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的足迹

秦、两汉时期
秦始皇统一中国，强化郡县制，调整行政区划，分阆中，置充国县，县域在阆中与垫江（合川）之间，县治在今大桥镇东北楼房坪，为“汉王王巴蜀汉中四十一县”之一。西汉初（公元前202年），分充国南部（包括今西充、南充、蓬安等县）置安汉县，汉时充国县辖区遂减少了一半。充国县界东连宕渠，南接安汉，西依涪县潺亭、梓潼，北邻阆中。此后，充国与阆中时并时分，或合为一县，或分设两县。东汉初平四年（公元193年），充国县以宝马河为界，置西充国县与南充国县，边界依旧。西充国县治仍在原充国县治（今大桥镇东北），南充国县治即今南隆镇，距现在已有1800多年的历史。
考“充国"之所以名“充"，据《春秋左传词典》释“徭役繁"为充。秦朝大兴土木，充国处石牛道旁，服劳役的人最多。充国县城地处巴王国都附近，属畿内之县，“县"与“国"两字古时可通借，故称“充国"。《晋书·李特载记》“巴人呼赋为賨。汉代巴人又被称作“賨人”，或称“巴賨”。秦伐楚，楚汉相争，刘邦打天下，均以巴蜀为大后方，賨人为统治者提供了大量兵源和粮食，说明县境农业生产已具有相当规模。秦汉之时，官方曾有组织的大量移民，充国境内又增加了不少中原汉人，同时中原文化和生产技术也被他们带了进来。民族的融合，加快了境内农业开发的步伐，充国县地物阜民丰，谯周《三巴记》民谣道：“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当时，西河两岸多为谯、张、侯姓士族地主的食邑和封土，平坝种稻已很普及，广泛运用牛耕，人工养猪，池中养鱼，并用大麻、苎麻织賨布，即便是丘低山区，也是粮食有余，能酿美酒。从光华乡汤家坝汉墓出土的陶田、陶猪、陶鸡、陶鸭来看，充国境内“土植五容，牲具六畜”（摘自《华阳国志·巴志》），农、林、牧、渔、织多业齐备，封建自然经济已经形成。
据《四川历史农业地理》载，按巴西土地14县平均计算，充国幅员3000平方公里，土地熟化达7400余市顷。又据《四川人口史》，巴西人口14县平均数计算，充国西汉有人口6.4万，东汉达到7.7万。那时，县境气温约高于现在，雨量充沛，草丰林茂，实不愧为嘉陵江岸的一块膏腴之地。
嘉陵江古亦名西汉水，不仅为县境带来市井繁荣，田园牧歌，且有沙金“供岁岁洗取”。汉代，我县盐业已依照李冰之法，掘深井汲水煮盐。《县志》载，时已设有盐官，为四川17个盐井县之一，川北仅有。
西汉，世平道治，民物阜康，人口增长带来文化昌明。文翁治蜀兴义教，充国土地上也造就出一位学识渊博的人谯荣始。他研究并整理过《尚书》，通晓《诗》《书》《礼》《乐》《易》《春秋》等经籍，名扬州郡，是我县最早的一代大儒。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间
自蜀汉后， 成汉、东晋、前秦、后蜀，南朝的宋、齐、梁，北朝的西魏、北周，直到隋统一天下，经360余年。东晋至南齐时期，西充国与南充国均属梁州（治汉中）的巴西郡（治阆中）管辖。南梁至隋，阆中建南梁北巴州巴西郡，后又置隆州盘龙郡，治所皆在阆中，辖西南二充国。这一时期，巴蜀政权更替频繁，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凋敝，人口大减，气候严寒，农业萎缩。据《四川人口史》记载，蜀汉亡，西南二充国仅2600余户人家。魏元帝曹奂强制性移民，晋武帝司马炎伐东吴征兵，境内人口继续减少，到刘宋时，县境总人口仅1000余户。其间，晋惠帝元康六年（296年），北方灾荒，引起略阳、天水等6郡巴氐流民进川，二充国本为巴賨故乡，但寄食的流民日子久了，“主客不能相饶”（摘自《华阳国志·大同志》），流民东下荆湘，西迁成都平原。公元303年，李雄据蜀，成汉政权减租减赋，“事少役稀，民多殷实”（引文与上同），县境内有短期的繁荣。刘宋时又因战乱，人口外流，本土杂草丛生，野兔出没，僚人建僚县（相当今日民族自治县）西国县、南国县以治之，属北巴西郡。后来北巴西郡领阆中、汉昌二县寄治新巴郡（江油境）。僚人一度建僚郡——南部郡。僚人是成汉时李寿从臧柯（今贵阳、福泉）引入蜀地，僚人成了县境主要居民。僚人居深山丘谷，不为编户，不纳赋税，无姓氏，“性又无知，殆同**"，史称“僚乱”（见《北史·僚传》）。但僚人学习汉人，辛勤垦殖，刀耕火种，县境出现了畲(she)田农业，使萎缩了的农业生产得以缓慢复苏。
齐末梁初，人囗回升。《魏书·邢峦传》称巴西郡“户余四万”，西国县、南国县人当在4000户以上，僚人约占七成。梁天监二年（503年），改南国县为“南部县"，治所南古镇，至今有1500余年的历史。时南部东界相如（今蓬安），南界安汉（顺庆），西邻西充国，北接阆中县，东北与仪陇相连。
梁天监三年（504年）。夏侯道迁降魏，南部县隶属北魏，梁天监八年（509年），北魏兵败，南梁夺回阆中，建南梁北巴州复置北巴西郡，又于西充国县置木兰郡、金迁郡、掌天郡，辖充国县、金匮县（治所今升钟镇晋安坝）、西水县（治所今西河乡严家坝）。梁大同中（535一545年），南梁北巴州复置南部郡领南部县。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改南梁北巴州为隆州，北巴西郡为盘龙郡（治阆中），南部郡更名新安郡，又改西充国县为晋城县、金匮县为晋安县。同时并木兰、掌天二郡入金迁郡。金迁郡辖晋城、晋安、西水三县。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元年（557年）省新安郡并入盘龙郡。
此一时期，南部杰出人物有西充国县人谯周，南充国县人张嶷，后蜀君主谯纵，成汉皇帝李雄的母亲皇太后罗氏女等。此外，还有南朝时任梁、陈封疆大吏，四次任刺史、六次升将军，官至司空、太尉的侯瑱。

隋唐、五代时期
公元581年隋统一全国，经唐和五代，历379年。隋开皇三年（583年）推行州县二级制，金迁、盘龙二郡并入隆州（治阆中），又省晋安县入晋城县，时南部、晋城、西水三县皆隶属隆州。隋炀帝大业五年（609年），西水县移治所彭定故宅（今保城乡），是年又罢隆州复置巴西郡。唐武德元年（618年），改晋城县为晋安县，分南部、晋安二县地置新井县（治今大桥镇），这又分相如（今蓬安）、南部二县地置新城县，后改名新政县（今仪陇新政镇）。其时，又复置隆州，南部、晋安、新政、新井、西水五县均隶属隆州，李隆基先天元年（712年），改隆州为阆中郡。唐贞观初，全国分十道，实行道、州、县三级制，，南部属山南西道（治今汉中）阆州所辖。五代前蜀时，废唐道制，后唐时在阆中置保宁军，南部均属阆州管辖。
隋唐时期，处于川中盆地北部一隅的南部，长时期无狼烟战火，社会较为安定。隋唐之初皆推行均田制，酒坊、盐业都不征税，得以减轻人民负担，有利恢复农业，使僚人的汉化比周边邻县及早完成，粗陋的畬田农业让位于牛耕农业。宝马河以东低丘地方得到全面开发，山原田（山坡上的旱地）普遍出现。宝马河以西地方雷鸣田（靠雨水灌溉）增多。此时，我县又进入川北的温暖期，颇具种植农作物的气候条件。县境河川种稻芋，旱地种粟、菽（黄豆），秋播越冬作物豌豆、小麦、芸苔（即油菜），年获两熟（《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各类作物产量均比汉代约增加一倍（蒙默等《四川古代史稿》）。所谓“菱荷入异县，粳稻共比屋”；稻米已经很多。从此，南北朝一度荒衰的南部县进入繁荣。安史之乱后，蜀中久安，赋役疏弛，承平日久，天宝年间人口增至6万（参考《四川人口史》《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巴西人口耕地折算）。阆州，盛唐时辖9县，有5县（新政、新井、西水、晋安、南部）土地为今南部辖区所跨，一直称“地辟人富居蜀中之半，当东道要冲"（见《通典》卷176），列为四川第二大经济文化中心。王建守利州（广元）进退两难时，谋士周庠谒见于军门，分析形势说：阆州“得其地以广形胜，得其士以增卒伍”，王建接受了周的建议，出兵袭取了阆中，“自称防御使，招纳亡命，军势益盛”（见《四川古代史稿》引《九国志》）。后来王建独吞了全川之地，建立了前蜀。五代虽有动乱，亦未波及县境。
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隋唐时期县境的手工业、盐业也应时而发展。汉僚广种桑麻，为丝绸业、“僚布”生产提供了原料。南部、阆中丝绸，盛唐时其数量在长安列第七等（当时只有八等）；以花色品种多样而名列前茅，有绫、绸、锦、绢数种（见曹尔秦《唐代长安的丝绸》）。丝绸进长安，能做到“文彩珍奇”，达到“天上取样人间织”一般的华丽。南部盐业，经隋唐免征盐税90年，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四川68个产盐县之一。
经济繁荣，带来文化昌隆。隋唐之际，我县代表着盆北一隅的富丽兴盛，属文化敦治之区，正如《蜀中广记》称：“其地平衍而沃，其民恭俭而文”。隋开皇初（581年），我县建儒学于县治西，今状元桥畔。唐开元六年（718年）始兴书院，广施教化，盛唐取进士4人。如“涉学明经，轻财务施”的鲜于仲通，破蕃护国安民的鲜于叔明，均出生在我县。此外，隋唐佛教盛行摩崖石刻工艺精湛。碑院禹迹山大佛，盘龙回龙山《沈荣功德记》，度门万寿山摩崖造像等，均反映出隋唐之世我县文化有过辉煌。

宋、元时期
公元960年，赵匡胤称帝，全国统一，至公元1371年“大夏"亡，这一时期共411年。北宋改道为路，南部县为利州路（今广元）属阆州所辖。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省晋安为镇并入西水县（治今保城）。南宋理宗淳佑二年（1242年），蒙军扰境，南隆古治徙跨鳌山。元代建置袭宋制，至元一十年（1283年）将新政、新井、西水三县并入南部，属广元路保宁府。此时，南部东界相如（今蓬安）、营山，南界西充、南充，西邻普安（今剑阁），北邻阆中，东北与仪陇接壤，西南与盐亭相连。
五代至北宋，四川动乱时有发生，县境仍无战火侵扰，故经济稳定，农业能持续发展。在北宋崇宁初，县境人口猛增到8.13万，超过汉唐。所谓“垒石相次，抱土成田”的梯田出现，使县内耕地达到6540余市顷（人口、耕地均照《四川历史农业地理》阆州资料折算）。自隋唐以来，民丰物阜，“地暖气清"，西河两岸，风光宜人，三月有“梅青麦绿世界"，八月“稻畦残水入秋池"。及至南宋，南部、阆中等地仍没有粜场（米市），米粮远销荆湘（资料来源同前）。此一时期，我县人繁地富，生态环境尤佳。丘陵地带，森林盖率在35％以上，部分高丘尚有原始森林。据《保宁府志》载，红鹤翔集于春林芳岸，鹿群游荡于幽谷深溪。《宋史》载常有虎群出没，《太平广记》载有亚洲象与巨猿残存。寺观、城镇、河川、道旁，草木竞荣，清泉碧水。竹篁绿树簇拥着的农家小院，炊烟袅袅，呈现给我们的是良好生环境下的田园诗（以上资料参见蓝勇《历史时期西南经济开发与生态变迁》）。
两宋时，我县手工纺织业与盐业在隋唐的基础上持续发展。南宋时川北气候转寒，棉织布衣备受民众喜爱，棉花成功，元代气候温暖得以推广。南宋至元代，我县开始用织布，代替秦汉以来的賨布、僚布生产。丝绸生产，环绕梓、果、阆、蓬、巴、遂等州，在某些方面超过成都府路，阆州各绸业由品种繁发展为数量多（见《四川古代史稿》）。染色工艺水平提高，能保持艳丽不褪色。尤其莲绫、熟绫、鹅溪绢等品类驰誉东京（今开封）、临安（今杭州）。南部盐业。宋代在盐政上优待灶民、厚利商贾，盐井技术提高。以竹筒小井代替大井，用木轮大车（称“天车"）提升汲卤筒，县境出现“长筒汲井熬雪霜，辘轳咿呀官道旁"的人文景观。但自宋理宗绍定四年（1231年）后，蒙兵入侵县境，40余年兵戈不息，人民外逃，境内野无烟火，农地退耕退林，南部一片废墟。元朝统一天下然陆续采取了一些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可是一直未到宋代水平。
两宋时，我县崇文敬贤，文风鼎盛，衣冠之族迭起，一直保持汉唐遗风。进士，北宋58人，南宋27人，元有17人。状元宋有3人。举人，宋有4人，元有8人。记入史籍的有北宋水利世家陈省华及三个儿子尧叟、尧佐、尧咨。他们两状元一进士，两宰相一太尉。有轻科举重修身，为政清廉的北宋状元马涓，有集贤院撰修，北宋诗人鲜于侁，北宋时，我县被誉为“礼义之邦”“诗礼之乡”。

明、清、民国时期
明、清、民国，历时581年。明洪武四年（1371年），南部县治从跨鳌山迁还南隆旧址（文庙街）。洪武十年（1377年），南部并入阆中，三年后复置县。据明嘉靖《保宁府志》载：“南部去府70里，四境之内，东西广230里，南北宽115里。东至仪陇县界石头市80里，南至南充县大石口120里，西到盐亭县寨垭铺150里，北至阆中县银井铺35里。”清代相沿，辖区略有增减，面积2900余平方公里，均大于现今南部面积。民国三年（1914年），南部隶属嘉陵道（治阆中），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改属四川第11行政督察区（治今顺庆）。
明朝开国，在四川推行移民垦荒，军民编户屯田，经济逐渐恢复。从此，县境有了外籍移民，田野有了生机。外籍移民又称“入籍客民”。他们广修陂塘堤堰，确保农业，如温家堰、严家堰、大堰等，直到清代仍蓄水使用。明朝还鼓励农民广种桑、蜡、果、茶，发展实业。《明会典·茶课》载：洪武年间，南部、阆中“巴茶"调运陕西茶马司换马，朝廷免除茶户徭役。嘉靖时，南部、西充白蜡产量冠绝全川，由京师采办（见明嘉靖《保宁府志》）。是时，县境大坪、伏虎等地“云中石路依山转，涧外畬田趁水斜"，粗放的农业已与唐初极为相似。明宣德、景泰时巳达“民朴而殷富；牛马成群，寄宿于野”的程度。至万历六年（1578年），人口已达2.68万（照《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保宁府及其卫所人口估算），耕地按明嘉靖岁征秋米3093.9石（见明嘉靖《保宁府志》）计，官民田约1000市顷，比之元代大大加，但又远远低于唐宋。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不停，县境人口骤减。清顺治四年（1647年）清军入川，县境“类皆一目荒凉，萧条百里"（见清熙《四川总志》卷10《贡赋》），健在的丁口不过数百人。清康年间实行招垦政策，如遣返外流绅宦及流民还籍；允许外省并民来川插土为业；新垦土地起科年限宽至10年等。到雍正六年（1728年），全县人口增加到7.4万，明代旧的田土复垦完毕，南部人在一片蒿莱之上获得耕地6153.3市顷，是为“康雍复垦"成果。湖广及东南各省客民，他们带来各自的生产技术因地制宜，改造了县内崎岖破碎的低山丘陵，梯田梯地重新出现。他们改雷鸣田为冬水田，用筒车、龙骨车汲灌，水田普及育秧移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带来的玉米、红苕与小麦、豆类连作，提高了复种指数（见《四川历史农业地理》）。乾嘉之际，桑桐果树等经济林木则种植到丘陇山岗，垂直分布的农业景观再次出现。有人曾记当时情景：“路袅山腰，一望小峰联络，如馒头饭颗，桑桐种山顶山半，沟底水田一片。首夏日，豆麦满山岗，可救荒"（见清光绪《丁治纪行四种》）。这种“以粮代牧，向荒山要粮"的近代农业地理发展趋势，乾嘉拓殖时代就开创了先河。到清末，林地减少，明代常出没的鹿、麂、红鹤也不见了，清初富驿、伏虎的虎群也不见了。人口增加却很快，嘉
年（1796年）为12万，光绪末（1906年）则为61.48万。耕地则增加缓慢，清末不过8000余市顷（包括嘉庆以后开垦的土地和免课田）。据有关资料估算，我县在明建文帝时平均每市亩产粮118斤，乾隆时则为152斤，咸丰年间则为232斤。随着人口猛增，县内基本上达到“一勺泥沙，亦无虚置”（1931年董时进《考察四川农业的报告》）的地步。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全县幅员2800平方公里，人口70万，耕地仅1.1万市顷。其粮食总产2.7亿斤，人均产量达389斤。那样的耕作条件，达到如此数额，已可谓“地尽其利，人尽其力”了。
明清之际，南部经济由衰败逐渐走向恢复，农业生产劳动者的主体是自耕农、佃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依然占主导地位。清末到民国，自然经济的藩篱被冲破，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较为突出。这是因为南部县地，随着盐业发展，商业活跃，商品性农业日益发展，如棉花、蚕茧、桐油、生丝、白蜡等，都进入流通领域。较为典型的是棉花。棉花自宋元之时迅速传入盆地北部，《王桢农书》称“北来”。明洪武时又强令民田5—10％用于植棉，至万历时全县植棉已很普及。清乾嘉之世，棉花种植得到长足发展，但鸦片战争后，国外棉织品涌入四川，对植棉与棉纺业以沉重打击，抗战前夕，军阀割据，交通阻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国棉入境，客观上挽救了县境棉农的危机。此时，美洲棉种入境，产量高，土地贫瘠地方植棉强于种稻，农民植棉趋之若鹜。1939年我县棉田10.4万亩，占经济作物的41.2％，1943年棉田面积达18.03万亩，据当时《四川省概况》载，30—40年代，全省棉花种植集中在涪江与嘉陵江中游，南部、盐亭、仪陇被列为川北重点植棉县。

明末清初，四川战乱频仍，百业凋敝，盐业生产受到巨大冲击。清初为了发展盐业，承认井灶为老百姓私产，政府只对其课税。顺治十七年（1660年）对新凿成的井，“照开荒事例，三年起课”，即免税3年。从此，南部盐业迅速恢复。康雍期间，我县列为四川40个产盐县之一。全川有福兴、华池、富荣、云安、永通五大盐区，南部、西充属于福兴盐区。乾隆二年（1737年）在定水西河渡口设盐大使，南部年征盐课税银575.1两，盐井数发展到436眼。到清末，盐井大量开凿，“天车如竹笋，高耸入云天”，盐井数达8125眼，税银及附加每年达6000两。当时农村地主兼并土地，失地的农民出卖劳力，灶户雇用廉价劳力，使南部盐厂规模扩大，盐业职工人数剧增。钻井技术上，除打捞和补腔有新的突破外，钻井深度也超过60丈，包括大窍、小眼计300余米，深者达400米。本世纪初，经化学检验分析，南部巴盐氯化钠含量占95.7％以上，卤清味正，品位较高，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获成都土特产品赛会奖。民国初，改盐厂为盐场，南阆盐场为川北11个盐场之一。军阀混战政出多门，附加过重，盐井数虽增加到18742眼之多，但灶户、商贩均获利甚微。抗战期间，南部巴盐供应面增大，除行销川北17县外，陕南、甘南28州县亦由此供应，盐井数增加到两万余眼，灶商达3142户，是为南部盐业最兴旺的时期。为了负担抗日军费，每担盐税提高到5.6元。1941年，南阆盐场产盐为42.95万担，达到产量的极高峰，全赖8400余盐业职工努力生产，为支援抗日付出了辛劳。
纵观清朝以来南部盐业技术的发展过程，世界虽已是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直接向近代机械化大生产过渡，国内也在自贡等地举步艰难地进行着改革，而南部盐业一直停留在天车竹筒采卤阶段。这主要是由于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经济，缺乏完整的工业体系，缺乏可望转于盐业的资本，导致历史悠久的南部盐业因后天不足而落后于外地，烧外地运来的昂贵煤炭，以至于完全利用本地柴茅稿秆熬盐，使林木葱茏的山林经历年砍伐渐有薪源难继之忧。20世纪60年代，南部盐业终致停产。
育材树人。明清至民国，、南部仍然是华夏文明的积淀之地，典型的经济文化之区。地灵人杰，俊采星驰。据记载，明代有进士53人，举人46人，贡士148人，武科5人。清代有进士8人，举人97人，贡士208人，武科67人。这在阆州九县中，南部一直领先。民国十三年（1924年）创办南部中学，四十年代又创办私立民宜与建南中学，农村有富驿大公中学。解放前全县有中学4所，中心小学43所，保国民校505所，文盲占人口75％以上，教育事业远远落后于邻县西充、盐亭。就在上述那些为数不多的学校里，简易的教学环境中，依然培育出一批批栋梁之材和有识之士。
资料来源：《南部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