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逃离无名岛》中数学老师成铁的处境展示了知识分子的另一个侧面，作为知识的传播者，面对大众对知识的不信任，他必须对知识的价值作出解释，无名岛上发生的英雄故事更像是一个梦境，当他返回到生活中来，还将面临同样的怀疑。
小说《美丽的契约》里花美丽和刘得意的“尴尬”，来自两个中年人面对生活的围追堵截时的无力招架，道道难关与种种诘问让他们不得不拆东补西，抱团取暖，为了一个谎言编织更多谎言，应接不暇，难免露短。
改编作品《喇叭裤飘荡在1983》展现了一个青年人在理想远方与现实诉求之间的艰难处境，哥哥喜欢镇上最好看的女孩，却与村里的另一个女孩发生了关系，他想去黄河源头看看巴颜喀拉山上的雪，却由于饥饿中途返回，“尴尬”之时，他只能苦笑着选择妥协。
而在电影《飞》中，刘佰刚面对的则是内心的追求与世俗价值的否定之间的矛盾，一个农民，却想要上天，他的一举一动成为村庄里的奇观，当他为了某个想法热情澎湃想要大干一场的时候，却被村庄里的人冷嘲热讽，被视为异类。

“尴尬”一方面来自于人物自身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别扭，另一方面来自于自己内心对自己的期待和自己实际表现出的样态的落差，即人物自己内部的不协调。但从“尴尬”出发，宋方金触及到的是人需要面对的普遍困境，在这种压力之下，人物自觉或不自觉地找寻着解决之道——必须与他人周旋、推挡和交锋，必须诚恳地面对自己的内心意欲坚守的声音，必须重估自己的愿望和理想，并且认真地做出选择，因为在戏剧性强的故事里，一个选择意味着另一串戏剧事件的触发。生活给出的答案是不可预估的，人物的价值在于他们做出选择的那一刻。
2. 化解“尴尬”：如何“说话”重新成为问题
“尴尬”是问题的触发装置，为了化解“尴尬”，人物需要通过表达和倾听重新梳理自身与他者的关系，沟通就成为极其重要的命题。宋方金看到了人们努力让对方倾听自己说话的瞬间，看到了说话的过程中出现的无效、错位、误会和曲解，看到了表达的艰难和沟通过程中的折损。
宋方金执导的电影《多多》探讨了说话的意义，小女孩多多的爸爸和妈妈离婚了，这是她的无法控制也无法处理的破碎和伤害，于是她需要说话，提问题，讲故事，毛线路的故事，小山羊离家出走的故事，通过形象和比喻，她不自觉地处理着她内心的孤独与难过。故事不被倾听，提问被视作捣乱，她的表达被世界判定是多余的，她赌气命令自己保持沉默。但她接下来又发现，自己有那么多爱想要回应给世界，在封闭内心与表达爱的矛盾之间，女孩多多放弃了自己再也不说话的决定，她追着妈妈飞驰而过的汽车喊出了“妈妈”，这似乎是多多与成人世界的一次和解，但更像是一声呼救，被倾听被理解从简单的诉求变成一种难以实现的愿望，被伤害的心灵需要得到关注和保护，然而在电影所表现的成人世界里，表达人的内心世界的语言始终是缺席的，多多对着世界发出了一声呼唤，然后停在那里，希望渺茫，这个等待着回应的瞬间，也成为了一个反思性的时刻。

电影《多多》可以看作是关于沟通的一次真诚的凝视，而《美丽的契约》则以诙谐反讽的语调重现了成人世界里日常语言的膨胀与虚弱。《美丽的契约》中的人物几乎都是纯粹的实业家，说话就像用嘴拨算盘，劝说、诱导、圈套和无意义的废话占据了他们生活的主体部分，话语以狂欢的姿态堆积在故事中，有效无效的信息泥沙俱下，过于膨胀的语言像是某种增殖的肿瘤细胞，淹没了生活的其他部分，而爱情则尤其是虚无飘渺和不可信的东西。
宋方金通过戏剧的手段抓住的恰恰是这样的一群人真情萌发的瞬间。刘得意和花美丽一边奔波于各种突发事件和经济纠纷，一边偷偷向测谎仪询问自己对对方产生的感情是真是假，这些成年人们判定爱情的方式与为了三八线煞有介事斗嘴的小学生几乎没有任何差别，在巨大的语言泡沫之下，人物的勇气和精神价值则显得微小而怯懦，老实、脚踏实地成为人最后的品质坚守。从这个角度看，结尾处花美丽与刘得意幸福地拿出一叠契约，不得不说是一种讽刺，现代契约精神与浪漫爱情的混搭，成为一种当代婚姻的奇特景观。
《美丽的契约》中的人物所处的是一种说话的“非自觉”状态，而电视剧《手机》则讲述的是一群以说话谋生的人如何说话的故事，主人公严守一是电视节目主持人，费墨是美学教授，严守一的哥哥严守礼是“军师”。这些可能是世界上最会说话的人，却陷入了狼狈不堪的尴尬境地。在刘震云的原作中，严守一婚内出轨，手机暴露了他，而宋方金沿着这个逻辑上又推进了一步，不出轨就不会出问题了吗？严守一几乎被塑造成了一个道德模范，然而依旧困境重重，当语言的交际功能大于交流功能，甚至被异化成谋生的手段，人们面对语言只觉得疲乏厌倦，沉默成为抵抗的消极形式，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关闭了内心世界的入口，茫然和迷惑就成为了标志性表情，不知道如何走到这里来，亦不知道会被带往何处。正如严守一自己所说，和妻子于文娟离婚不是因为那场误会，而是因为：
“这些年来我们之间没话了，没话吧，还想找话，可是怎么着都找不着，文娟觉着我变了……不光是文娟找不着了，连我自己都找不着那个严守一了。”

与此同时，说话的伦理同样受到了挑战，“说话要嘴对着心”是严守一的家教，是一种古老的道德原则，但现实中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情境，说真话的结果不一定是皆大欢喜，可能是误会曲解、鸡飞蛋打，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渐渐成为新的原则，于是生活里就充满了妥协、隐瞒、表里不一和进退拿捏，在真诚与虚伪之间，出现了圆滑这个中间地带，谁也不愿意弄虚作假，可是谁都在自欺欺人，悖谬成为了生活的常态。
宋方金在改编刘震云的小说《手机》的过程中，将电视节目《有一说一》变成了一个审判和反讽装置，呼应了古希腊戏剧中剧场作为审判台的传统，不仅几次节目的主题如“女人要嫁得好还是干得好”“朋友靠不靠得住”分别影射了伍月、费墨等人的内心困境，更有“打电话”“我的第一封信”两期，通过回溯曾经朴素而真诚的沟通，形成对当下生活的反思和审视。在通信不发达的时代，传递的艰难使得简短的一句话、一行字承载着比语言本身的内容更为深重的情意，打公用电话和写信由于其慢速、虔诚、形式大于意义而具有了仪式感，建构这个仪式：
一方面是对当下生活的审判，信息传递的快捷催生了大量的谎言和空话，稀释了语言的浓度、降低了语言的纯度，通过审判，批判语言的堕落；
另一方面则是“卡塔西斯”，使观众和参与者的情绪得以疏泄，实现语言的净化，从而实现对真诚的对话关系的呼唤。
也正是在《手机》这部作品中，宋方金给关于说话的故事暂时画上了句号，他的人物们决定从矛盾挣扎的处境中走出来，返回古老而朴素的价值伦理，寻找真诚沟通的可能性，从心口如一开始，重新学习说话，学习化解生活的种种“尴尬”。

3. 超越“尴尬”：飞向天空的堂吉诃德
除去那些在“尴尬”的生活中苦苦寻找解决之道的人物，宋方金还塑造了一类人，他们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因此常有一种不被理解的“尴尬”，这种“尴尬”由于他的实际力量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间的矛盾之不成比例而具有了荒诞的性质，然而他们选择忽视甚至无视世俗生活的规则，超越这种处境，成为堂吉诃德般的英勇骑士。
一个人能够追随着内心的声音走多远？故事在宋方金这里显得明快轻盈。他善于从荒芜中找到真情，从底层发现高贵。在他的作品里，最不可能产生爱情的利益速配婚姻里会产生真爱（《美丽的契约》），离大地最近的人却能够飞上天空（《飞》）。前者借助于一次次外部推动，后者的原动力则是人物内心的向往。宋方金在电影《飞》中创造了一个问题农民刘佰刚的形象。农民，有时候更像是一种植物，贴着泥土生长，随着季节劳作，而刘佰刚却是一个反常的农民，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不想种地，却对天空充满着好奇。
村庄里所有的人都将他看做异类，村长建议他去精神病院看看，他喜欢的女孩李小猜也离开他嫁给了乡村教师陈向上，他不以为意，他想造飞机，飞到天上去。于是他像堂吉诃德一样骑着瘦马顶着锅盔奔向他的伟大理想。他读《飞行原理》、《十万个为什么》《驾驶技术》，用五年的时间去城里赚钱、学习技术，然后回到村子搭起工棚手工造飞机。一次一次的失败，各种各样劝阻的声音，但他仍然坚持着一次一次发动马达在轰鸣声中冲向天空。
天真者没有因为自己处境的荒诞而将自己陷于痛苦之中，没有质疑过飞上天空这个行为的价值和意义，因而刘佰刚在电影中总是欢快的，坚定的，偶尔露出迷惑的神色，但更多的时候，是痴迷地望着天空，或是壮志满怀地行动。宋方金通过一个简洁的单线条的故事塑造了一个结实而强壮的理想主义者，理想即理由，渴望即真理，他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可笑又可爱，可笑，是因为他的荒唐与顽固，可爱，则是由于梦想和坚持。青春的姿态使他不至于变成悲壮而沉重的西绪福斯，他的每一步都走得欢快昂扬。宋方金塑造了许多陷在生活里的人，而彻底地出离生活，向着遥远的理想飞去的，只有刘佰刚一个。

二、 喜剧气质的生成
好玩是宋方金作品的重要特质。即便在人物的困顿和剧情紧张之处，即便是关于道德伦理和理想主义的严肃话题，他的故事也常常能够引人发笑。宋方金作品的喜剧气质不是鲁迅所说的“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而更偏向于30年代幽默喜剧的质感，“以温和为中轴，将同情、赞美、自然和理性等要素扭结而成的一个网络系统”，有讽刺，有嘲弄，斗争性却没有成为主调，但相较于丁西林、胡也频喜剧的细腻精雅，纤细弱小，宋方金的喜剧则显得强壮、朴实得多。
4. 荒唐而可爱的人性
作为营造喜剧性的一种方式，宋方金常常对人物的缺点加以摹画，不是作为对某种劣根性的批判，而是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呈现。正如林语堂所说，“幽默的人生观是真实的，宽容的，同情的人生观” 。宋方金对于人性的态度是宽容平和的，在优雅完美的道德品质与本真状态的充分表达之间，他更偏向后者，他用轻快的笔触调侃那些小小的缺点，从而使得人物更为朴素真实，更为生活化。
宋方金笔下的村庄里常常有个养猪女人，比如电影《飞》里刘佰刚的母亲，比如《手机》里黑砖头的老婆，猪是她们的宝贝和命根子，当猪被卖掉的时候，她们心疼极了，大哭：“哎，我的亲猪啊！”“那可是多么能吃的一只猪啊！”农妇对猪的过分爱护和心疼当然显得小气，但站在农村生活的角度上看，猪是人们的古老的投资、储蓄方式，是一个农村家庭值得骄傲的固定资产。与现代经济意义上的货币资产和土地资产不一样，家畜、家禽是活的生物，每天与人类相伴生活，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为家庭的一部分，农妇会给它们起名字，会在劳作的闲暇温情地注视它们，于是小气、抠门与人情味就夹杂在了一起。她们毫不掩饰自己对自己的财产的珍惜甚至吝啬，按照内心的感受自如地表达出来，由于其随性不拘束，便能引发人们的会意的笑。此外，作为农民，她们没有破产的概念，她们的心态是积极的，只要人还活着，还能开伙，她们就还可以再买猪仔，再养猪。于是，关于猪的哭闹便又增添了一层天真撒娇的色彩。一哭一闹，像孩子一样真实自然，其中又有诸多生活滋味，便格外增色。
电视剧《手机》里，费墨教授因为没有得到赞助商送的电脑而生气，随身带着书稿寻机出版，成名后半推半就地给学生签名；黑砖头为了增加自己“出山”的价码，特地在家里设局等路之信来请他，不料被媳妇从椅子上推下来；《美丽的人生》里，高闯为了微博的粉丝的数量和真假时悲时喜；花美丽被唐宋元明清几句话夸得飘飘然，差点上当受骗。爱面子、享受名利、好吃懒做、说大话，对于这些人性的缺点，对于在这些缺点驱动下人物做出的种种荒唐举止，宋方金的笔不是刺刀匕首，而是痒痒挠，轻轻地挠一下，观众笑了，点到为止。
日常生活中的人原本就不是正襟危坐的，宋方金把他的人物们从伟光正或者高大上的展示台上拉下来，发掘人物那些自然不做作的行动，使人物得以多面向地被呈现，知识分子由于他内心的蠢蠢欲动而显得有烟火气，精明的商人由于他的直心肠而有了天真的色彩，由此形成的喜剧特质，不仅仅是“笑”的效果，更体现了一种自然坦诚的人性关怀。

5. 环环相扣的闯关游戏
宋方金将戏剧技巧总结为钩子和阻力两个概念：
钩子是一种拉力，指“在事物正常的轨道上勾住它并使它转向”，可以分为语言的钩子、细节的钩子、情节的钩子、人物关系的钩子、悬念的钩子、隐喻的钩子等；
阻力则是阻碍人物走到目的地的力量。“故事能不能有价值，取决于是否发现了社会新的阻力；故事好不好看，取决于戏剧的钩子下得是否准确”。从叙事结构上看，两种力量在故事中博弈，自然地构成了冲突。
宋方金在《美丽的契约》和《逃离无名岛》等作品中把这种二力抗衡的模式应用到极致，清晰的结构和强烈的形式感催生了意外的喜剧效果。故事被处理成了环环相扣的闯关游戏，每个阶段中都有新的阻力和钩子，阶段与阶段接续，直到人物打通所有的关卡到达终点。
《美丽的契约》中，花美丽与刘得意要想实现利益配对假结婚，必须通过三道关卡：民政局调查员牛芬芳的查探、刘得意的母亲连底香与花美丽儿子高闯的考验、由马达带来的巨额财务危机。应对关卡一，两人举办了婚礼；应对关卡二，两人住到一个屋檐下；原本已经万事如意，突如其来的关卡三使主人公无计可施，宋方金选择用外力帮助主人公打通关，前任老板为了报复刘得意，买断刘得意的债务，没想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使自己陷入危机。尽管这一转机显得牵强，必须求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古典伦理保证叙事的合理性和可信度，却承继了故事的惯性力量和观众对于剧情扭转的需要。
故事的巧妙之处在于，每一环节的钩子既是克服阻力的应对策略，又在另一个方向上牵拉着花美丽与刘得意相识相知，人物关系由远及近，暗生情愫，假结婚，真恋爱。与常规逻辑相反，《美丽的契约》从婚姻出发，抵达爱情，形成了一次逆成长。

长篇小说《逃离无名岛》则是对好莱坞超级英雄故事的模仿。但超级英雄在中国的语境中只能智斗传销组织。数学老师成铁寻找弟弟成强，与女友滴答身陷传销基地。成铁召唤身怀武艺的闫学武和泳技高超的韩游，形成一个突围小分队，为实现逃出小岛的目的，与由周公梦、江雪山、法总等组成的传销组织（阻力）展开博弈，其间各个“超级英雄”纷纷施展技能，当强大的技能使得突围过于顺利的时候，故事中又出现了新的阻力，人物必须克服自身的心理障碍，才能进入下一环节。由此，阻力逐渐升级，成为带动人物成长的主要动力。
闯关游戏结构模仿的是一种进化论统摄下的时间秩序和线性逻辑，与西方的历险记文体有紧密的联系，同时，故事被划分得阶段清晰、节奏齐整，阶段内任务明确，阶段之间一一承续，阻力层层递进，钩子均匀分布，精细设计使故事具有了游戏感，激发起持续的阅读快感，从而具有了喜剧效果。
三、 游戏精神与温情观照
宋方金的故事带有喜剧气质，但想要探讨的问题却是严肃的，游移在这两者之间，故事便呈现出游戏精神与温情观照两种不同的精神特质，这二者不是截然对立的，它们在故事中混合共融，成为宋方金小说与剧作的重要特点。
6. 游戏人间的诙谐笔墨
宋方金的作品中有一种直抵生活本质的通透感，看破生活的种种不足，看破一击即溃的幻象与无可奈何的人生处境，但他保有一种游戏的态度，通过玩笑与游戏，将重转化为轻，将悲凉转化为诙谐。
长篇小说《清明上河图》以四两拨千斤的笔触颠覆了一个王朝。至上的权力对于宋徽宗，像是一种玩物，权谋诡计、生杀大事在这种权力面前都显得那么可笑，城池得失、时代更迭亦如云烟。王朝的覆灭如同当初的繁华一样虚妄。这样复杂的主题，宋方金不是通过对大时代大场景的层层描绘实现的，而是通过许多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小情节，每个情节都是轻松好玩的，却暗含多重深意。宋徽宗派回家探亲的左耳给宋江捎去了《千字文》的字帖，宋江连忙“起身肃衣，跪倒”，“高声道：‘接旨。’”一个起义者，骨子里却根深蒂固地有着对权力的奴性，只这一个细节，就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戏弄了一把。

一切大事件都被消解为是当权者的一时冲动或无聊游戏，正如选拔天下第一的画家的最后一轮，对于应试者而言，具有无限神圣的意义，而在考官宋徽宗，不过是轻轻看一眼，谁的长相更美，谁就去做天下第一画师，“你没输，你是第二名……要是选俩，就选上你了”宋徽宗对杜思卷说，他不觉得第一名与第二名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只是顺序排列而已。两个人此后生活的千差万别，全始自这一念之间。而这一念，我们把它叫做命运。“对于命运开玩笑是一种遁逃，也是一种征服，偏于遁逃者以滑稽玩世，偏于征服者以豁达超世。滑稽与豁达虽没有绝对的分别，却有程度的等差。它们都是以‘一笑置之’的态度应付人生的缺陷，豁达者在悲剧中参透人生世相，他的诙谐出入于至性深情，所以表面滑稽而骨子里沉痛。滑稽者则在喜剧中见出人事的乖讹，同时仿佛觉得这种发现是他的聪明，他的优胜，这种诙谐有时不免流于轻薄。”
在《手机》里，宋方金嘲弄了一个老实人和一个知识分子，老实人变成了老油条，讲台变成了舞台，那些抱着自己信仰的人们如何经不起内心小小的动摇，轻易地放弃了坚守，丢盔弃甲，狼狈不堪。在电影《多多》中，看似稳固的成人世界是多么脆弱，多多仅仅在旁观拍结婚照的时候忍不住轻轻笑出了声，就足够拆散这对即将结婚的情侣。
宋方金下笔很轻，写出来妙趣横生，但在这种游戏笔墨背后，是对既定价值和既定结论的解构与质问，是对已有的关于生活的命题的重新探寻和另类阐释，游戏和玩笑，成为创造性地理解这个世界的另一种方式。
7. 普度生活的救赎情怀
宋方金通过喜剧、游戏揭开了许多真相，展现了诸种困境和矛盾，对于这样的生活，他的处理方式是温和的，他的人物很少与生活拼得鱼死网破，而常常得到温情的观照和理解的目光。“归去来兮”是宋方金故事的经典结尾方式，他愿意让自己创造的人物在历经千难万险之后回到日常生活中，用平淡生活来治愈人物内心的伤痛，实现对精神的救赎。
严守一和费墨离开了《有一说一》的舞台，面对复杂的现实，他们选择离开这个行业，严守一去了远方的爱沙尼亚，费墨回到大学讲台，用空间上的世外桃源和时间上的重返起点来解决精神危机。花美丽与刘得意相爱了，真爱的出现驯服了离经叛道的利益速配婚姻，两个“单身汉”被收归到传统的婚姻秩序之中，童话式的结局预示着幸福生活的开始。左耳与李师师离开了声色犬马的东京，如愿以偿地过上了贫穷但温馨的平民生活，与这个世界恩怨两清后，他们不再纠结于复仇，心结旋即被打开，创痛也得以治愈。成铁一行人离开了无名岛，岛上的一切都像是梦境，梦醒了，生活还将继续。

然而，看似对问题的解决反而掩盖了现实的残酷，严守一和费墨真的回得去吗？异域生活只是暂时搁置了矛盾与冲突，通过时间实现内心的释然不一定真正有效；重返起点并不能将走过的旅程完全清零，何况当自己在路上的时候，曾经的起点也在运动变化，“重返”是自欺欺人的幻象，过不了多久，费墨会发现，回到大学，不过是将自己在《有一说一》遇到的种种危机换一种形式再经历一遍罢了。花美丽与刘得意相爱后的第二天，一定会面临新的问题，如同所有的夫妻那样。
在宋方金的故事中，生活被分成两部分，一种是困境重重的，一种是平淡温馨的，从前一种生活进入到后一种生活，关键在于人物内心世界的变化，困境重重是现实，平淡温馨则是内心感受，而这似乎默认了那些矛盾永远都不可能得到真正的解决，生活的本质并没有变化，作品能做到的，只有对情绪的疏解和对心灵的抚慰，宋方金愿意促成人物与世界的和解，愿意为渴望治愈的人提供解决方案，愿意用一种道德价值实现对人生的救赎，尽管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一种妥协，一种从外在世界向内心世界的退缩。
从这一角度出发，宋方金塑造的刘佰刚这个不弃执念的人物便具有了更为深刻的精神意义，他拒绝和解，坚持追随遥远的理想，从不动摇，虽然荒诞可笑，但他或许将是那个改变世界的人。
尾声
宋方金在《给青年编剧的信》中提到：
“好故事……是一条真相的大河，它穿过谎言的险滩，倾泻出情感的瀑布，它让我们看破幻象、不虚此生；好故事是人生另一片没有雾霾的蓝天，不管你有意间还是无意间抬头，它都在那儿等着你，准备带给你深切安慰。”
在展现生活的真相方面，宋方金是坦诚的，不护短的，一针见血的，在处理真相的过程中，他是温和的，轻巧的，游戏的方式使他能够轻盈地抵达对岸，尽管在解决冲突的过程中，救赎的冲动可能使故事流于温情治愈和美好的幻象，这是其故事的限度所在，但从另一方面看，这似乎源于另一种价值理想，相较于启蒙，宋方金的故事或许在古希腊戏剧美学中“净化”的方向上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