２岁时，在一个春天的上午，青芸姐给我和小芸姐穿上整洁的服装，领着我们来到熊家。
这是我幼年时常听大人说到的熊剑东（我们孩子称为熊伯伯）和熊太太（孩子称为熊伯母）的家。
是在一幢很大的公寓房子的楼上（与我幼年时见到的有大花园的房子不一样了），从楼梯上来要经过一道铁栏杆的门才能进入一条通往住房的过道。
进入住房的大门后是一间宽敞的客厅。
父亲坐在沙发上见我们进来，站起来走到我的身前。
约有五年没有见到父亲了，五年对一个十二岁的少年来讲几乎是有记忆以来一半多的岁月，父亲在我的心中已变得多么遥远。
有多少次在梦中出现过的父亲现在就在眼前。
我和小芸姐都叫了一声爹爹。
父亲的表情仍然是我从小就熟悉的慈祥的微笑，疏远的感觉一下就消失了。
父亲看着我的脸，忽然变得凝重起来，伸出手抚摩起我脸上的一小块几乎已消失的伤痕，这是我几星期前与弄堂里的小朋友淘气戏耍时碰伤的，已消退得不易看出了，但逃不过父亲敏锐的眼光。
父亲边抚摩，边轻声地说，这里有个伤疤，今后要小心。
停了片刻又说，不要羡慕人家，以后我带你到外国去读书。
平静下来后父亲又恢复了我所熟悉的笑容，撩起了他的中式外衣，布条做成的裤腰带上有一个钱包，他掏出了两张新的当时最大面值的钞票，给我一张，给小芸姐一张。
又拿出了一盒包装上有外文字的桃核牛轧糖分给大家吃。
父亲说这是俄国糖，我觉得很好吃。
父亲看着我吃，显得很高兴，但他自己一颗也不吃。
客厅的中央放了一台当时很高档的落地式收音机。
地上铺有地毯，墙边有一台钢琴，熊伯母也坐在沙发上。
还有一个约四、五岁的小男孩，父亲说他就是报上曾登过的一次飞机失事中唯一活下来的小孩，他的父母都在那次空难中死了，是熊伯母收养了他。
父亲叫他王强，在幼儿园学会唱一首歌，讲话大舌头，唱起歌来把“大家来跳舞”唱成“大家来吃舞”，父亲听得笑起来，叫他再唱一遍，仍然是唱“大家来吃舞”，我们也都笑了。
在熊家的客厅里我又看见父亲踱起步来，熊伯母坐在沙发上，父亲边度步边说，有一次他在熊剑东的办公室里聊天，笃笃地进来一位日本军官，佩了一把长刀，走近后立正，与熊剑东互致军礼，谈了几句话后，日本军官勃然大怒，突然拔刀，军刀刚要出鞘，熊剑东已更敏捷地拔出了手枪，对准他，厉声命令：
“ 放下刀！向后转！起步走！” 日本军官笃笃地走了。父亲微笑着说，这就是军人。
一旁的熊伯母神情凝重，不置一词。
父亲在熊伯母家住了几天，我们去见过他三次。
第二次去时父亲还带我们一起去看他的一个朋友，姐夫沈凤林也去的，姐夫对我说如有客人问你叫什么名字，不要说自己姓胡。
在我印象中姐夫十分谨慎小心，常常愁眉苦脸，而父亲很开朗洒脱，没有什么忌讳。
我们在一间小而拥挤的住房里见到了父亲的朋友，一个廋小的中年男子和他的妻子，男子看起来很有精神，与父亲谈笑了一会，没有问我姓名。
第三次去熊伯母家是为父亲饯行，熊伯母亲自下厨做了冬笋烧对吓，色香味俱佳，我慢慢吃，父亲笑眯眯看着我吃，我只吃了一半，父亲就吃好了，好像吃得很少，我感到惊讶。
饭后大家下五子棋玩。
接着，一天晚上我和小芸姐在美丽园家的二楼亭子间睡觉了，门开了，青芸姐陪着父亲出现在我面前，父亲穿着黑色大衣，戴着黑色大沿帽，慈霭地看着我，走到我床旁，俯身为我盖好被子，要我听青芸姐的话，无语地看了我和小芸姐几分钟，与青芸姐又讲了几句话后就在她陪同下走了。
我心中感到很温暖，想着今后可常见到父亲了，一夜睡得很安稳。
想不到这竟是我最后一次在父亲的身边，从此天各一方，只能在动荡的岁月中断续地通信，在思想被严格控制的年代，只能写点家常的问候话，和看到他照片中随着岁月流逝而老去的容貌了。

父亲1981年7月25日在日本东京病逝。
在1950年我12岁与父亲最后一次见面后的这31年里，国内政治运动不断，思想被封闭洗脑。
青芸姐一家五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丈夫饿死狱中。
我大哥胡启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而自杀身亡。但其余的亲属都奇迹般地度过了灾难，青芸姐的五个孩子也长大成人家业有成。
这与父亲的直接帮助和间接影响是很有关系的。
从父亲与唐君毅的书信中知道，在国内家人生活最困难时，他尽力汇款寄物。
而他在日本政界，财经界和文化界，很受高层人士的尊敬，这使台湾和大陆的高层政要也很重视他。
因此在文革中我们也没受到很大的冲击。
有一次要批斗我时上级还安慰我，指示去消了那次批斗会。
青芸姐在上海也有同样的经历，她看到周围很多无辜的人被斗得惨不忍睹，而没斗她
有一次问领导什么时候会斗她，领导说，“不会斗你，还要保护你呢”，这是青芸姐晚年亲口对我说的。父亲在一篇文章中说，天意唯对于正念的人会是天幸，若然，岂不高兴？
想想他一生的坎坷跌宕，九死一生的传奇经历，和对亲属的护佑，真是感慨万千。
本文作者胡纪元，选自其未刊稿《我心中的父亲胡兰成》，胡纪元，胡兰成幼子
1939年1月1日生于香港，襁褓中随父母至沪上
青少年时代多生活在上海，后毕业于上海电机制造学校，以电机高级工程师身份退休后定居南京。
配图胡兰成书法作品皆出自《胡兰成全集·丙辑·书法与诗词》。

《胡兰成全集·丙辑·书法与诗词》（小北主编，槐风书社，2017年3月3日），收录胡兰成不同时期与友人合影照片100张，诗词100余首，书法作品近300幅。
布面精装，全四色印刷。
尚扬先生题字，陈丹青先生题写书名，日本美术评论家、胡兰成生前好友海上雅臣撰序。
诗言志，书现情，与朋友交而见性情。
要读懂胡兰成，此书不可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