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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帕森斯时代到后帕森斯时代的西方社会学
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1996年第2期

一、帕森斯时代的终结 亚历山大在一本在美国流传颇广的社会学理论教科书中指出，战后的社会学史可以大概分为： （1）帕森斯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帕森斯时代； （2）反帕森斯理论的繁荣时代； （3）后帕森斯的新综合时代； 如果我们忽视欧洲大陆社会理论的发展，那么亚历山大的论述在大体上还是对所谓“大西洋社会学”比较准确的描述。 从今天看，帕森斯的理论可以算是世界社会学的开端，尽管也许并不是一个好的开端。他将相对来说彼此隔离的经典欧洲社会理论揉合成一个前所未有的框架，他的庞大的抽象理论经过默顿的“功能分析”和“中层理论”的“中和”，得以与拉扎斯菲尔德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和平共处，成为美国社会学的“主流共识”。60年代起，这个本身就包含了并不完全一致的理论要素的“主流共识”开始受到广泛的怀疑和攻击。最早对之提出批评的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符号互动论尽管指出了帕森斯理论的某些缺陷，但很难说这些理论超越了帕森斯的理论视野，在许多方面这些理论分享甚至加剧帕森斯理论的问题。冲突理论有关社会研究的基本方法论假设在许多地方与结构功能主义没有什么不同。在默顿的“反功能”概念和洛克伍德的“社会整合”、“系统整合”概念中都可以很容易的将冲突论提倡的“（利益）冲突”或“矛盾”纳入功能分析的总体框架内

美国最具本土色彩的理论，〔1 〕至少在6、70 年代并不具有有关社会制度或社会系统及其历史的理论（戈夫曼大概是一个例外），因此在标准的社会学教科书上符号互动论作为所谓“微观社会学”，结构功能主义（有时则是功能分析改造过的冲突论）作为所谓“宏观社会学”，能够象经济学中的马歇尔微观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2〕一样共存。 交换理论尽管力图重建“微观”与“宏观”的联系，但收效并不大，霍曼斯包含了太多社会学家很难认同的行为主义因素，而布劳的理论从表面上看是利用了经济学的工具建立了一个从微观基础“凸现”（Emergence）出宏观结构的社会学理论，但事实上他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如无差异曲线）本身就基于许多（不适用于他所研究的微观社会情况的）宏观社会结构假设，〔3 〕因此布劳不过是“重建”了一个和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一样的结构社会学。 对帕森斯等人代表的“正统共识”的更为彻底地批评发生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朗的文章和古尔德纳1970年出版的《西方社会学正在到来的危机》一书对帕森斯理论，特别是“规范—内化模式”中的基本假设及其意识形态内涵做了深刻的分析和批判。 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则系统地批判了“正统共

识”的理论基础、经验研究方法。常人方法学在批判主流理论时的“彻底的反思性”，使它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被美国的主流社会学所接受。 然而最有效的理论批判还是一个足以替代旧的理论模式的新的理论框架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吉登斯的理论充当了帕森斯时代的“掘墓人”。 二、后帕森斯的时代还是吉登斯时代 吉登斯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对以帕森斯为代表的“主流共识”的批判。他一方面对功能主义和实证主义进行了彻底的考察，揭示了二者某些难以克服的“痼疾”，另一方面对马克思、涂尔干、韦伯这些经典大师进行了系统研究和重新诠释，〔4 〕以重新构建社会学的“关键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结构与“能动”（Structure & Agency）的关系而非霍布斯的秩序问题才是社会学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 那么如何处理结构与能动这个传统的二元性问题呢？吉登斯的做法是将结构性因素与解释性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就是他著名的结构化（Strcturation）理论。他指出结构既要理解为行动的结果，也要理解为行动的媒介；行动者的行动既维持着结构，同时也改变着结构。吉登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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