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今天提到孔子，首先想到《论语》。但《论语》是弟子整理的，孔子生前恐未必想过以之不朽于後世。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他的志愿是对流传到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成果系统梳理，传播弘扬于天下。而整理的成果，就体现在《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庄子》里孔子自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庄子.《天运》）。 《天下》篇则说“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
郭店竹简《六德》说:“观诸《诗》、《书)，则亦在矣;观诸《礼》、《乐》，则亦在矣;观诸《易》、《春秋》亦在矣”
《史记》对于孔子整理六经的记载是这样的：
“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後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孔子语鲁大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睢》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孔子以《诗》、《书》、《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如颜浊邹之徒，颇受业者甚众。”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於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後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至於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馯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武人王子中同，同传菑川人杨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1]

如江河源头由冰川雪山融化的细流汇集，孔子对六经的整理也是对古文献和民间官方各类资料收集的基础上进行，是对流传到当时的华夏思想文化成果的总结，在此基础上再进行筛选、归类、阐释、引申的工作，由此形成了六经的系统。
孔子是华夏文明的一个结点，以前的文化思想在他这里汇集，经过孔子的熔冶，又以更系统高级的形态出发。孔子的述而不作(但这也只是一个理想境界，孔子也并未真正意义上完全不作)，是在深刻的文化和思想洞见的指引下，对过去的材料进行筛选和阐释。是无为而无不为的体现，也是儒家秉承的圣人心法：“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实践。“精”者，《说文解字》释为“择也”。“精”在选择的基础上产生的，没有选择也就无所谓“精”。“一”者，孔子所谓“一以贯之”，现代生物学所谓遗传。经过选择後得到“精”，再一以贯之，坚持传承，遗传下去，形成民族文化思想的基因。

常说孔子删《诗》、《书》。这 “删”其实是一个选择的过程。《诗》三千余篇经过孔子筛选後剩下三百多篇。《史记索隐》称孔子搜集所得文献材料自黄帝玄孙帝魁至秦穆公时期有三千三百三十篇，删至一百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2]
一些人以删诗书为孔子之罪过，而辩护者认为孔子删得没那么多。李民、王健的《尚书译注》前言里说：
“问题是到春秋末期，孔子整理《书》时，到底还残存有多少篇《书》，三千篇是肯定没有的，否则孔子就是中华文化的罪人，因为他‘断远取近’，删去了占绝大部分的三千一百多篇《书》，仅留下一一八篇编定为《尚书》、《中候》两书。这样大砍大杀地对待古籍，绝非孔子所为。事实也没有这种可能性。”[3]
在我看来，他们对这个“删”有错误理解，将之当成了清廷文字狱式的禁毁删除，实则完全不同。孔子不过一民间私人耳，并无权力号令当时天下把不合己意之诗书销毁。所谓“删”，不过如後世之《唐诗三百首》、《昭明文选》、《古文观止》做了一个选择的工作。如果有人愚到指责《唐诗三百首》没收录全唐诗是文化罪人，岂非荒谬？
只不过孔子影响力大，经他之手整理讲解过的《诗》、《书》有更大机会传承，而没选中的诗和古文献渐被人遗忘。这是自发选择流传的过程，只能看成孔子巨大的功劳。如无孔子之收集筛选，恐现在流传的《诗经》、《尚书》内容我们都未必得见。

秦始皇焚书坑儒後，孔子整理过的六经，也有相当部分失传。《尚书》在汉代被重新抢救整理出来，但有今文经和古文经之争。汉文帝时年逾九十之老儒伏生所献《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一般认为是真。汉武帝末期孔安国所献据说保存在孔宅壁中的《古文尚书》多出十六篇。不过孔版《古文尚书》现也早无存，能见到的只有东晋梅赜所献《孔传古文尚书》，其中和古文尚书对应的部分多被认为後儒拟作。
六经中的《礼》、《乐》失传更严重，《乐经》在秦焚书之後应已全部失传。《史记》所言孔子整理的《礼记》现在也见不到，但荀子《礼论》，以及《小戴礼记》、《大戴礼记》、《周礼》、《仪礼》等应该保存了部分孔子传授的礼学内容。

孔子作易经十翼，则不仅是传承，而有更多创作。所谓十翼，指《文言》，《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说卦传》、《序卦传》、《杂卦传》十篇，主要是阐释引申《周易》经文的意义。无此《十翼》，《周易》不过一卜筮之书；有此十翼，《周易》才成为一部光耀万丈、意义深远的哲学之书。
朱子对《易经》本为占卜，到了孔子这里才真正阐释义理，论之甚详。
“易本为卜筮而作”，“八卦之画，本为占筮。方伏羲画卦时，止有奇偶之画，何尝有许多说话！文王重卦作繇辞，周公作爻辞，亦只是为占筮设。到孔子，方始说从义理去。”
“伏羲当时偶然见得一便是阳，二便是阴，从而画放那里。当时人一也不识，二也不识，阴也不识，阳也不识。伏羲便与他剔开这一机，然才有个一二，後来便生出许多象数来。恁地时节，他也自遏他不住。然当初也只是理会网罟等事，也不曾有许多峣崎，如後世经世书之类。而今人便要说伏羲如神明样，无所不晓。伏羲也自纯朴，也不曾去理会许多事来。”
“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4]

十翼托名阐释，实为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是孔子个人思想天才的体现。孔子是易经十翼的作者，宋以前从无异论。唐初孔颖达云:“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 ”[5]
直到北宋欧阳修，找了些似是而非的矛盾处否定孔子为十翼作者。细究理由多牵强，朱熹曾对欧阳修的质疑进行批驳：
“欧公却说《系辞》不是孔子做，所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盖他不曾看‘立象以尽意’一句。惟其言不尽意，故立象以尽之。学者于言上会得浅，象上会得深”（朱子语类，第2203页，朱子全书第16册）
“欧阳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他《童子问》中说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又说‘河出图，洛出书’，只是说作《易》之事，如何有许多般样？’又疑後面有许多‘子曰’，既言‘子曰’，则非圣人自作。这个自是它晓那前面道理不得了，却只去这上面疑他。所谓‘子曰’者，往往是後来弟子旋添入，亦不可知。近来胡五峰将周子《通书》尽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个‘周子曰’，此亦可见其比。”[6]
这些质疑里就‘子曰’值得一辩。我的看法，《十翼》应是孔子传授易经时，其弟子记录的讲义，没有‘子曰’处是概括大意，有‘子曰’处则强调此为孔子原话直接引用。如现代人编的《章太炎说文解字授课笔记》一书收录钱玄同、朱希祖、鲁迅的笔记，仍算章氏著作，未来或还会被收录进《章太炎全集》。把《十翼》归为孔子作，道理是一样的。
近人如钱穆等也有认为孔子和《易经》无关，以为孔子不谈易，《论语》里‘易’也许是‘亦’之误，此论牵强。在马王堆帛书《二三子问》、《要》等孔子谈论《易》的材料出土後，成立之可能性更小。[7]

孔子整理形成的六经系统，现在仅余五经：《易经》、《诗经》、《尚书》、《礼记》、《春秋》。孔子编订的《礼记》也已失传。现在的《礼记》实为《小戴礼记》，为西汉初编订，但其中应该保留了大量先秦文献，这也已经被出土的郭店楚简等证实，这五经不仅是儒家的经典，同样也是华夏文化思想的源头根本。
《易经》是中国哲学的源薮，以後之千变万化，总脱不出易经的框架。宋明理学心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其实来自对易经尤其是《系辞》上下传里概念和命题的阐发。
《诗经》是中国文学的源薮，此不必赘言。
《尚书》是中国政治思想的源薮，中国传统政治经济的一些根本理念都可从《尚书》里找到，即便被称为伪作的《古文尚书》的内容，作为历史文献而言或许为伪，就思想价值而言，却是真之又真，它就是儒家政治思想真实反映。
《礼记》连同《仪礼》、《周礼》等是华夏美学、礼仪、文教思想的源薮。

《春秋》则是中国传统史学的源薮。钱穆曾评价孔子作《春秋》有三功：
“孔子春秋为史记编年之祖，其功一也。转官史为民间史，开平民舆论之自由，故曰‘《春秋》者，天子之事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功二也。又会国别为通史，尊王攘夷，主联诸夏以抗外患，故曰：‘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以民族观念，发为大一统之理想，功三也”
然《春秋》本身文字极简略，其意义当不仅在本身，更在其後阐发春秋大义的《公羊传》、《榖梁传》、《左传》等儒家後学给春秋做注释的书。
不过朱熹对此类书有些意见，以为所谓《春秋》微言大义，系後儒过度阐释，除非得鲁国史记原文对照才能说明问题：
“而今却要去一字半字上理会褒贬，却要去求圣人之意，你如何知得他肚里事！”
“故孔子作春秋，据他事实写在那里，教人见得当时事是如此，安知用旧史与不用旧史？今硬说那个字是孔子文，那个字是旧史文，如何验得？”
“《春秋》所书，如某人为某事，本据鲁史旧文笔削而成。今人看春秋，必要谓某字讥某人。如此，则是孔子专任私意，妄为褒贬！孔子但据直书而善恶自著。今若必要如此推说，须是得鲁史旧文，参校笔削异同，然後为可见，而亦岂复可得也？”
“或有解春秋者，专以日月为褒贬，书时月则以为贬，书日则以为褒，穿凿得全无义理！”
“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于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
“左氏所传春秋事，恐八九分是。《公》、《榖》专解经，事则多出揣度。”
“公羊是个村朴秀才，榖梁又较黠得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