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尤利西斯》是所有有趣的作品中最难读懂的，也是所有难懂的作品中最有趣的。作为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尤利西斯》大量运用细节描写和意识流手法构建了一个交错凌乱的时空。

在2017布鲁姆日上，爱尔兰哲学教授弗朗·奥罗克指引了这样一条阅读《尤利西斯》的路径，“乔伊斯和哲学——乔伊斯的三个亚里士多德”。

弗朗·奥罗克提出的第一个亚里士多德，指的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对乔伊斯影响非常大。乔伊斯幼年的时候聆受天主教教义，不知不觉吸收了许多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当乔伊斯从都柏林大学毕业后，他到巴黎学习医学。但当被要求交出学费时，乔伊斯放弃了继续学习的念头，空闲的时间他选择在图书馆度过。正是在这里，乔伊斯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大量书籍，并且从中汲取许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希腊北部的的斯塔基莱特，在乔伊斯作品中，常常出现‘那位绝顶聪明的斯塔基莱特人’这样的指称。乔伊斯还说，亚里士多德是最伟大的一个哲学家。”
“其实乔伊斯也是一个非常有思辨性色彩的人，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一次又一次回到那些非常基本的哲学问题上。《尤利西斯》的第三章开头完全是关于亚里士多德的。所以阅读乔伊斯之前，我们应该对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有所了解。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建立在两个最重要的基础论上：第一是不矛盾论( non-contradiction)，意思是不能同时声称某一种事物在同一方面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第二是感观知识（sense knowledge）。”
乔伊斯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论非常感兴趣。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文本是乔伊斯思维的源泉。弗朗·奥罗克介绍，“乔伊斯研读亚里士多德的笔记，现在在爱尔兰国家图书馆还可以看到，而乔伊斯把这些概念充分运用到他的作品当中。”

“在《尤利西斯》中，主人公之一的斯蒂芬问‘历史到底是什么’，当时他想到历史可能是一系列运动，这是从亚里士多德‘运动是指事物之潜在可能性之实现’而来。斯蒂芬后来思考灵魂以及自身永恒性的问题，他联想到了英国思想家的洛克，但在进一步思考后，斯蒂芬还是更倾向于亚里士多德的‘灵魂是形式的形式’，即人类的灵魂吸收养分以生长，又具有独有的将感知的事物分门别类的能力。”
“第三章，斯蒂文来到海滩上，接着思考灵魂的问题。乔伊斯摘取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观点，‘灵魂是天然肌体中的第一隐德莱希’（The soul is the first entelechy of a naturally organic body）、‘灵魂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全部的存在’（The soul is in a manner all that is）。乔伊斯认为猫或者狗它们眼中的世界只有一小部分，但是人类的心灵可以通过运动将‘潜能’转化为‘实现’，看到的事物可以更多。”

“下一章里，斯蒂文在国家图书馆时，他开始思考，现实究竟是始终稳定还是处于变化当中？如果始终变化的话，如何能够理解并认识事物？斯蒂芬随之想到，分子统统变化，我是不是也会发生变化？如果我也在变，隔一段时间我还是同一个人吗？五个月之前我问朋友借的钱，既然这段时间我都在变的话，是不是我就不用还这笔钱了？”
“接着，乔伊斯想到亚里士多德的两个基本论，以及‘关于特定事物的感觉总是真的’，即每种感官都可能捕捉到与它相关的独特方面，耳得之而为声，目寓之而成色。在这一点上，眼睛和耳朵都不会被外界欺骗。由此，乔伊斯得到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说法：可听、可视事物无法避免的形态。”

弗朗·奥罗克提出的第二个亚里士多德是一本非常有意思但属于伪科学的书——《亚里士多德的杰作》（Aristotle’s Masterpiece）。该书1684年首次在伦敦出版，之后在英国和美国发行了数百种不同版本，是英国出版过最畅销的有关性和受孕的书籍之一。
弗朗·奥罗克介绍，“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主人公布鲁姆在都柏林一家书摊前，看着《亚里士多德的杰作》，向读者描述了这样一幅画面——‘婴儿蜷缩在血色的子宫里，像是被宰之牛的肝脏’。在《亚里士多德的杰作》这本书中，经常插入粗糙的彩色石印画，画中多是困在鲜红子宫里的婴儿。后来布鲁姆的妻子摩莉也提到这本书了。很奇妙，这本18世纪开始流行的，充斥恶心图片的书籍，被乔伊斯无意中一次又一次的提到。”

而《亚里士多德的杰作》被归为亚里士多德之作，或许是为了披上学术权威的外衣，但更可能是为了暗指亚里士多德在流行文化中性学专家的名声，这又是由于早期一份伪造的文字——《亚里士多德的问题》（Aristotle’s Problems）。

弗朗·奥罗克所提出的第三个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个遭到女性报复的非常可怜的人。“这个故事据说从远东流传过来，有一个聪明人看到一个美丽的女子，他试图去勾引她。女子同意的条件是聪明人要趴在地上当一匹马，并且要承受鞭子的抽打。这个故事传到了欧洲以后不知道为什么就和亚里士多德联系在一起，亚里士多德被指证为故事里的那个聪明人。《尤利西斯》中这样写到，‘就连那位绝顶聪明的斯塔基莱特人都被一个**套上嚼子和笼头，骑来骑去’。而在艺术史，也有非常多的画作、雕塑作品对这个故事进行描绘。”

弗朗·奥罗克通过亚里士多德进入《尤利西斯》，当然还有更多的路径。
1941年，在乔伊斯去世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坟墓上放了一个竖琴状的花圈。竖琴是爱尔兰的象征，音乐更是乔伊斯的所好。在《尤利西斯》以及乔伊斯的其他作品中，有三千五百处关于音乐的表述，两百余处提及爱尔兰的传统歌谣。在2017布鲁姆日上，爱尔兰吉他演奏家约翰·费内勒和弗朗·奥罗克通过吉他和歌唱的形式，表演乔伊斯作品中的爱尔兰传统歌曲，以此进入《尤利西斯》，进入乔伊斯。

毋庸讳言，作为在文学史上拥有崇高地位的“西方正典”，《尤利西斯》毫无疑问是那种很多人知道却极少人会去读的名著当中的佼佼者。事实上，在其出版之初，这部小说便已收获恶评无数，有位评论家甚至形容这种文字“像决堤的阴沟淹没整座城市，带来充满病毒的污秽瘴气”。
乔伊斯本人曾说：“我的小说上空飘荡着炉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这不是我的错。……我的脑袋里装满了从各处捡来的鹅卵石、垃圾、折断的火柴以及玻璃碎片。我近乎炫技地从18个不同的点来写一本书，还运用了很多风格——显然它们都尚未被我的同行知晓或发现，这项苦差事及其所选定的传奇的性质足以让所有人平衡的心态颠倒错乱。”——阅读难度使得读者一直以来难以亲近这位高冷的文学巨匠。

《尤利西斯》的出版引起了时人激烈的反应。事实上，颇有意味的是，人们对这本“淫秽之书”的愤怒是表面上的。引起人们愤怒的其实是另一个看似不相关的原因：《尤利西斯》的阅读难度。乔伊斯自创了一种叙事风格，在这种风格下，思想时断时续，在各章间从一种形式演变为另一种形式，某一节的风格被塑造成一系列模仿小品文，另一节则可能是一部无法演出的戏剧，下一节又变成了奇异的问答（这里只列举了乔伊斯的几种创新手法）。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乔伊斯在传统小说形式上进行的语言和结构试验是一种冒犯，而非独具匠心？

问题的答案与人们的期望相关。就像1922年的读者并未料到会在出版物，包括任何受人尊敬的出版物上读到某种文字和人物体验一样，他们也从未预料到，原来虚构的事件和人物会以一种具有生命的语言表现出来，而非仅仅充任描写和叙述的工具（就算这部大开本的小说厚达700页也于事无补）。谢恩·莱斯利（Shane Leslie）就《尤利西斯》的出版发表了评论，而她不是唯一相信这部大部头的问世只是为愚弄全世界读者的人。17年以后，当乔伊斯出版了更加挑战小说和英语语言传统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后，人们对该书难度的强烈抗议远高于对作品中描写性的禁忌词语的讶异。当《芬尼根的守灵夜》的部分内容——这一部分以《进行中的作品》（Work in Progress）为名提前发表之后，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写信给乔斯：“你与普罗大众背道而驰，你忽视他们的基本诉求以及他们有限的时间和智慧。你费心写就，但结果是什么？是无尽的难解谜题。”

但是乔伊斯也拥有许多坚定而有力的维护者，是他们使乔伊斯最终登顶文学巅峰：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T.S. Eliot）写过一篇极具影响力的评论，称赞《尤利西斯》具有“如科学发现般的重要性”；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不知疲倦地推广此书；威廉·巴特勒·叶芝（W. B. Yeats）写道，在《尤利西斯》中，乔伊斯“凭借其叙事强度，超越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小说家”（尽管乔伊斯之后坦言自己没能使这本书尽善尽美）。乔伊斯本人也不遗余力地制造机会让世人接受自己的作品。他帮助朋友斯图尔特·吉尔伯特（Stuart Gilbert）完成并出版了《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James Joyce’s ‘Ulysses’）（1930），这本书成了研究乔伊斯现代史诗中的“荷马风格”的奠基之作。《尤利西斯》当时被多国列为禁书，因而这部研究作品也给那些无缘得见《尤利西斯》的读者一个了解其部分内容的机会。乔伊斯建议另一位朋友弗兰克·巴德根（Frank Budgen）以他们在苏黎世进行的多次谈话为基础，写一本关于《尤利西斯》的书，1934年出版的《詹姆斯·乔伊斯和〈尤利西斯〉的创作》（James Joyce and the Making of ‘Ulysses’）由此诞生。乔伊斯对关于自己的传记作品也产生了兴趣，他发起了对自己生平的研究，赫伯特·戈尔曼（Herbert Gorman）的《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就出版于1939年。同样，为了给《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铺平道路，他策划了一系列围绕该书的话题文章，并集结成书——Our Exagmination round His Factifcation for Incamination of Work in Progress。这本书包括12篇文章，于1929年面世，比《芬尼根的守灵夜》的出版早了足足10年。在这12篇文章中，历经时间的考验流传至今的一篇出自乔伊斯的一位仰慕者——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

尽管存在否定的声音，但20世纪60年代以前，乔伊斯作为20世纪最有分量的文学巨匠之一的地位已经基本稳固下来。乔伊斯和同时代的作家被称为现代主义文学家，包括活跃于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作家，如弗朗茨·卡夫卡（Franz Kafka）、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托马斯·斯特尔那斯·艾略特、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托马斯·曼（Thomas Mann）、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 和路伊吉·皮兰德娄（Luigi Pirandello）等。当然，同时期的许多画家、雕塑家、作曲家、戏剧和电影导演，以及其他许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也是那场席卷全世界的现代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乔伊斯曾在欧洲多国定居，能够熟练运用多种语言写作，这些都奠定了他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家的地位。 尤其是《尤利西斯》，这部作品成了高度现代主义的标本：对大师级文学技巧的极致追求，对20世纪早期人类生命体验的全方位捕捉，以及接受只被极少数人认可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