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和五年（810年）春，微之（元稹）从东都御史台被召回朝廷，没过几天，就被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命令下达那天，正赶上我下班回家，而微之刚上路，我俩人在京城大街上不期而遇，从永寿寺南，一直到新昌里北，然后在马上道别，彼此赠别的言语不过是互相勉励坚持素节情操，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而已，没有时间说更多的话。当天晚上，足下（元稹）在蓝田县山北寺住宿，我官差在身不得擅离职守，所以让小弟（白行简）代我为足下送行，并捎带一卷我新近写的诗，送给足下，一共二十首，大都有兴有比，艳调陈词，没有一个字。我的用意是要足下在路上读一读，既能消磨光阴，排遣郁闷，又能发扬心中浩然正气。
等到足下抵达江陵后，寄给我在路上所作的十七首诗，大约五六千字，逐字逐句皆有所为而发，每篇都有目的宗旨，以至于音律体裁，都具有名作家应有的风格。我打开信函封口，又喜又惊叹。我想到牛僧孺之事（指元和三年的制科案）的经验教训，足下的诗不能随便拿给别人看，只与李建、李复礼以及樊宗师等志同道合的三四个好友，经常聚在一起读一读，打心眼里觉得不是一般的珍贵。但我私底下又想，难道是因为我赠送给足下的二十首诗，这么快就启发了足下的闻见明辨，从而变成这样的风格？且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足下的此番南迁，天将阻挠足下的志向，磨砺足下的心气，使足下感慨发奋而达到这样的？如若两者都不是，为何立意命题和遣词造句跟足下以前的作品相去甚远呢？
我既爱惜足下的诗篇，又理解足下的心境，便狂妄的想全数唱和上一遍，正赶上我为值班内宿之事所牵，平日根本没有时间，所以不能立时做到。近段时间以来我请了几次病假，病假中略微闲暇，于是便选择诗卷中最好的继和了十首，也不少于三千字。其中所持的见解，认同的当然没有异议，有异的也不能强求。认同的称作和，有异的是为答，同时另外抄写《和梦游春诗》一首，分别附在原玉之后，剩余没酬唱的，也会接着送达。
从前在备考期间，常与足下一起学习，每当构思措辞的时候，总是互相说，担心言辞太直率而说理太周详。本来说理太周详就内容庞杂，言辞太直率就语气激切。但我与足下的文章，长处在于这里，短处也在这里。足下寄来的诗序，的确有言辞忌讳内容繁琐这点儿毛病。这次我所唱和的，仍然还是通病。等到与足下见面那天，都拿出作品，大致把内容删繁就简并尽量使诗文思想表达的委婉曲折吧。
其余之事另在书信中叙述。
等到足下抵达江陵后，寄给我在路上所作的十七首诗，大约五六千字，逐字逐句皆有所为而发，每篇都有目的宗旨，以至于音律体裁，都具有名作家应有的风格。我打开信函封口，又喜又惊叹。我想到牛僧孺之事（指元和三年的制科案）的经验教训，足下的诗不能随便拿给别人看，只与李建、李复礼以及樊宗师等志同道合的三四个好友，经常聚在一起读一读，打心眼里觉得不是一般的珍贵。但我私底下又想，难道是因为我赠送给足下的二十首诗，这么快就启发了足下的闻见明辨，从而变成这样的风格？且我又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足下的此番南迁，天将阻挠足下的志向，磨砺足下的心气，使足下感慨发奋而达到这样的？如若两者都不是，为何立意命题和遣词造句跟足下以前的作品相去甚远呢？
我既爱惜足下的诗篇，又理解足下的心境，便狂妄的想全数唱和上一遍，正赶上我为值班内宿之事所牵，平日根本没有时间，所以不能立时做到。近段时间以来我请了几次病假，病假中略微闲暇，于是便选择诗卷中最好的继和了十首，也不少于三千字。其中所持的见解，认同的当然没有异议，有异的也不能强求。认同的称作和，有异的是为答，同时另外抄写《和梦游春诗》一首，分别附在原玉之后，剩余没酬唱的，也会接着送达。
从前在备考期间，常与足下一起学习，每当构思措辞的时候，总是互相说，担心言辞太直率而说理太周详。本来说理太周详就内容庞杂，言辞太直率就语气激切。但我与足下的文章，长处在于这里，短处也在这里。足下寄来的诗序，的确有言辞忌讳内容繁琐这点儿毛病。这次我所唱和的，仍然还是通病。等到与足下见面那天，都拿出作品，大致把内容删繁就简并尽量使诗文思想表达的委婉曲折吧。
其余之事另在书信中叙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