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朝廷实行的秘密处死可以根据其隐蔽程度分为“半隐”和“全隐”两类，“半隐”之处决同时包括“隐诛”和“显戮”的性质，在形态上不够纯粹，其共同特征是把处决过程隐蔽起来，而犯人的逮捕受审、死刑宣判和“戮尸”或许是公开的，史籍所载“赐死”和“下狱诛”即属于该类刑罚。“全隐”则是将判决和执行过程全部隐瞒起来，对公众严密封锁消息，或是不经审判而直接下令暗杀。史书对此往往采取含混的写法，如称为“雾露”、“忧死”，朝廷有时还通过“风旨”授意来指使下级官员暗害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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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官府通常在民众云集的市衢处决罪犯，此类公开实施的死刑称为“显诛”，或曰“显戮”，其执行过程分为三个互相衔接的司法程序：其一，宣布罪状和判决，表示犯人被杀是罪有应得，亦为警戒世人。当局在行刑前宣读判决文书，称为“读鞫(鞠)”。贾公彦云：“汉时读鞫已乃论之者，鞫谓劾囚之要辞。行刑之时，读已乃论其罪也。”①其二，公开行刑。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史籍所载，汉代死刑主要是腰斩和弃市(斩首)两种，在市场上当众执行。其三，暴尸示众。罪犯处死后要在市场、通衢陈尸或枭首。朝廷在“显诛”之外还实行过“隐戮”，即秘密处决，见陈琳所作声讨曹操檄文：“群谈者受显诛，腹议者蒙隐戮；道路以目，百辟钳口。”②“隐戮”又称作“隐诛”，此处的“隐”为隐讳，即掩藏案情，不让公众见闻犯人的定罪与处死过程。汉朝政府(代表为国君、权臣或地方长吏)推行“隐诛”的内容相当复杂，除了死刑的秘密执行还有政治暗杀。史籍反映，汉代朝廷的诛戮可以根据包含隐秘成分的有无和多少分为三种类型。分述如下：

其一，纯粹的“显戮”。包括公开宣判、当众处决和戮尸等司法程序，罪犯死刑审判执行的全部过程都昭示于社会。
其二，“隐诛”和“显戮”成分混杂在一起。宣判、处决和戮尸等司法程序并非全部对外公布，在执行过程里可能欠缺其中的一或两环。例如对贵族、官僚的“赐死”，虽是公开判决与宣布处死，但并非当众执行，死后也不予陈尸或枭首。还有所谓“下狱诛”，虽然将犯罪官员明令逮捕宣判死刑，却在狱内秘密处决，死后也未必都要陈尸示众(详见下文)。
其三，纯粹的“隐诛”。官府或是并未进入诉讼程序而直接暗杀人犯，或是虽有审判却不对外宣布判决结果，通常以犯人自杀、病故或其他死因加以掩饰。处死过程隐蔽进行，亦没有暴尸示众。对于后两种处死方式，可以用“半隐”和“全隐”来区别。

一“半隐”之诛杀
此类处决同时包含“隐诛”和“显戮”的性质，在形态上不那么纯粹，其共同特点是都把处决过程隐蔽起来，不让世人到现场观看；而犯人的逮捕受审、罪名宣判等司法程序则可能是公开的，甚至在死后戮尸。也就是说，它们含有“隐诛”的成分多少不等，所谓“半隐”可以是多半或者是少半，这要根据具体案例的情况而定。史籍所载之“赐死”与“下狱诛(死)”即属于该类刑罚。

1.赐死
由国君颁下诏书，让犯人自杀谢罪，“赐死”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此类死刑的显著特征是罪犯未曾被捕入狱与束缚受辱。说它含有“隐戮”的成分是由于犯人没有被当众处决，通常是在他们接受旨意的居所当场自尽。处决地点可以是在罪犯常住的宫室或府第，如晋献公赐太子申生自尽，吴王夫差赐伍子胥“属镂”之剑使其自刎。或者是在临时的居室，如城濮之战以后楚成王迫主帅成得臣自杀，白起被秦昭王赐死于杜邮等例。这类死刑的判决虽然是公开的，但是没有实施“显诛(戮)”的后两个司法程序——当众处决和暴尸。秦汉此类案例也很多，如扶苏与蒙恬、蒙毅兄弟被秦二世赐死；汉武帝时，“(韩)嫣侍上，出入永巷不禁，以奸闻皇太后。皇太后怒，使使赐嫣死”④。汉明帝赐死大臣朱浮⑤。桓帝延熹八年(165年)二月，“太仆南乡侯左胜以罪赐死”⑥。这种刑罚专用于贵族大臣，因为他们属于特权阶层，所以在死刑方面也受到礼遇，得以免受当众解衣就斩之辱。如贾谊所言：“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⑦大臣有罪赐死属于优待，由此形成惯例。如史丹进谏元帝曰：“审若此，公卿以下必以死争，不奉诏。臣愿先赐死以示群臣！”⑧隗嚣上书请罪曰：“今臣之事，在于本朝，赐死则死，加刑则刑。”⑨只有犯大逆不道等重罪的公卿宗室才会绑赴闹市处斩，如魏其侯窦婴被劾矫先帝诏，“乃有蜚语为恶言闻上，故以十二月晦论弃市渭城”⑩。丞相刘屈氂祝诅主上，“有诏载屈氂厨车以徇，要斩东市，妻子枭首华阳街”(11）

赐死亦称为“谴死”，汉代官府文书中给予下级的“谴”，或称“责”、“让”、“谴让”、“谴何(诃)”。朝廷赐死贵族大臣往往是先颁布诏书谴责犯人的罪行，然后再执行处决，即所谓“谴而行其诛”(12)。此种制度源于周代，孔子曾曰：“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而谴发，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掣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杀。”(13)又见《新书》卷二《阶级》：“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至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诃之域者，闻谴诃则白冠厘缨，盘水加剑，造清室而请其罪尔。上弗使执缚系引而行也。其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捽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喜。厉以廉耻，故人务节行。”(14)按照贾谊所言，犯罪官员要依据谴诃轻重分别采取不同措施来向朝廷谢罪。不过，他说的乃是周朝古礼，汉代的实际情况与之相仿但略有差别。从史书所载情况来看，两汉受谴臣僚的应对措施有以下几种：

一，二略过
其三，以死谢罪。官员犯有重罪，所收到“严谴”、“切责”的诏书同时又是死刑的判决书，犯人必须以死来向朝廷谢罪。按照死刑被隐蔽的深浅程度，秦汉贵族官僚的此类处决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
(1)明诏或明令赐死。这种刑罚的隐秘程度最浅，它是由使臣明确传达朝廷书面或口头的旨意，通常在命令中列出处死的罪状，让罪犯当场自尽。使者往往随身携带着行刑的器物，或为刀剑。如沙丘之变中赵高、李斯诈为始皇诏书曰：“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22)武帝以降出现了赐死的专用刑具“欧刀”，如《后汉书?陈忠传》曰：“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后汉书?冯绲传》载其父焕为幽州刺史，“建光元年，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焕、(姚)光，赐以欧刀”。从历史渊源来看，先秦至秦代国君命大臣自尽多赐以剑器。如晋悼公赐魏绛死，“授仆人书，将伏剑。士鲂、张老止之”。吴王夫差杀伍子胥，“使赐之属镂以死”(23)。《史记?白起列传》载其迁至杜邮，“秦王乃使使者赐之剑，自裁”。又如前述扶苏赐剑自尽之事。西汉中叶以后刀在短兵器领域代替了剑的地位(24)，赐死的刑具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剑的使用逐渐减少，或以毒药赐死。如成帝废皇后许贵人与定陵侯淳于长沟通，图谋复位。“天子使廷尉孔光持节赐废后药，自杀，葬延陵交道厩西。”(25)又敬武长公主与薛况私通，“元始中，莽自尊为安汉公，主又出言非莽。而况与吕宽相善，及宽事觉时，莽并治况，发扬其罪，使使者以太皇太后诏赐主药……遂饮药死”(26)。王莽之子王临与宫婢原碧私通，图谋作乱，被莽获知，“赐临药，临不肯饮，自刺死”(27)。从以上案例来看，这类死刑仅凭皇帝或权臣、太后的旨意来施行，并未经过廷尉、宗正等司法机构审判定罪，充分体现了君主专制制度的独裁和判罚的随意性。由于赐死只是取决于统治者的个人意志，其判决结果未必公正，因此曾遭到世人的批评。例如，“永平中，有人单辞告浮事者，显宗大怒，赐浮死。长水校尉樊倏言于帝曰：‘唐尧大圣，兆人获所，尚优游四凶之狱，厌服海内之心，使天下咸知，然后殛罚。浮事虽昭明，而未达人听，宜下廷尉，章著其事。’帝亦悔之”。李贤注：“单辞谓无证据也。《书》曰：‘明清于单辞。’”(28)

略过略过
下狱诛死者或用“欧刀”。如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南阳太守成瑨、太原太守刘瓆下狱当死，(刘)茂与太尉陈蕃、司徒刘矩共上书讼之”(92)。两人均在狱中被害，陈蕃上书鸣冤曰：“如加刑谪，已为过甚，况乃重罚，令伏欧刀乎！”(93)说明他们和前述韩嫣赐死所用的刑具相同。还可参照前引“怨者乃诈作玺书谴责(冯)焕、(姚)光，赐以欧刀”(94)的记载。

《后汉书·郭陈列传》
昔韩嫣托副车之乘，受驰视之使；江都误为一拜，而嫣受欧刀之诛。
《后汉书·虞诩传》：“狱吏劝 诩 自引， 诩 曰：‘宁伏欧刀，以示远近。”
李贤 注：“欧刀，刑人之刀也。”
《资治通鉴·汉安帝延光元年》：“赐以欧刀。”
胡三省 注：“古 欧冶子 善作剑，故谓剑为欧刀。”

恕我直言，鸩酒之说乃无稽之谈，最开始是哪个2货在乱讲？这么多人写文都写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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