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下放劳动的地点是张家口沙岭子。离家前我爱人单位正在搞军事化，受军事训练，她不能请假回来送我。我留了一个条子：“等我五年。等我改造好了回来。”就背起行李，上了火车。

右派的遭遇各不相同，有幸有不幸。我这个右派算很幸运的，没有受多少罪。

初干农活，当然很累。像起猪圈，刨冻粪这样的重活，真够一呛。我这才知道“劳动是沉重的负担”这句话的意义。

许多工人没这个耐心，于是喷波尔多液的工作大部分落在我头上，我成了喷波尔多液的能手。喷波尔多液次数多了，我的几件白衬衫都变成了浅蓝色。

我在马铃薯研究站画《图谱》，真是神仙过的日子。没有领导，不用开会，就我一个人，自己管自己。

沽源原是个军台，清代制度，大臣犯罪皇帝就批文“发往军台效力”，汪曾祺于是在《容斋随笔》的扉页上用朱笔画了一方图章，文曰：
效力军台

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不等于不是右派了。“文革”期间。有人来外调，我写了一个旁证材料。人事科的同志在材料上加了批注：
该人是摘帽右派，所提供情况，仅供参考。
我对“摘帽右派”很反感，对“该人”也很反感。“该人”跟“该犯”差不了多少。我不知道我们人事科的干部从什么地方学来的这种带封建意味的称谓。

我搞了一些时期“样板戏”，江青似乎很赏识我，但是忽然有一天宣布：“汪曾祺可以控制使用。”这主要当然是因为我曾是右派。在“控制使用”的压力下搞创作，那滋味可想而知。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着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善良的。曾被打成右派的那一代人，除了已经死掉的，大多数都还在努力地工作。他们的工作的动力，一是要实证自己的价值。人活着，总得做一点事。二是对生我养我的故国未免有情。但是，要恢复对在上者的信任，甚至轻信，恢复年轻时的天真的热情，恐怕是很难的。他们对世事看淡了，看透了，对现实多多少少是疏离的。受过伤的心总是有璺（音问）的。人的心，是脆的。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
为政临民者，可不慎乎。

我对牙疼泰然置之，而且有点幸灾乐祸地想：我倒看你疼出一朵什么花来！

汪曾祺准备去找牙医治牙，是个有名的修女，于是攒了钱去：
门上贴了一个字条：修女因事离开昆明，休诊半个月。我当时这个高兴呀！王子猷雪夜访戴，乘兴而去，兴尽而归，何必见戴！我拿了这笔钱，到了小西门马家牛肉馆，要了一盘冷拼，四两酒，美美地吃了一顿。

他（牙医）的“手艺”如何，我不知道，但是我对他很有好感，因为他的候诊室里有一本A·纪德的《地粮》。牙科医生，而读纪德，此人不俗！

到了北京，参加剧团，我的牙越发的不行，有几颗跟我陆续辞行了。

医院的一个牙医师小宋是我的读者，可以不用挂号、排队，进门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