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长不看

第二，对于君权位置不同，民本主义和中央集权
儒家方面，主要是孟子的民本主义。君权最轻，民众第一。
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集注》朱子曰“ 社，土神。稷，谷神。建国则立坛壝以祀之。盖国以民为本，社稷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贱也。然得其心，则天下归之。天子至尊贵也，而得其心者，不过为诸侯耳，是民为重也。诸侯无道，将使社稷为人所灭，【则当更立贤君】，【是君轻于社稷也】。盛，音成。祭祀不失礼，而土谷之神不能为民御灾捍患，【则毁其坛壝而更置之】，亦年不顺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虽重于君而轻于民也】。”【更立贤君，变更社稷，都是换的过程】~而且这种换的过程，客观规律上是根本无法避免的，皇帝也是人，也有寿命，朝代也是人治，是人治就有缺陷，有缺陷就会灭亡。
《孟子·告子上》:" 欲贵者，人之同心也。人人有贵于己者，弗思耳。人之所贵，非良贵也。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赵孟之所贵，指名位而言。人人有贵于己者，便是个人所固有的价值。所以 “民为贵”的“贵”不是说人民与君主的地位相比尊贵与否，而是以民为最有“价值”，【民心的向背可以决定社稷，即国家政权的安危存亡。】 到底社稷国家是否能够存在，一切就要完全系于民意之上。人民对于天子和国家都是十分重要的，天子虽然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权利，但是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坐稳天子之位。对统治者而言，取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是最为重要的事情。只有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这也是一种对民众力量充分的信任，信任民众可以最终能够选择出真正为民而立的社稷。孟子“民贵君轻” 将民众视为国家兴衰存亡和政权得失的根本，明确提出了关于民众、国家、君王之间关系的主张。
不光是孟子，荀子《大略》一篇也有：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韩非方面是中央集权，君权最重，且只能掌握在君主一人手里
韩非子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韩非子·人主》）。他主张法术势相结合，建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国家。皇权必须牢牢握在皇帝一人手中。韩非也多次提醒君主，大权旁落，人主失势的严重后果。 所以人主必须“擅势”、集权，建立一元化的绝对权威。同时，切忌将权势“借人”，与臣下“共权”，以巩固君主的独尊地位。韩非子曰：“人主之所以身危国亡者，大臣太贵，左右太威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势，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国者，千载无一人”（《韩非子·人主》）。因此为了防止失势，做君主的必须独擅天下之势。
这也是韩非和孟子最争锋相对，水火不容的地方。最基础的原因就是，他们的人性论就是相悖的。这也是儒家和法家最相悖的地方。

第三，荀子反对权术，韩非主张“法术势”相结合
荀子方面，《强国篇》有：人君者，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好利多诈而危，权谋倾覆幽险而亡。 为君主，推崇礼义、尊重贤人，就能称王天下；注重法治、爱护人民，就能称霸诸侯；喜欢财利、多搞欺诈，就会危险；玩弄权术、坑人害人、阴暗险恶，就会灭亡。他是非常反感玩弄权术的。
韩非方面：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他主张法术势相结合。《定法》一篇给出了术的定义。“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他还特别强调，这是人主执掌的，也就是说是皇权专有，为其服务的。

第四，韩非子五蠹对于儒家的批判
原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王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
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以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为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于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理解翻译：儒家利用文献扰乱法纪，游侠使用武力违犯禁令，而君主却都要加以礼待，这就是国家混乱的根源。犯法的本该判罪，而那些儒生却靠着文章学说得到任用；犯禁的本该处罚，而那些游侠却靠着充当刺客得到豢养。所以，法令反对的，成了君主重用的；官吏处罚的，成了权贵豢养的。法令反对和君主重用，官吏处罚和权贵豢养，四者互相矛盾，而没有确立一定标准，即使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治好天下。所以对于宣扬仁义的人不应当加以称赞，如果称赞了，就会妨害功业；对于从事文章学术的人不应当加以任用，如果任用了，就会破坏法治。楚国有个叫直躬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便到令尹那儿吉发，令尹说：“杀掉他：”认为他对君主虽算正直而对父亲却属不孝。结果判了他死罪。由此看来，君主的忠臣倒成了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土去打仗，屡战屡逃；孔子向他询问原因，他说：“我家中有年老的父亲，我死后就没人养活他了。”孔子认为这是孝子，便推举他做丁官。由此看来。父亲的孝子恰恰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没有人再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逃兵．鲁国人作战就要轻易地投降逃跑。君臣之间的利害得失是如此不同，而君主却既赞成谋求私利的行为。又想求得国家的繁荣富强，这是肯定没指望的。
古时候，苍颉创造文字，把围着自己绕圈子的叫做“私”。与“私”相背的叫做“公”。公和私相反的道理，是苍颉就已经知道厂的。现在还有人认为公私利益相同，这是犯了没有仔细考察的错误。那么为个人打算的话，没有什么比修好仁义、熟悉学术的办法更好了。修好仁义就会得到君主信任。得到君主信任就可以做官；熟悉学术就可以成为高明的老师。成了高明的老师就会显荣。对个人来说。这是最美的事了。然而没有功劳的就能做官。没有爵位就能显荣，形成这样的政治局面。国家就一定陷入混乱，君主就一定面临危险了。所以，互不相容的事情，是不能并存的。杀敌有功的人本该受赏，却又崇尚仁爱慈惠的行为；攻城大功的人本该授予爵禄。却又信奉兼爱的学说：采用坚固的铠甲、锋利的兵器来防备战乱，却又提倡宽袍大带的服饰；国家富足靠农民。打击敌人靠士兵，却又看重从事于文章学术事业的儒生；不用那些尊君守法的人，而去收养游侠刺客之类的人。如此理政，要想使国家太平和强盛足不可能的。国家太平的时候收养儒生和游侠，危难来临的时候要用披坚执锐的士兵；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所要用的人．而国家所要用的人又得不到任何好处。结果从事耕战的人荒废了自己的事业，而游侠和儒生却—天天多了起来，这就是社会陷于混乱的原因所在。
他反对儒家一共有这几条原因。一是，儒家乱法。二是，儒生主要是考虑个人私利，没有功劳就可以做官。而国家战时又用不上这些。国家给予利益的人并不是国家要用的人才。

第五，儒家讲民心，韩非排斥民心
韩非方面，他很排斥民智和民心。《显学》有个很鲜明的观点：今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为治，则是伊尹、管仲无所用也，将听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揊痤则寖益。剔首、揊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呼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意思就是：【当今那些不懂治国之道的人一定会说：“（治国举措）要得民心呀。”认为得民心了才可以施治，那就连伊尹、管仲那样的人都没有用了，】只要听取民众的意见就行了。【但民众的意见是不可以遵行的，就像不能听从婴儿的想法一样。】婴儿，如果不剃掉他的头发就会肚子痛，不刺破他的疖子挤出脓水，他那病就会加重；剌头、刺疖时，必定是一人抱着他，由仁慈的母亲来实施操作，但他仍然不停地哭叫；因为他不懂得，这只是让他受一点点小痛苦，以便将来得到大好处。韩非是认为，民心不可治国，民智不可用。
儒家方面，是非常非常讲民心的。
先看荀子。荀子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观点就是：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意思就是，统治者如船，老百姓如水，水既能让船安稳地航行，也能将船推翻吞没，沉于水中。这是民心观点非常典型的。 原文见《荀子.哀公》篇，是荀子讲述孔子与鲁哀公的一段对话。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寡人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寡人未尝知哀也，未尝知忧 也，未尝知劳也，未尝知惧也，未尝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问，圣君之问也，丘、小 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无所闻之也。”孔子曰：“君入庙门而右，登自胙阶， 仰视榱栋，俯见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则哀将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栉冠， 平明而听朝，一物不应，乱之端也，君以此思忧，则忧将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听朝，日昃而退，诸侯之子孙必有在君之末庭者，君以此思劳，则劳将焉而不至矣？君出鲁之四门，以望 鲁四郊，亡国之虚则必有数盖焉，君以此思惧，则惧将焉而不至矣？【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
《荀子·王制篇》中有这么一段话：“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而再看孟子就更加明显。他最著名的就是：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此句 出自《孟子·公孙丑下》，指站在正义、仁义方面，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帮助；违背道义、仁义，必然陷于孤立。文章通过对“天时”、“地利”、“人和”，并将这三者加以比较，层层递进。论证了“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道理。所谓“人和”，就是人心和民心了。
原文是： 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三里之城， 七里之郭， 环而攻之而不胜。 夫环而攻之， 必有得天时者矣， 然而不胜者， 是天时不如地利也。 城非不高也， 池非不深也， 兵革非不坚利也， 米粟非不多也， 委而去之，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故曰，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 固国不以山溪之险， 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 得道者多助， 失道者寡助。 寡助之至， 亲戚畔之。 多助之至， 天下顺之。 以天下之所顺， 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 战必胜矣。
释义：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比不上作战中的人心所向、内部团结。（比如一座）方圆三里的小城，只有方圆七里的外城，四面包围起来攻打它，却不能取胜。采用四面包围的方式攻城，一定是得到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了，可是不能取胜，这是因为有利于作战的天气、时令比不上有利于作战的地理形势呀。城墙并不是不高啊，护城河并不是不深呀，武器装备也并不是不精良，粮食供给也并不是不充足啊，但是，守城一方还是弃城而逃，这是因为作战的地理形势（再好），也比不上人心所向、内部团结啊。所以说，使人民定居下来而不迁到别的地方去，不能靠划定的边疆的界限，巩固国防不能靠山河的险要，震慑天下不能靠武力的强大。能行“仁政”的君王，帮助支持他的人就多，不施行“仁政”的君主，支持帮助他的人就少。支持帮助他的人少到了极点，连内外亲属也会背叛他；支持帮助他的人多到了极点，天下所有人都会归顺他。凭着天下人都归顺他的条件，去攻打那连亲属都反对背叛的君王，所以，君子要么不战斗，（如果）战斗就一定会取得胜利。
再来看孟子《离楼上》一篇：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则诸侯皆为之驱矣。虽欲无王，不可得已。今之欲王者，犹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为不畜，终身不得；苟不志于仁，终身忧辱，以陷于死亡。诗云：『其何能淑？载胥及溺。』此之谓也。」
孟子说：“夏桀、殷纣丧失天下，是由于失去了天下老百姓的支持；之所以失去了天下老百姓的支持，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取得天下是有方法的：得到天下老百姓的支持就取得了天下。得到天下老百姓的支持是有方法的：获得了民心，就得到了天下老百姓的支持。获得民心是有方法的：他们想要的，就给他们并让他们积蓄起来，他们憎恶的，就不强加给他们，仅此而已。老百姓归附仁政，犹如水往低处流、野兽往旷野跑一样。所以，为深渊把鱼儿驱赶来的，是水獭；为丛林把鸟雀驱赶来的，是鹞鹰；为成汤、武王把老百姓驱赶来的，是夏桀和殷纣。现今天下若有喜好仁德的国君，那么诸侯们都会为他把老百姓赶来，即使不想称王天下也是做不到的。现今那些要称王天下的人，好比患了七年的病要寻求干了三年的艾草来医治一样，假如不去积蓄，是一辈子也找不到的。如果无意于仁政，就会一辈子忧患受辱，以至陷入死亡的境地。《诗经》说：‘他们怎么能得到好结果呀，只能同归于尽罢了。’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第六，韩非反对仁义，儒家主张仁义
韩非方面，他之所以反对仁义，是因为仁义以前管用，现在是过时了。而且法令和仁爱权衡，他还是看重法令。
《五蠹》一篇有：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意思是：所以周文王施行仁义得了天下，而徐偃王施行仁义却亡了国；这证明仁义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所以说；时代不同了，政事就会随之不同。
这一段后边还有：故偃王仁义而徐亡，子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意思是：所以说徐偃王施行仁义而徐亡了国，子贡机智善辩而鲁失了地。由此说来，仁义道德、机智善辩之类，都不是用来保全国家的正道。如果当初抛弃徐偃王的仁义，不用子贡的巧辩，而是依靠徐、鲁两国的实力，去抵抗有万辆兵车的强敌，那么齐、楚的野心也就不会在这两个国家里得逞了。
而且对韩非来说，他觉得【仁爱】和残暴都是不可取的，是会亡国的。
《八说》一篇韩非强调：“仁者，慈惠而轻财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诛者也。慈惠则不忍，轻财则好与；心毅则憎心见于下，易诛则妄杀加于人。不忍则罚多宥赦，好与则赏多无功；憎心见则下怨其上，妄诛则民将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轻犯禁法，偷幸而望于上；暴人在位，则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乱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国者也。”（《八说》）
意思就是：慈母对于幼子的爱是任何其他的爱都无法超过的。但是孩子有不良行为，就得让他受老师管教；有了重病，就得让他就医治疗。不受老师管教，就会犯法受刑：不就医治疗，就会临近死亡。母子之间的天性，是爱；君臣之间虑的，是近利远害。母亲尚且不能用爱来保全家庭，君主怎能用爱来维护国家呢？明君通晓富国强兵的办法，就可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所以慎重地处理政事，就是富国强兵的方法。君主应该严明法令，明察计谋。法令严明，内部就没有动荡叛乱的祸患；计谋得当，对外就没有国破为虏的灾难。所以保全国家不是靠的仁义道德。讲究仁义道德，也就是要博爱慈惠并轻视财利；为人暴戾，也就是心地残忍并轻易杀伐。博爱慈惠，就不会下狠心；轻视财利，就乐善好施。心地残忍，憎恶态度就会在下属面前暴露；轻易杀伐，就会胡乱地屠戮无辜。不下狠心，就会赦免许多该受处罚的人；乐善好施，就会赏赐许多没有功劳的人。憎恶态度表露出来，就会使臣民怨恨君主；胡乱地屠戮无故，民众就会背叛君主。所以仁人处在君位上，臣下就会胡作非为而轻易犯法，以侥幸的心理希望得到君主的恩惠；暴人处在君位上，法令就会妄行，君臣就会离心离德，民众就会怨声载道而产生叛乱心理。所以说：仁爱和残暴，二者都能导致国家灭亡。
儒家方面：孟子是非常看重仁义的。
《离楼上》一篇有：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今恶死亡而乐不仁，是犹恶醉而强酒。意思是:“夏、商、周三代得到天下是由于仁，他们失去天下是由于不仁。国家之所以兴盛或衰落、生存或灭亡也是如此。天子不仁不能保有天下，诸侯不仁不能保有国家，卿大夫不仁不能保有宗庙，士人和普通老百姓不仁，就不能保全身家性命。如今，有些人憎恶死亡却乐于干不仁的事，就好比憎恶喝醉酒却偏要去喝酒一样。”
《告子上》也有：“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 孟子说：“仁是人的本心；义是人的大道。放弃了大道不走，失去了本心而不知道寻求，真是悲哀啊！
此篇更有舍生取义的观点。“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朱熹注解曰“释所以舍生取义之意。得，得生者也。欲生恶死者，虽众人利害之常情，而欲恶有甚于生死者，【乃秉彝义理之良心】，是以欲生而不为苟得，恶死而有所不避也。”
论语里《泰伯》也有：曾子曰“之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意思是：“士不可以不弘大刚强而有毅力，因为他责任重大，道路遥远。把实现仁作为自己的责任，难道还不重大吗？奋斗终身，死而后已，难道路程还不遥远吗？” 儒家实践仁义的决心不可谓不强大。
荀子也是一样的。《君子》一篇有：故仁者，仁此者也；义者，分此者也；节者，死生此者也；忠 者，惇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备矣；备而不矜，一自善也，谓之圣。不矜矣，夫故 天下不与争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有也，夫故为天下贵矣。诗曰：“淑人君子， 其仪不忒；其仪不忒，正是四国。”此之谓也。
意思是：讲究仁德的人，就是喜欢这正道的人；讲究道义的人，就是把这正道当作职分的人；讲究节操的人，就是为这正道而献身的人；讲究忠诚的人，就是忠厚真诚地奉行这正道的人；囊括了这仁德、道义、节操、忠诚而全能做到，德行就完备了；德行完备而不向人夸耀，一切都是为了改善自己的德行，就叫做圣人。不向人夸耀了，所以天下的人就不会和他争能，因而他就能极好地利用人们的力量。有了德才而不自以为有德才，所以就被天下人尊重了。《诗经》上说：“善人君子忠于仁，坚持道义不变更。他的道义不变更，四方国家他坐镇。”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啊。

第七，法家主张厚今薄古，与时俱进，顺应潮流。儒家主张法先王
韩非方面，《五蠹》开篇就有：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因为之备。（圣人不期望照搬古法，不死守陈规旧俗，而是观察研究当今的社会情况，进而制定相应的整治措施）
后边还有：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现在假使还要用先王的政治，来治理当代的民众，这就是守株待兔之类的事。）
儒家方面： 孟子曰：“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贼其民者也。”古代圣王统被孟子称为“先王”。孟子所提倡的仁政也就是效法先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在孟子看来，为政必须“遵先王之法”，否则就是离经叛道，就可以人神共诛之。孟子的法先王思想是先秦儒家所固有的政治倾向，孔子就是“祖述尧舜”又宪章文武“的(遵循尧舜之道，效法周文王、周武王之制)。荀子也认为“先王之道，仁之隆也”。但荀子反对法先王，并非反对先王本身，而是法先王所产生的诸多流弊，法先王而不乱世术，这是不可能的。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暗合了荀子批判持有这些理论的俗儒、贱儒、瞽儒。在《荀子·劝学篇》记载 ：“不知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法先王本身没有好坏之分，这就犹如一把刀放在那里，没有主体的使用操控你就不能对这把刀做出具体的评价，屠夫和厨师的使用得到的是两个完全相反的评价，所以在荀子看来法先王本身是中性的。“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是则子思孟轲之罪也。”这看出荀子只是非子思孟轲二人都不知道法先王的意义何在，《荀子·非十二子篇》云 ：“劳知而不虑先王，谓之奸心”，“凡言不合先王，不顺礼义，谓之奸言” 和“先王之道，忠诚孝子之极也（《荀子·礼论篇》）。其实荀子在对待历史的态度上，是比较辩证的。“辨莫大于分，分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圣王。圣王有百，吾孰法焉……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后王是也。彼后王者天下之君也，舍后王而道上古，譬之是犹舍己之君而事人之君。故曰 ：欲观千岁，则数今日 ；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 ；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 ：“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之明”，荀子的先王与后王之分，是动态意义上的区分，每个天下之君，相对前面的君主，都是后王。从文化的传承上讲，法后王亦即法先王，两者的不同，只是着眼点不同，是以古求今还是以今求古。荀子以为，以今求古，可以认清古，以古求今，则不能识今。

第八，儒家尚贤，韩非尚功
所谓“尚贤”，就是推崇贤人，尊敬贤人，唯贤是举。所谓“尚功”，就是看重功劳，崇尚功劳，唯功是举。
儒家方面：尚贤是儒家和墨家大力提倡的。儒家赞颂舜举皋陶，汤举伊尹，文王举姜尚。伯夷、叔齐，管仲、柳下惠、子产、晏婴、延陵季子、楚令尹子文、蘧伯玉、史鰌等，这些有的是真贤人，有的是所谓的贤人。孟子、荀子也推崇唐尧、虞舜，以及一些所谓的古代贤人。 儒家不但推崇他们，还竭力呼吁统治者提拔任用他们。孟子也有：“莫如贵德而尊士，贤者在位，能者在职……虽大国，必畏之矣。”（《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孟子把举贤使能看成事关国家存亡的治国大计。但是儒家并没有一个选拔人才的具体系统措施。
韩非子方面：韩非则主张“因任而授官”,“程能而授事”，提倡不拘一格选拔人才。韩非认为，“授官”或“授事”，应与一个人的才能、贤德相适应，强调任用“贤能之士”。所以，他说：“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不羞其卑贱也，以其能为可以明法，便国利民，从而举之。”(《韩非子·说疑》)在衡量德与才方面，儒家通常把“德”置于“才”之前，但韩非子似乎更强调一个人的行政才能，把一个人的“能”放在“贤”之前。他说：“故无术以用人，任智，则君欺；任修，则君事乱，此无术之也。”(《韩非子·八说》)韩非认为，若单凭才智去提拔人，一旦他用才智为自己谋利，君主就要被欺骗；而若只以品德去提拔人，万一这人不机智甚至很愚蠢，政事就一定会被搞得混乱不堪。所以，他提出选拔官员必须兼顾德与才，多用智、修兼备之士。从任能选贤出发，韩非还反对“私门之请”，即反对走后门、拉关系。韩非说：“明主者，推功而爵禄，称能而官事，所举者必有贤，所用者必有能，贤能之士进,则私门之请止矣。”(《韩非子·人主》)
韩非选材第二个主张是：以法择人，量功授官。“今若以誉进能，则臣离上而下比周；若以党举官，则民务交而不求用于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当然，不听“毁誉”并不是堵绝言路、不让臣子推荐人，而只不过是不以臣下所说的那一套为用人的唯一依据罢了。韩非还主张“循名责实”。“人主使人，必以度量准之，以刑名参之，以事遇于法则行，不遇于法则止。功当其言则赏，不当则诛。”(《韩非子·难二》)
韩非选材第三个主张是：专职专任，定位管理。韩非认为，每个官员各有自己的岗位、各有自己的职责，因此他强调“一人不兼官，一官不兼事”(《韩非子·难一》)。 “人臣皆宜其能，胜其官，轻其任，而莫怀余力于心，莫负兼官之责于君。故内无伏怨之乱，外无马服之患。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讼；使士不兼官，故技长；使人不同功，故莫争。“(《韩非子·用人》)由于官吏各居其位，各负其责，这样在管理上就会形成“莫争”、“莫讼”的和谐局面，达到“治之至”的理想境界。
韩非选材第四个主张是：“袭节而进”，逐级提升。韩非主张从经过基层锻炼的人中选拔贤能之士。《韩非子·八经》说:“官袭节而进,以至大任,智也。”《韩非子·显学》又说：“明主之吏，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

差不多，就是这条了~欢迎补充~

国学科普一下~

韩非很先进

顶

顶，楼主好用心啊！只能说百家各有长短吧！
……
很喜欢心之逆鳞里的这段话“民心如水，水势无常，每个人的利害所在各有不同，所以如果任由其利己之心驱使，就会像这酒一样肆意横流，失去控制，人有轨道，国就有轨道，国有轨道，则国富民强，这，就是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