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越器考释
摘要：“秘色越器”亦称越窑“秘色瓷”，自唐中晚期创烧后经五代至宋历来被时人重视，其性质与内涵随着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演绎而赋予丰富的含义。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古文献的解读与整理，并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探讨唐代、五代和宋代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秘色瓷”的真正内涵。
关键词：越器 秘色 越窑 青瓷
一、引言
“秘色越器”一词最早出现在唐代诗人陆龟蒙的一首题为《秘色越器》诗上，该诗是迄今为止最早歌咏越窑秘色瓷的名作。一千多年来，陆龟蒙诗中的“秘色越器”只闻其声，未见其形。从古至今，不少文人墨客、达贵藏家都对其痴迷不已，苦苦寻觅、探究。“秘色越器”一直是我国古陶瓷研究领域中津津乐道的热门话题。
1987年，因修建陕西扶风法门寺明代砖塔，考古学家在塔基下发现了唐代的真身宝塔地宫，出土了具有明确记载的唐代秘色瓷。这批秘色瓷一共有14件，器形有碗、盘、碟、瓶等。其中13件瓷器见于地宫内的《应从重真寺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恩赐金银器物宝函等并新恩赐到金银宝器衣物》（简称《衣物帐》）记载：“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瓷秘色盘子、叠子（碟子）共六枚。”另有一件青瓷八棱长颈瓶单独放置，未见于记载。但其胎釉特征与以上的十三件秘色瓷圆器大体相似，细观青釉还要更明亮些，因此也属秘色瓷无疑。 “瓷秘色”即秘色瓷。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终于使人们得以窥见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而根据同时出土的两通碑石《大唐咸通启送真身志文》和《监关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思赐金银衣物帐》的内容推测，这些器物的赐予时间应是咸通十四年（公元873 年）四月至七月间，属唐懿宗恩赐之物。因而这批秘色瓷的实际烧造年代上限应早于或等于此年。在《衣物帐》中记载其入封地宫时间为咸通十五年（874年）。法门寺地宫的开启，揭开了足已封存1100多年的秘色瓷神秘的面纱，使得学术界长期争论不休的唐代“秘色越器”真相大白。
尽管唐代秘色瓷的面纱已经揭开，然而关于秘色瓷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过程等问题，学术上历来争议不断。迄今为止，学术界关于“秘色瓷”的研究，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较有影响的观点。一种是认为唐、五代时期“秘色瓷”具有“贡瓷”的性质，文献记载有“臣庶不得用”之说，故称之 “秘色”。其中“秘”有神秘、秘密的含义。另一种则认为“秘色”是一种特殊的颜色，有学 者认为这是一种香草色，亦有认为“秘色”是“碧色”的误读，还有人认为“秘色”是一种“稀见之色”。有学者对“贡瓷”的性质，特别是“臣庶不得用”之句的真实性尚存疑惑。
有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对相关古文献的整理与解读，并结合近年来考古发现的实物资料及笔者多次实地考察古窑址的实际，试图探讨唐代、五代和宋代等各个不同历史阶段“秘色瓷”的真正内涵。
二、唐代“秘色越器”与“千峰翠色”
据笔者的初步整理，古代文献中记载有“秘色”一词的有180条之多，这在中国古陶瓷文献资料上是极为罕见的。分类统计后按年代比较，其中唐人的记述最少，五代至宋次之，而明、清两代最多，约有140条。在这些文献中，笔者认为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秘色越器》是最为珍贵、最为可信的文字记载。“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这首题为《秘色越器》的诗共四句二十八字。诗中第一句描写了秘色瓷的产地和烧造时间，“九秋”一般认为是指深秋，这确实是江南一带青瓷窑场利用龙窑烧造“秘色越器”最佳时节，可见诗人是对“秘色瓷”窑业有亲身感受的行家。第二句着重描述“秘色瓷”的特色，称其为“千峰翠色”。第三、第四句诗人借喻的是品位与境界。
学术界多数学者将“千峰翠色”作为秘色瓷釉色的代名词，但是鲜有人对陆龟蒙的诗境进行具体、仔细地解读和分析。如何理解诗人的“千峰翠色”？ 笔者曾多次在“九秋”之季考察上林湖唐代窑址集中的窑场遗址，体会、感受陆龟蒙“千峰翠色”的意境，深有所悟。诗人所谓的“千峰翠色”并非是指某种特定的颜色，而是指“九秋”之季的上林湖山上一望无际的千峰叠韵、万木争艳的秋色美景，她是一种诗人想象的意境，却也是一种美丽的实景，她展示的是一种有层次的内涵丰富的自然美（见图一）。而事实上，如果你在深秋时节遥望上林湖，相信眼前的景色同陆龟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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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九秋之季之上林湖“千峰翠色”一角
见是相似的。浙江属亚热带地区，在深秋山色最浓的时候，红橙黄绿蓝不无具备，绿色最多，其间点缀着赤、橙、黄、黑之色。故诗人见“秘色越器”引发联想，而用“千峰翠色”来概括九秋上林层峦叠嶂，千峰山色争奇竞秀的美景。（见图二、图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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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二 上林湖之秋风景如画、层峦叠嶂、翠色万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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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上林湖的秋色变幻莫测，秘色瓷的釉色巧夺天工
关于 “千峰翠色”的释义，北宋名士陈尧咨曾到上林湖并作题为《普济院》诗曰：“山远峰峰碧，林疏叶叶红。凭阑对僧语，如在画图中。”“碧”与“红”

“碧”与“红”是点睛之笔。清人周长发在《赐书堂诗钞·卷四》中写道：“千峰翠色当窗见，百顷澄波滑笏流。”“千峰翠色”与“百顷澄波”相对应，具有一种层次感和流动的整体美。又清人毛诗柱《端峰诗选》曰：“客心日夜向千峰，翠色晴看有万重。” 。诗中“千峰”与“翠色”并非一个“色”字能说清楚的。 “翠色”依附于“千峰”之中，而“千峰”又展现了“翠色万重”，这就是“千峰”青山与万重“翠色”之内涵。古代诗人对事物的观察和描述是深刻的。“千峰翠色”犹如是一幅美妙的立体山水画。越窑之美需细细品味。在陆龟蒙的心里，这秘色越器之美已无法用一般词汇去描述，只能巧夺大自然之“千峰翠色”来形容。

陆龟蒙将“秘色越器”比作“千峰翠色”，另一层含义是因为瓷称“秘色”用“翠”字来概括有绝妙之处。“翠”字是这个词中惟一的颜色词，也是我们解读的重点。许慎《说文解字》：“翠，青羽雀也。出鬰林。”《尔雅疏》：“翠，鹬。”注曰：“似燕，绀色。”西晋张华《博物志》又云：“翡身通黑，惟胸前背上翼后有赤毛。翠身通青黄，惟六翩上毛长寸余靑，其飞则羽鸣翠翡翠翡然，因以为名。” 元代熊忠《古今韵会举要·卷十七》：“翠，小如燕，毛青黑色，翎深青有光彩。” 清陈元龙《格致镜原·卷八十·鸟类四》：“雄赤曰翡，雌青曰翠。……性善捕鱼，故曰鱼师、鱼虎也。”由此可见，“翠”最初的含义是一种鸟类。古人对“翠”羽毛的描述有“绀色”、“青黄”、“青黑”等。而“绀色”据《说文解字》：“绀，帛深青扬赤色。为青赤色也。”“绀色”是青赤色的意思。由此可知，“翠色”并不是一种单一的颜色，而是一种青色系，其中包含了青黄、青赤、青黑等颜色。这是诗人对“秘色越器”完美的诠释。秘色瓷的釉色之所以有变化莫测的呈色差别，这跟当时的烧制技术有关。唐代晚期，我国青瓷工艺呈趋于成熟发展期，越窑采用的是柴烧平焰龙窑，其特点是窑床上产品装容量大，窑内温差亦较大。同一产品的胎釉，由于不同窑位所处的气氛、压力和温度不同，在高温中釉面呈色出现明显的变化。当然，客观上，釉料配方、上釉厚薄、胎体呈色、匣钵装烧等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釉面发色。主观上，窑工对烧瓷技术的掌握还处在经验控制阶段，窑工间技术水平高低等也会对烧造成瓷的质量和釉色产生影响。所以在同一窑中用相同的胎、釉配方可能烧成青黄、青赤、青灰等不同的釉色亦是正常的。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14件秘色瓷颜色各异但是佐证。（见图四）据考古发掘人员介绍，秘色瓷“釉色有青绿、青灰、青黄之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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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四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代秘色瓷荷口盘
综上所述，唐中晚期之秘色瓷，“秘色”一词所代表的是一种丰富多彩的釉色，它是指有层次感的、变幻莫测的青色系，其中以青黄、青赤、青黑色多见。“秘色”非指某种单一颜色，亦无“神秘”之说。

三、五代“秘色瓷”与“贡瓷”
越窑发展到五代吴越时期，不论是质量还是工艺技术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越窑秘色瓷作为吴越时期越窑青瓷的奇葩，已成为吴越国小朝廷向中原王朝进贡的主要“贡”物。唐末、五代文学家徐寅《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诗人用“捩翠融青”来形容秘色瓷的釉色之美。“陶成先得贡吾君”一句，明确指出了当时秘色越器的陶政制度。 “贡瓷”是从成千上万件青瓷产品中挑选出的数量有限的优质青瓷。挑选之后，贡余之瓷方可自销。吴越国钱氏向中原诸国朝贡的记录，在《册府元龟》中最详细。最初的朝贡记录是开平3年(公元909年)4月进行的。而且，同一记录里秘色瓷器的第一次出现，是同光2年(公元924年)对后唐的朝贡。1977年在现上林湖吴家溪出土青瓷罐形墓志一件，上刻“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由此证明上林湖地区自唐代晚期始已有生产贡瓷的贡窑，五代吴越的“贡”瓷是在晚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得到了发扬光大。
吴越国王钱元瓘在位时非常重视“秘色瓷”生产，他曾向后唐朝廷进贡了“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这是文献记载中最早的用黄金装饰的“秘色瓷”，而且一次进贡的数量多达200件。由此可知，在钱元瓘统治时期，“秘色瓷”生产出现了质的飞跃，金银饰瓷显得更加富丽堂皇，可视为五代吴越“官窑”。越窑秘色瓷已成为当时最好的瓷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的水平。徐寅，字昭梦，莆田(今福建莆田市)人。博学多才，尤擅作赋。为唐末至五代间较著名的文学家。然而，他却屡举进士不第，至唐末方得以“榜上有名”。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再试进士，中第一名。为福建历史上第二个状元。后因得罪梁太祖而削其名籍。五代时依王审之，不得志，归隐家乡。按年代推算，徐寅的《贡余秘色茶盏》应是五代时的当朝人记述当朝事。这是最有发言权也是最为可信的文献资料。另据张仁玺先生的研究，唐代实行的是土贡制度，即“任土作贡”，指臣属或藩属向君主进献土特产、珍宝和财物。官府会制定一些特定的贡户，由这些贡户来生产特定的贡品，而在特定时间前来收购。唐时制作“贡瓷”的窑工只在一定时期内制作贡瓷，而其余时间则可以自由分配。《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江南道，越州土贡瓷器。会稽、山阴、诸暨、余姚、萧山、上虞”。由此看来，五代吴越国时，一直采用的应是唐时“土贡”制度，尚无“臣庶不得用”之说。所以，此时的“秘色瓷”或许是“贡瓷”的代名词，不具有“秘密”、“神秘”的含义。不然，像徐寅这样的不得志文人要得到贡余秘色茶盏是不可能的。

故笔者认为，五代秘色瓷的“贡瓷”性质从唐晚期始延续至五代晚期，一直承继的是唐代的“土贡”制度。这样的“贡瓷”性质真正发生变化的时期应是赵匡胤建立北宋基本统一中国后至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8年），钱俶奉旨入汴梁，被扣留。而宋人文献记述的是北宋太平兴国初期在吴越国出现的“贡瓷”陶政制度的事实，绝非整个五代时期。从而自然有“贡奉之物，不得臣庶用，故曰秘色”之说了。这就是我们不能简单否定宋人文献的理由，一些古文献的记述只是不全面或者没有说清楚，而后人的理解亦有可能因解读不全面而出现偏差。
宋代以后，越窑青瓷逐渐衰落，史籍记载最后一次贡奉越器是在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一枝独秀的越窑“秘色瓷”渐渐被宋代北方兴起的官窑、汝窑、定窑、钧窑和南方的龙泉窑所代替。“土贡”的陶政制度亦更新为 “置官监窑”。事实上，北宋及以后各朝所谓的越窑“秘色瓷”亦因唐、吴越国的相继消亡而失去了其真正的涵义。

##这罐或许藏着秘之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