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先生谈及的这些人（金岳霖、徐志摩、梁思成、林徽因）有共同特点：一是都对工作、对学问热爱到了痴迷的程度；二是为人天真到像一个孩子，对生活充满兴趣，不管在什么环境下永远不消沉沮丧，无心机、少俗虑。

沈先生瘦瘦小小（晚年发胖了），但是有用不完的精力。

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他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到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同时又叫三姐（张兆和，沈从文的妻子）从苏州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安慰我。

有一年做了一件皮大衣（我记得是从房东手里买的一件旧皮袍改制的，灰色粗线呢面），他初案在身上，说是很暖和，高兴得像一个孩子。

沈先生的家庭是我见到的最好的家庭，随时都在亲切和谐气氛中。
……
《沈从文文集》的稿费寄到了九千多元，大概开过家庭会议，又从存款中取出几百元，凑成一万，寄到家乡办学。

有一次他到他的助手王亚蓉家去，先来看看我（王亚蓉住在我们家马路对面，——他七十多了，血压高到二百多，还常为了一点研究资料上的小事到处跑），我让他过一会来吃饭。他带来一卷画，是古代马戏图的摹本，实在是很精彩。他非常得意地问我的女儿：“精彩吧？”那天我给他做了一只烧羊腿，一条鱼。他回家一再向三姐称道：“真好吃。”

沈先生面色如生，很安详地躺着。我走近他身边，看着他，久久不能离开。这样一个人，就这样地去了。我看他一眼，又看一眼，我哭了。

在昆明，他（沈从文）就跟我说过：“千万不要冷嘲。”

联大是没有点名册的，他（金岳霖）有时一上课就宣布：“今天，穿红毛衣的女同学回答问题。”于是所有穿红衣的女同学就都有点紧张，又有点兴奋。那时联大女生在蓝阴丹士林旗袍外面套一件红毛衣成了一种风气。

说到有一个叫林国达的华侨同学喜欢提怪问题，“他大概觉得逻辑这门学问是挺‘玄’的，应该提点怪问题”，有一天他又站起来提了一个怪问题：
金先生想了一想，说：“林国达同学，我问你一个问题："Mr.林国达 is perpendicular to the blackboard."（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是什么意思？”林国达傻了。林国达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林国达游泳淹死了。金先生上课，说：“林国达死了，很不幸。”这一堂课，金先生一直没有笑容。

说有位同学问金先生“您为什么要搞逻辑？”因为前一半还比较有意思，后面全是符号，“简直像高等数学”，同学的意思是这种学问多么枯燥！金先生的回答是：“我觉得它很好玩。”

“金先生对林徽因的谈吐才华，十分欣赏。”汪曾祺评价林徽因的诗和小说是“风格清新，一时无二”。
林徽因死后，有一年，金先生在北京饭店请了一次课，老朋友收到通知，都纳闷：老金为什么请客？到了之后，金先生才宣布：“今天是徽因的生日。”

金先生晚年深居简出。毛主席曾经对他说：“你要接触接触社会。”金先生已经八十岁了，怎么接触社会呢？他就和一个蹬平板三轮车的约好，每天蹬着他到王府井一带转一大圈。我想象金先生坐在平板三轮上东张西望，那情景一定非常有趣。

王府井人挤人，熙熙攘攘，谁也不会知道这位东张西望的老人是一位一肚子学问，为人天真、热爱生活的大哲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