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北方产马地区的丧失，导致宋朝极度缺乏战马，宋朝军队只能不断加厚士兵的铠甲用于对抗拥有大量骑兵的北方敌国。宋朝步人甲为宋代重步兵的主要装备。宋步人甲以唐步人甲为基础发展而来，是一种能覆盖全身的重型钢铁扎甲。多数由1825枚甲叶组成，一般甲片总重量为29KG，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29.8KG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32-35KG；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 28-33KG；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22-27KG。同时期的欧洲步骑兵的铠甲类型还以锁子甲为主，防护性及重量均不如步人甲。宋朝时身着步人甲的重步兵手持长柄武器组成严密的步兵方阵可以有效的抵抗骑兵的冲击，但重步兵的最大缺点是，缺乏机动性。在胜利时无法有效追击敌人，失败时无法及时撤退，以宋金的几场战斗就可以看出。
步人甲北宋时即有，由1825枚甲叶组成，一般甲片总重量达29KG，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是一种能覆盖全省的重型钢铁扎甲。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29.8KG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32-35KG；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 28-33KG；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22-27KG。同时期的欧洲步骑贵族军队的铠甲类型还以轻型锁子甲为主，防护性及重量均不如步人甲。

根据宋绍兴四年（1134）年的规定，步人甲由1825枚甲叶组成，总重量达29KG，同时可通过增加甲叶数量来提高防护力，但是重量会进一步上升。为此，皇帝亲自赐命，规定步兵铠甲以29.8KG为限。此后，又把长枪手的铠甲重量定为32-35KG；由于弓箭手经常卷入近战格斗，其铠甲定为28-33KG；而弩射手的铠甲定为22-27KG。同时期的欧洲步骑兵的铠甲类型还以锁子甲为主，没有达到如此的重量。绍兴十年前后，是宋朝军队最强大的时期。名将岳飞、韩世忠等，率领以铁甲、长枪强弩为主要装备的重步兵，以密集阵型结合精锐骑兵和合理的战术屡屡击败金朝重甲骑兵。包括兵器在内，当时宋军重步兵的负荷高达40-50KG，由于装备过重，机动性受到影响，比如绍兴十一年（1141）的柘皋战役，以步兵为主力的宋军，由于身被重甲，加上过于长大的兵器，负荷过重，因此未能全歼已溃不成军的金朝骑兵。同时为了更有效抗击装甲骑兵的需要，北宋还生产了大量的各种大刀。特别是在南宋的初期，大刀和大斧已成为装甲步兵（重步兵）的重要装备。例如，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宋军和金兵的郾城之战，民族英雄岳飞就把装备有大刀、大斧的装甲步兵按两翼摆开阵势，强弩手发射，有效地阻止了金兵装甲骑兵的进攻。当时用大刀重斧对付装甲骑兵进攻的基本战术之一先是发射强弩箭支，近战时用长枪阻碍敌军骑兵，然后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对准骑兵的胸部猛砍，具体到战争时亦有区别，当战争焦作状态时，背嵬骑兵出击，给予女真甲骑致命一击。从历史资料中可以看出，宋朝并非想象中那样弱，其重装步兵更是在中国古代首屈一指。
宋代，欧洲贵族骑士们锁子甲的重量不过15公斤，到15世纪时的哥特式全身甲也只有20公斤。虽然17世纪最重的盔甲达到了42公斤，但普通的重型四分之三甲也只是在20——30公斤的范围内。以重量而言，中国宋代的步人甲（步兵铠甲）是中国历史上最重的铠甲，根据《武经总要》记载，北宋步人甲由铁质甲叶用皮条或甲钉连缀而成，属于典型的重札甲。其防护范围包括全身。

绍兴十年前后，是宋朝军队最强大的时期。名将岳飞、韩世忠等，率领以铁甲、长枪强弩为主要装备的重步兵，以密集阵容屡屡击败金朝骑兵。包括兵器在内，当时宋军重步兵的负荷高达40-50KG，由于装备过重，机动性受到影响，如绍兴十一年（1141）的祏皋战役，以步兵为主力的宋军，由于身被重甲，加上过于长大的兵器，负荷过重，因而未能全歼已溃不成军的金朝骑兵。

同时为了装甲更有效抗击骑兵的需要，宋代还生产了大量的各种大刀。特别是在南宋的初期，大刀和大斧已成为装甲步兵（重步兵）的重要装备。例如，宋高宗绍兴十年1140）宋军和金兵的郾城之战，宋将岳飞就把装备有大刀、大斧的装甲步兵按两翼摆开阵势，有效地阻止了金兵装甲骑兵的进攻。当时，用大刀对付装甲骑兵进攻的基本战术，先是用大刀劈砍防御比较弱的马腿，然后，对准骑兵的胸部猛砍。

第一节　枢密院
枢密使的设置，始于中唐，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５年)，始命宦官任内枢密使，“其职掌唯承受表奏，于内中进呈，若人主有所处分，则宣付中书、门下施行而已”，[3]往往成为皇帝和臣僚之间的中介。五代后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废枢密院，其职事皆入于崇政院”，由文士敬翔担任崇政院使，“以备顾问，参谋议，于禁中承上旨，宣于宰相而行之”，[4]其地位实际在宰相之上。后唐又重新设枢密使，“参用士人”，[5]“权侔宰相”。[6]五代时枢密使权限增大，却并非专掌军务，但也有武将任枢密使的。如后汉时，大将郭威任枢密使，“主征伐”。[7]郭威建立后周，又委派武将王峻和郑仁诲任枢密使和副使。这类事例实际上开创了宋朝枢密院掌兵的先例。
宋朝的枢密院，“与中书对持文武二柄，号为二府”，[8]中书省称东府，枢密院称西府。枢密院长官有枢密使和副使，有时还增设签书枢密院事和同签书枢密院事，或以知枢密院事和同知枢密院事代替枢密使和副使。除宰相外，参知政事等副相和枢密院长官合称执政。宋朝的宰执是最高行政长官。宋朝的枢密院与秦汉的太尉府较为相似，也有两点差别。第一，秦汉时尚无尚书省兵部，
[1]《新唐书》卷50《兵志》
[2] 《宋史》卷256《赵普传》对这件大事记述十分疏略，只是说：“劝帝遣使分诣诸道，征丁壮，籍名送京师，以备守卫。诸州置通判，使主钱谷。由是兵甲精锐，府库充实。”今据《涑水记闻》卷1和《王文正笔录》。已故的聂祟歧先生对宋初罢藩镇和罢宿将典兵两事，有精辟的论证，可参《宋史丛考》的《论宋太祖收兵权》，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有的学者对“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最有力的理由只怕是杜太后死后，国丧期间，不得宴饮。据《宋史》卷１２３《礼志》载，杜太后死后，行“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七日后“服吉”。宋太祖杯酒释石守信等兵权正是在“服吉”之后。参见徐规和方建新先生《“杯酒释兵权”说献疑》，《文史》第１４辑，柳立言先生《“杯酒释兵权”新说质疑》，《宋史研究集》第２２辑。
[3] 《文献通考》卷58。
[4] 《资治通鉴》卷266。
[5] 《资治通鉴》卷272注。
[6] 《文献通考》卷58。
[7] 《资治通鉴》卷289。
[8] 《宋史》卷162《职官志》。
而宋时有尚书省兵部，枢密院事实上侵夺了兵部的事权。在北宋前期和中期，差遣制度盛行，各种名目的临时委派，使各个官僚机构往往不能正常行使职权，非独兵部而然。宋神宗改革官制后，不少差遣名目被废除。当时“议者欲废枢密院，归兵部”，宋神宗说：“祖宗不以兵柄归有司，故专命官统之，互相维制，何可废也。”[1]枢密院的保留，使兵部仍然“名存实亡”。[2]苏轼在宋哲宗时任兵部尚书，上谢表说：“武选隶于天官(吏部)，兵政总于枢辅，故司马之职，独省文书。”[3]唐、明、清的兵部都掌管武官的铨选，而宋、金、元的武官铨选都归吏部掌管，故兵部的事务更少。
。

第二节 三衙
三衙的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
五代的皇帝们都是军阀出身，他们夺取皇位，全仗自己的亲军，正如军阀安重荣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6]后梁时，“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7]但当时侍卫亲军仅是皇帝亲军的一支。如梁太祖先后命刘鄂和外甥袁象先任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8]胡规任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9]当时左、右龙虎军也是两支皇帝亲军。[10]石敬瑭在后唐曾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11]后由康义诚接替此职，其下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从宾。但侍卫亲军也只是皇帝亲军的一支，此外尚有严卫左。右步军，捧圣左、右马军等。后康义诚升迁判六军诸卫事，才算是皇帝亲军主帅。[12]判六军诸卫事一职，仍是沿袭唐朝旧制。后晋开国时，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13]不再用六军诸卫的旧制，侍卫亲军遂成晋帝亲军的总称。后周时，另设殿前都指挥使，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由周太祖外甥李熏进担任此职。[14]周太祖临终时，除李重进外，樊爱能和何徽分别任侍卫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总殿前诸班，马军都指挥使总侍卫司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总侍卫司步军，宋朝三衙之职防于此”。[15]所谓。殿前诸班”，是周帝的近卫，而与侍卫马，步军平列。显德元年(公元954
[1] 《宋史》卷162《职官志》，《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
[2] 《梁溪全集》卷43《辞免知枢密院事札子》。
[3] 《西畴老人常言•评古》，又《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也有类似记载。
[4] 《宋史》卷162《职官志》。
[5]《宋史》卷451《张世杰传》说他在宋端宗时“拜签书枢密院事”，赵昺即位后任枢密副使。《宋史》卷47《瀛国公纪》，《宋季三朝政要》卷6则说他在宋端宗已任枢密副使。他升枢密使载于《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陆君实传后叙》
[6] 《资治通鉴》卷282。
[7] 《文献通考》卷155。
[8] 《资治通鉴》卷267，卷268，《旧五代史》卷23《刘鄂传》，卷59《袁象先传》。
[9]《旧五代史》卷19《胡规传》。
[10]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11] 《资治通鉴》卷276，《旧五代史》卷７５《高祖纪》。
[12] 《资治通鉴》卷278，《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13] 《资治通鉴》卷280。
[14] 《宋史》卷484《李重进传》。
[15] 《资治通鉴》卷291注。
宋太祖进行一系列政治和军事制度改革，其基本精神是实行地方分权，中央集权，臣僚分权，皇帝集权。宋朝巧妙地将兵权一分为三，以便臣僚分权，互相牵制。“兵符出于密院，而不得统其众；兵众隶于三衙，而不得专其制”，[1]使枢密院和三衙长官都不可能对皇权构成威胁。
何坦说，因枢密院和三衙实现了“发兵之权”和“握兵之重”的分立，“历数百年而无兵患”。[2]以文制武，兵权分立，对于消弭绵延二百多年的兵变，保障社会的安定和正常生产秩序，确是起了好作用，但也产生不少流弊，特别是减弱了宋朝的军事能力。
自北宋迄南宋，枢密院制度大体沿袭不废。但在南宋初，因军情紧急，往往由宰相兼任御营使、都督或枢密院长官，御营使和都督实际上侵夺了枢密院长官的职权。自宋宁宗开禧年间始，宰相兼任枢密使，“遂为永制”，[3]在事实上废除了由宰相和枢密使、知枢密院事分掌文武二柄的旧制。
宋朝虽一向忌讳武人掌政，然而南宋末的危局中，小朝廷辗转流亡于闽粤，朝廷的决策和实权却必然掌握在武将张世杰的手中。但张世杰只是任枢密副使，升枢密使，[4]为宋朝最后一任枢密院长官。
第二节 三衙
三衙的全名是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
五代的皇帝们都是军阀出身，他们夺取皇位，全仗自己的亲军，正如军阀安重荣所说：“今世天子，兵强马壮则为之耳!”[5]后梁时，“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6]但当时侍卫亲军仅是皇帝亲军的一支。如梁太祖先后命刘鄂和外甥袁象先任左龙虎统军、侍卫亲军都指挥使，[7]胡规任右龙虎统军、兼侍卫指挥使。[8]当时左、右龙虎军也是两支皇帝亲军。[9]石敬瑭在后唐曾任侍卫亲军马步都指挥使、兼六军诸卫副使，[10]后由康义诚接替此职，其下有侍卫马军都指挥使安彦威，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张从宾。但侍卫亲军也只是皇帝亲军的一支，此外尚有严卫左。右步军，捧圣左、右马军等。后康义诚升迁判六军诸卫事，才算是皇帝亲军主帅。[11]判六军诸卫事一职，仍是沿袭唐朝旧制。后晋开国时，以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刘知远为侍卫马步军都虞候，[12]不再用六军诸卫的旧制，侍卫亲军遂成晋帝亲军的总称。后周时，另设殿前都指挥使，广顺二年(公元952年)，由周太祖外甥李熏进担任此职。[13]周太祖临终时，除李重进外，樊爱能和何徽分别任侍卫马军和步军都指挥使，“殿前都指挥使总殿前诸班，马军都指挥使总侍卫司马军，步军都指挥使总侍卫司步军，宋朝三衙之职防于此”。[14]所谓。殿前诸班”，是周帝的近卫，而与侍卫马，步军平列。显德元年(公元954年
[1] 《梁溪全集》卷43《辞免知枢密院事札子》。
[2] 《西畴老人常言•评古》，又《范太史集》卷26《论曹诵札子》也有类似记载。
[3] 《宋史》卷162《职官志》。
[4]《宋史》卷451《张世杰传》说他在宋端宗时“拜签书枢密院事”，赵昺即位后任枢密副使。《宋史》卷47《瀛国公纪》，《宋季三朝政要》卷6则说他在宋端宗已任枢密副使。他升枢密使载于《金华黄先生文集》卷3《陆君实传后叙》
[5] 《资治通鉴》卷282。
[6] 《文献通考》卷155。
[7] 《资治通鉴》卷267，卷268，《旧五代史》卷23《刘鄂传》，卷59《袁象先传》。
[8]《旧五代史》卷19《胡规传》。
[9]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10] 《资治通鉴》卷276，《旧五代史》卷７５《高祖纪》。
[11] 《资治通鉴》卷278，《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12] 《资治通鉴》卷280。
[13] 《宋史》卷484《李重进传》。
[14] 《资治通鉴》卷291注。

低的九员三衙管军掌军，正是为了贬抑武将的政治地位。
北宋初年，各地藩镇的军力已不如晚唐，五代之世，但对皇权并非全无威胁。按照赵普“收其精兵”的方针，宋廷“令天下长吏择本道兵骁勇者，籍其名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命各地按身长规格招兵，“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都下。上每御便殿，亲临试之”。[1]故诸镇的强兵锐卒便统统转充三衙禁兵，剩下的老弱残兵成了专供杂役的厢兵，而厢兵后来也纳入侍卫马、步军司的系统。五代藩镇的职称，如节度使、观察使、防御使、团练使、刺史之类，逐渐成为武将的虚衔。藩镇制度终于被铲除了。
总之，宋初一方面由两司分为三衙，削弱中央军统兵官的权力，降低他们的品位；另一方面又将三衙的统兵权由中央扩大到全国，以使藩镇之兵和三衙之兵统统成为天子之兵。禁兵原意是指天子亲兵，随着三衙统兵范围的扩大，事实上已成为北宋的正规军。“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2]隶殿前司。北宋所以仍保留禁兵这个并不恰当的名称，也含有循名责实，要使天下的正规军都成为“天子卫兵”之意。[3]
北宋三衙管军的地位不断下降，而且经常出现空缺，九员管军不满员很快成了常态，或用官位低者权摄。据《景定建康志》卷２６《侍卫马军司》所载历任管军表，侍卫马军司管军大都只设都虞候一人，任都指挥使者颇少。宋真宗澶渊之盟后，侍卫马军都指挥使葛霸“权步军司，会以疾在告”，宋廷命令殿前都指挥使高琼“兼领二司”，高琼说：“臣事先朝时，侍卫都虞候以上常至十员，职位相亚，易于迁改，且使军伍熟其名望，边藩缓急，亦可选用。”[4]宋哲宗元佑五年（公元１０９０年）九月，“权管勾歩军司刘斌为秦鳯路副都总管，权管勾马军司姚麟兼权管勾歩军司”，姚麟一人兼管侍卫两司。十二月，“鄜延路副都总管、吕真为马军都虞候、权管勾步军司，秦鳯路副都总管刘斌为步军都虞候”。吕真乃是以马军都虞候的身份，兼任权管勾步军司，据后来的记载，姚麟则另升殿前都虞候。元佑七年（公元１０９２年）正月，边将刘舜卿“召还宿卫，卒于道”。他已任命为歩军副都指挥使，但尚未上任。二月，“以步军副都指挥使刘舜卿卒”，宋廷遂任命“步军都虞候、信州团练使、定州路副都总管刘斌权同管勾马军司”，掌政的高太后说：“更有阙，皆多时不补，亦不妨否？”签书枢密院事王巌叟说：“祖宗以来，三帅不曽阙两人。盖殿帅若阙，难为从下便超补。今姚麟是殿前都虞候，合升作步军副都指挥使，又刘斌本以不才令出，今不得已，却欲召入，令与麟相兼管。”高太后又说：“管军须是有边功，众人所服，方可。” 刘斌外任定州路副都总管，却有步军都虞候的虚衔。他回朝仅任权同管勾马军司，名位当然是低的。他与吕真分管侍卫马、步司，宋廷又升“殿前都虞候、威州团练使姚麟为定州观察使”。[5]所谓“三帅不曽阙两人”，大致从宋真宗时开始，至少的三名三衙管军亦可不满员，元佑时即由姚麟和吕真前后兼任马、步两司管军。一将可“兼领二司”，表明了宋廷对控制三衙武将的信心，不须担心他们谋反。苏辙说，三衙的“管军”“总领中外师旅，内以弹压貔虎，外以威服夷夏，职任至重”。[6]从宋初到宋仁宗时，遇有战事，三衙管军还经常赴前沿统军打仗，显示其“外以威服夷夏”的职能。但随着各地文臣统兵体制的确立，出征或镇守也不再抽调三衙管军前往，三衙管军
[1] 《长编》卷6乾德三年八月戊戌朔。
[2] 《文献通考》卷152引《两朝国史志》。
[3] 《文献通考》卷152引《两朝国史志》
[4] 《宋史》卷２８９《高琼传》。
[5] 《长编》卷４４８元佑五年九月丁卯，卷４５３元佑五年十二月甲寅，卷４６９元佑七年正月己酉，卷４７０元佑七年二月丁卯，辛未。《景定建康志》卷２６《侍卫马军司》作“吕真元佑五年十二月除都虞候，绍圣元年正月改差。姚麟绍圣元年正月除副都指挥使，二年九月改差”。
[6] 《栾城集》卷４５《乞定差管军臣僚札子》。

逐渐论为只是负责京师宿卫之任。[1]但三衙军职或可成为武将虚衔。如宋神宗时，定州路副都总管、兼河北第一将刘永年有殿前都虞候之头衔，太原府路副都总管、兼河东第一将卢政有侍卫马军副都指挥使之头衔。[2]
按北宋逐渐形成的家法，“三衙用边臣、戚里及军班出身各一人”。“边臣”或作“边功”，[3]这当然是有军事经验者。“军班”是指“内外诸军兵并班直、军头司等人年劳，或有功得官皆是”。[4]即是行伍出身，而可凭藉“年劳”资历升迁，不一定有军功。三衙管军所以任用“戚里”，即外戚，其实也有牵制边功或军班出身者之意。但外戚有可能是全无军事经验者充武将，北宋末的王宗濋就是个典型。宋徽宗多少有废立太子之意，却在金军进犯之际，仓促传位。于是宰执大臣“请上皇降御笔”，“以王宗濋同管殿前司公事”，“上皇依奏”。[5]王宗濋是“上母王皇后之亲属也”，“宠异母党”，[6]自然含有使宋钦宗放心之意。宋钦宗“以定国军承宣使王宗濋为奉国军节度使、充殿前副都指挥使”。[7]王宗濋“骄慢无识”。他举荐郭京，荒唐地以为所谓六甲神兵可以破敌，而南壁提举官、文臣李擢成天宴饮，听任金军填平护龙河，王宗濋又“知而不问”。这两件事导致开封外城被破，而王宗濋又在城破之时，“首引卫兵逃遁”，置宋钦宗于不顾。[8]
北宋的三衙统兵制度既然十分严格，也必然非常死板。宋真宗时，“京城河南草场遗火”，侍卫步军副都指挥使王隐命令附近的殿前司虎翼军都虞候高鸾“以近便营兵救扑之”，殿前司却说高鸾不归王隐统属，“当俟诏旨，请劾之”。宋真宗“以救焚之急”，“命释鸾等罪，仍戒自今各遵往制”。[9]本应救火受奖的高鸾，仅仅是幸免于罪。这说明北宋皇帝为了赵家天下的统治，宁愿维持这种死板的制度，而不求有任何变通。[10]
[1] 参见陈峰先生《论北宋后期文臣与宦官共同统军体制的流弊》，载《宋史研究论文集》第１１辑，第９３页，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２００６年。
[2] 《宋会要》职官63之5。
[3]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后简称《要录》，卷97绍兴六年正月乙未。《宋会要》职官３２之９，《要录》卷４８绍兴元年十月乙酉作“边功”和“班行”，按宋时“班行”原是指小武官三班院使臣，应不如“军班”确切。
[4] 《朝野类要》卷３。
[5] 《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１４６。
[6] 《会编》卷２８，《要录》卷４３绍兴元年三月丙午。
[7] 《靖康要录》卷１１靖康元年九月十三日。
[8] 《会编》卷６５，卷６７，卷６９，卷１０８，《要录》卷６建炎元年六月己未朔，甲子。
[9] 《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戊戌。
[10] 关于三衙，陈峰先生《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第四章有更详的论述，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

西班。宋神宗时减为十一班。[1]
（十）散直：有左，右四班。
（十一）钧容直：有二班，乃是乐队。[2]
（十二）看班外殿直：有一班，后改名外殿直，宋神宗时撤消此班。
（十三）内员僚直：宋太祖开宝时撤消此班，宋太宗时恢复，宋真宗咸平时，“合内员僚三直为一”，[3]天禧时并入外殿直。
（十四）茶酒新、旧班：北宋时隶东西班，南宋时单独设置。
（十五）招箭班：宋仁宗景佑时，“以招箭班隶东西班”。[4]
殿前司步军御龙诸直：
（一）簇御马直：有左、右二直，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改名簇御龙直，后又改名御龙直。
（二）骨朵子直：有左。右二直，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改名御龙散手直，后又改名御龙骨朵子直。
（三）御龙弓箭直：有五直。
（四）御龙弩直：有五直。
北宋诸班直的各班各直都是军事编制单位，其人数估计不会相同。北宋初，宋太祖说：“殿前卫士如狼虎者不啻万人，非(张)琼不能统制。”遂任命他为殿前都虞候。[5]宋代“卫士”一词不一定专指班直，[6]北宋初诸班直的人数不会有一万人，但张琼无疑是任诸班直的主将。当时川班内殿直有一百二十人。又宋徽宗时的记载说，东五班“见管共九百四十人”，茶酒新，旧班和西第一，第二班“见管共一千一百六十七人”，“招箭班见管三十二人”。南宋人说，诸班直“元额三千六百馀人”。[7]
殿前司马军诸班直的统兵官有都虞候、指挥使、都知、副都知和押班，步军御龙诸直的统兵官有四直都虞候，每直有都虞候，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十将、将虞候。如散直左班都知、散指挥右第一班副都知，内殿直右第一班押班，御龙弩直副都头、御龙骨朵子直左第一直十将之类，都是一班一直的统兵官。宋真宗时，有殿前指挥使左班都虞候耿斌，右班都虞候周绪，[8]其官位与捧日军的军一级都指挥使相当。[9]
《水浒传》描写徐宁为“金枪班教师”，并有“随直”“伺候”皇帝的任务，多少反映了宋朝的史实。班直充当皇帝的宿卫和仪仗队，除了钧容直等个别班直外，一般自然要简拔最骁锐的武士充任。[10]北宋初，“诸班之妻，尽取女子之长者，欲其子孙魁杰，世为禁卫而不绝也”。[11]北宋初，班直还是不时参加征战的。[12]宋太祖攻北汉，“太原城久不下”，东西班都指挥
[1] 《长编》卷117景佑二年十月丙辰载，东西班有东第一、第二、第三班，西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班、南班、北班、弩手班、龙旗直，其中西第二班下有茶酒新、旧两班。共十二班。《宋会要》职官32之7—8载，宋徽宗时有东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班、西第一、第二班、茶酒新、旧班、招箭班。参照《宋史》卷187，卷188《兵志》，可知北宋各代编制不同。
[2] 《宋史》卷187《兵志》作“班二”，而卷188《兵志》作“国初一班”，有所出入。
[3] 《长编》卷55咸平六年六月庚申。
[4]关於茶酒新，旧班和招箭班，据《宋会要》职官32之7，《长编》卷117景佑二年十月丙辰，卷119景佑三年八月戊午。
[5] 《宋史》卷259《张琼传》。
[6] 《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酉：“自国初以来，殿前、侍卫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馀万人，高俅得用，军政遂弛，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此处“卫士”是泛指在京禁兵。
[7] 《宋会要》职官32之7—11。
[8] 《长编》卷51咸平五年四月己巳。
[9]以上关于诸班直的番号和统兵官，据《宋史》卷187，卷188，卷196《兵志》。
[10]关于简拔班直军士的武技标准，可参本书第　页。
[11] 《历代名臣奏议》卷305王襄奏。
[12] 《长编》卷4乾德元年九月载，“御马直，千百人中始得一、二人”，宋太祖选三十人，隶属郭进，与北汉作战。又《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一月壬戌：“上以御马直扈从。”

使李怀忠参加攻城，“中流矢，几死”。于是，殿前指挥使都虞候赵廷翰“率诸班卫土叩头，愿先登急击，以尽死力”，但宋太祖却无孤注一掷的勇气，他说：“汝曹皆我所训练，无不一当百，所以备肘腋，同休戚也。我宁不得太原，岂忍驱汝曹冒锋刃，蹈必死之地乎!”[1]便下令班师。宋太宗再攻太原，御龙直副指挥使戴兴“先登，中流矢，补御龙弓箭直指挥使”。

自宋真宗和辽圣宗订立澶渊之盟后，“以罢兵，料简兵卒，诸班直十年者出补军校，年老者退为本班剰员”。殿
前都指挥使高琼认为“此非激劝之道”，遂改为“八年者皆得叙补焉”。
“班直八年叙补军校，始于髙琼”。

二、禁兵番号和兵力的扩充
北宋禁兵番号极多，大多是各代增加兵力而陆续设置的。其中资格最老，沿用后周番号者，是殿前司的铁骑马军和控鹤步军，侍卫司的龙捷马军和虎捷步军，[8]乃是后周的四支主力部队。宋太宗时，“诏以美名易禁军旧号，铁骑曰日骑，控鹤曰天武，龙〔捷〕曰龙卫，虎捷日神卫”，[9]后又“改日骑日捧日”。[10]捧日、天武、龙卫和神丑是禁兵的上军，通称上四军，其他各种番号的禁兵都是中军和下军，其级别也各有等差。禁兵各等!军军士的身长和军俸标准各有等差，对上四军军士的武技水平，也有规定的要求。[11] 今将北宋前期与中期除上四军外的禁兵番号和兵力扩充情况介绍于下。
宋太祖时的禁兵番号：
殿前司：
马军：
（一）契丹直。
（二）吐浑。宋太宗时，又增设吐浑小底。[12]
步军：
（一）雄威。宋太宗时改名雄勇，后又将其大部兵力另设神勇，少部兵力重设雄威，仍有少部兵力保持雄勇番号。
（二）效节。宋太宗时改名宣武。
（三）忠猛。宋太宗时改名宣武。
（四）广德。
[1] 《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壬子。
[2] 《宋史》卷279《戴兴传》。
[3] 《宋史》卷２８９《高琼传》。
[4] 《密斋笔记》卷１。
[5] 《长编》卷３２２元丰五年正月庚子。
[6]《会编》卷28。
[7] 《会编》卷６９。
[8]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9] 《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庚辰，“龙捷”原作“龙骑”，据《宋史》卷187《兵志》改。
[10] 《长编》卷28雍熙四年五月庚辰。
[11]关于上四军军士的武技标准，参见本书第　页。
[12] 《宋史》卷187《兵志》只载宋太宗时设吐浑小底，据卷275《孔守正传》：“宋初，补内殿直，兼领骁雄，吐浑指挥。”则宋太祖时已有吐浑军。

五）左、右平远。后改名广捷。
（六）龙骑。此军“号有马步人，见阵即步斗”。
侍卫马军司：
（一）骁雄。[1]宋太宗时改名骁猛，又将大部兵力改名拱辰，又改名拱圣，并另设骁雄，骁雄．骁猛和拱辰三军转隶殿前司。
（二）骁捷。原为后周所设。
（三）左，右雄捷。后并入骁捷。
（四）左，右骁武。原为后周所设，[2]后并入骁捷。宋太宗时又另立新的骁武。
（五）忠烈。宋太宗时拣选军士，另设骁武。忠烈充厢兵。
（六）威边。宋太宗时拣选军士，另设骁武。威边充厢兵。
（七）骑射。宋太宗时拣选军士，另设骁武。骑射充厢兵。[3]
（八）左、右备征。后改名云骑。
（九）云捷。[4]
（十）武骑。[5]
（十一）万捷。
（十二）清塞。原为后周所设。
（十三）静塞。宋太宗时改名飞捷。
（十四）员僚剩员直。后废。
（十五）咸圣。宋真宗时改名骁骏。
（十六）雍州强人指挥。宋真宗时改名骑捷。[6]
侍卫步军司：
（一）奉节。原名奉义，系以后蜀降兵改编，当避宋太宗御讳而改名。[7]
（二）雄武。[8]
（三）效顺。
（四）雄胜。
（五）常宁。后并入拣中雄勇。
（六）雄勇。后并入拣中雄勇。
（七）怀勇。
（八）怀德。原为后周所设，[9]北宋初改名怀顺。
（九）归圣。
（十）怀恩。系以后蜀降兵改编，应原名怀德。[10]
[1]关于骁雄军，还可参《宋史》卷275(孔守正传》，卷2794《呼延赞传》，《长编》卷10开宝二年闰五月壬戌。
[2] 《宋史》卷273《董遵诲传》载，董遵诲在后周时，“迁骁武指挥使”，而《长编》卷9开宝元年七月乙未说他在北宋初“累迁至骁武指挥使”，稍有出入。又《宋史》卷280《田绍斌传》说他在后周“补骁武副指挥使”。可知骁武军为后周时所设。
[3] 《宋史》卷187(兵志》未说明忠烈。威边和骑射三军设置时间，估计应在北宋初。
[4]《宋史》187《兵志》说云捷军设于宋太宗时，据《长编》卷3建隆三年七月庚辰：“云捷军士有伪刻侍卫司印者，捕得，斩之。”则宋太祖时已有此军。
[5] 《宋史》卷187《兵志》说武骑军为宋太祖，太宗、真宋的“《三朝志》无”。《宋史》卷279《许均传》：“建隆中，应募为龙捷卒，征辽州，以功补武骑十将。……开宝中，迁武骑副兵马使。”《长编》卷20太平兴国四年四月甲子，卷77大中祥符五年正月乙酉的记事证明宋太宗和真宗时也有武骑军，今据以改正。
[6] 《长编》卷68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辛丑：“并北面缘边骑捷六指挥为四，徙泊高阳关。”按《宋史》卷187《兵志》未说明员僚剩员直、咸圣、雍州强人指挥三军设置时间，估计应在北宋初。此卷《兵志》又说清塞、飞捷、骁骏、骑捷四军“天圣后无”，然而据卷188{兵志》，此四军废于宋神宗时，互有不同。
[7] 《长编》卷６乾德三年三月乙未：“以蜀降卒为奉义、怀德、怀爱军。”
[8] 《宋史》卷271《周广传》：“乾德三年，迁潘州团练使，令训练雄武诸营。”
[9] 《五代会要》卷12《京城诸军》
[10] 《长编》卷６乾德三年三月乙未。

自是都号为十姓部落”。分左、右厢，亦有左、右两大部之意。唐玄宗时，王忠嗣攻击突厥，“破其左厢阿波达干等十一部，右厢未下”。[1]由此推测，今人左、右方面军或一支军队的左、右翼，一个民族的左、右两大部，在古鲜卑、突厥语中，则都以左、右房屋表达，汉语就直译为左、右厢，而自北朝开始行用“左、右厢”之词。[2]
《隋书》卷１２《礼仪志》记载，“高祖受命，因周、齐宫卫，微有变革。戎服临朝大仗，则领左、右大将军二人，分在左、右厢”。“左右武卫大将军，领大仗左、右厢，各六行，行别三百六十人，大都督一人领之”。同书卷２７《百官志》记载：“左右卫府，将军各一人，掌左、右厢。所主朱华阁以外，各武卫将军二人贰之。”
唐朝沿用北朝与隋朝之制和词义，李靖兵法说，“诸大将出征，且约授兵二万人，即分为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候各一军，每军各二千八百人”，“左、右〔两〕厢各二军，〔每〕军各二千六百人”。[3]唐睿宗时，“以临淄王隆基为平王，兼知内外闲厩，押左、右厢万骑”。“检校龙武右军”。[4]南宋末王应麟说：“左、右厢起于唐，本用李靖兵法，诸军各分左，右厢统之。”[5]他将军队的左、右厢溯源于唐，没有注意到更早的北朝，也没有注意左，右厢词义的变化。
唐朝的左、右厢已成为固定的军事编制单位，却仍然保持了左、右翼的原意。[6]不仅是中央军，就是地方军也往往采用左、右厢的编制。郭子仪原任朔方右厢兵马使，在安史之乱时升任朔方节度使。[7]其朔方军中，左厢兵马使叫张用济。[8]唐肃宗至德二载(公元757年)，“择善骑射者千人为殿前射生手，分左、右厢，号曰英武军”，[9]殿前射生手的左、右厢应为各有五百人的军事编制单位。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由宦官鱼朝恩统神策军，“其势寝盛，分为左，右厢”。[10]唐德宗时，朔方、邠宁节度使李怀光谋反，“杨怀宾子朝晟在怀光军中为右厢兵马使”。[11]五代时，左、右厢的编制更为普遍，而且是作为高等的军事编制单位，“时诸军皆分左、右厢，厢各有主帅”，[12]厢都指挥使成了厢一级编制单位的长官。后唐时有北京左、右厢都指挥使安金全，[13]捧圣左、右厢都指挥使朱洪实，严卫左、右厢都指挥使皇甫遇，捧圣左厢都指挥使李从璋，严卫右厢都指挥使尹晖。[14]后周殿前司的铁骑、控鹤和侍卫司的龙捷、虎捷四大主力，都分左，右厢。周世宗嘉奖高平之战战功，任命韩令坤和赵弘殷(赵匡胤父)分别为龙捷左、右厢都指挥使，慕容延钊和赵鼎分别为虎捷左、右厢都指挥使。[15]宋太祖的开
[1] 《旧唐书》卷１９４《突厥传》，《资治通鉴》卷１９５，卷215。
[2] 关于北方民族的两厢，亦即两翼，参见肖爱民先生《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两翼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
[3] 《通典》卷148，《武经总要》前集卷6
[4] 《资治通鉴》卷２０９，《旧唐书》卷７《睿宗纪》。
[5] 《玉海》卷139。
[6]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载高平之战，“乃令侍卫马步军都虞候李重进，滑州节度使白重赞将左居阵之西厢，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步军都指挥使何徽将右居阵之东厢”，这是将东厢作右翼，西厢作左翼。宋仁宗时的《武经总要》前集卷2《讲武》照抄唐朝军队操练布阵的情况，说：“左、右厢各为三军，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容三百步。”这些都是左、右厢仍可作左、右翼的例证。
[7] 《资治通鉴》卷２１７。
[8] 《旧唐书》卷１１０《李光弼传》，《资治通鉴》卷221。
[9] 《资治通鉴》卷220，《新唐书》卷50《兵志》
[10] 《资治通鉴》卷223。又《唐会要》卷72《京城诸军》说，唐德宗时，“兴元克复”，“始分神策为左、右厢，令内官窦文场，王希迁分知两厢兵马”。按神策军分左，右厢的时间，应以《通鉴》为准。
[11] 《旧唐书》卷１２２《杨朝晟传》，《资治通鉴》卷２３０。
[12] 《资治通鉴》卷291注。
[13] 《旧五代史》卷３６《明宗纪》。
[14] 《旧五代史》卷４５《闵帝纪》，卷８８《李从璋传》，《新五代史》卷１５《李从璋传》。
[15] 《旧五代史》卷114《周世宗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