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小组”里，业务上管诗的是麦朝枢，我原是小说专业，但因也有了“诗名”，也安排在组内。在一个晚上，开会“批钱”。麦老广东人，口齿才能不高，讲“普通话”很不动听，我胜他一筹–––天津人学说北京腔。大概就因此，我的“发言”就“好”了。但此乃内部运动。不料“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学遗产》公开发了，而且使我异常吃惊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组”的署名，竟落了贱名三个大字的款！
当然，这也许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养我引导我（我本就是个“白专型”）。但这么一来，事情“个人化”了，把我和钱先生公开放在了一个“对立”的地位。
别人议论我不及知。钱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对我的“变化”又作何“评价”？那就不问可知了。
对于《宋诗选注》，我从学术上并非全无意见，那是另一性质。如今却成了一种尴尬的政治性事态。钱先生从此绝不会再理我，我也无意辩解，因为应当自己引咎。
1998年的一天，忽然传来了钱先生辞世的消息。我不禁悲从中来，即以拙句抒哀致悼——天际星茫黯黯垂，大师辞世动深悲。避居名位名斯大，谢榜学门学自奇。落落管锥谦在己，茫茫中外后来谁。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世间根本也没有完人的。宿学大师也不免有年轻孟浪的时候，如果说近年来面对着众多钱迷们不断挖掘深索出的一些关于钱钟书的本事，杨绛先生总要有所掩藏回护那正是“直在其中矣”，而一些混迹于学界靠炒作名家奇闻混日子的冬烘先生和钱学末流的飞短流长，甚至人为的制造（并且坚持的）一些门户之见就只能算是“一犬吠形，百犬吠声”的无聊之举了。
因此，近日我再读到辽宁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梁归智先生的这一册《红学泰斗周汝昌传·红楼风雨梦中人》，又见到关于此问题的记述真是不免感慨万端。
通过事实我们应该看到，周汝昌作为治红学的集大成者时时做到了“拿证据来”，这样的以功力、学力服人的学者在当今的红学界毕竟不是很多。而钱钟书这位一代具有通识的通儒，其研究重在对中西文化心理、文心诗心之灵性寻脉溯源式的“打通”，下笔所论非仅宏富亦且周备圆览，由此使人更见其博。
至于说到两人在学界的影响及为人被推崇认可的程度，那就要涉及到他们各自的行为方式了。从行为艺术（或者说是个人的推广艺术）上看，周汝昌的确是逊了钱钟书一筹的在这个方面对于钱钟书连周汝昌也交口赞叹“避居名位名斯大”，那的确是一般人所不能企及的，而那则是非关学术的另一个问题了。
所以综合起来看，我觉得对此二人大可借当年的脂砚评红之语——是二水分流、双峰并峙，实可谓是中国学界当代一道令人心醉神怡的靓丽风景呢。
转自多梦斋博客
3楼2008-12-22 10:40收起回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