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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府惨遭凌辱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谋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以武力灭亡中国。中国人民愤然反击，开始了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
国家蒙难，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高等学府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凌辱。7月底，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炮轰，日本士兵野蛮放火，学校建筑六毁其四，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进入8月、9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又惨遭侵略者疯狂劫掠，强占校舍，文明圣地毁于屠刀之下。
为保存中国文化教育力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内迁高校。9月10日，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继续办学。
当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学，孰料战火尾随而至。次年1月初，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次奉命西迁云南昆明。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兵分两路，千辛万苦抵达昆明，历时68天，行程3500华里，被称为“文化长征”。
1942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后，奉教育部命令，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合一，共济时艰。今日云南师范大学的老校区，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区，如今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有西南联合大学博物馆。
1937年7月7日，日本蓄谋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挑起了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以武力灭亡中国。中国人民愤然反击，开始了持续8年的抗日战争。
国家蒙难，北平、天津相继沦陷，高等学府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摧残和凌辱。7月底，南开大学惨遭日军炮轰，日本士兵野蛮放火，学校建筑六毁其四，成为抗战以来中国第一个罹难的高等学府。进入8月、9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又惨遭侵略者疯狂劫掠，强占校舍，文明圣地毁于屠刀之下。
为保存中国文化教育力量，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内迁高校。9月10日，教育部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迁往长沙，合组临时大学继续办学。
当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如期开学，孰料战火尾随而至。次年1月初，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次奉命西迁云南昆明。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们兵分两路，千辛万苦抵达昆明，历时68天，行程3500华里，被称为“文化长征”。
1942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迁至昆明后，奉教育部命令，正式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三校合一，共济时艰。今日云南师范大学的老校区，就是当年西南联大的校区，如今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建有西南联合大学博物馆。
三掀参军热潮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校歌字字玑珠，鼓舞着联大师生为中华民族的中兴大业努力学习、争当人杰。
八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为己任，攻坚克难，发挥专长，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战。更有大批学子以枪代笔，踏上铁血报国之路。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学子参军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学子对日军暴行义愤难填。长沙临大热血青年掀起西南联大第一次弃学从军潮，前线部队、战地服务团，以及装甲兵学校等各类军校成为他们报国新阵地。他们中还有些人奔赴延安，有的响应“保护大山东”、“保护大河北”回到各自家乡打游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295人申请入伍抗战。
在1941年，在日军空军肆虐之下，国民政府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众多联大学生报考，最终有12人被录取。其中5人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
西南联大校领导主动为国分忧，解决了从军学子和教师的后顾之忧。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联大就规定从军学子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工，如果所服务的机关无法负担薪水，学校则按照其在职标准照常发放薪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同盟开辟中国战区。随着“飞虎队”来华作战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甸作战，大批外国援华人员来到中国战区，军队中翻译人员奇缺，西南联大掀起了第二次从军热潮。从1941年9月到1944年初，300多名联大学子进入军队，充当翻译人员及其他急需人员，为美军援华人员和中国军队间搭起沟通桥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随远征军到缅甸战场直接参加战斗，经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8月27日，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西南联大再次掀起从军热潮。西南联大从军人数大大超过配额，创联大新纪录。参军同学全部编入青年军第207师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为二等兵，进入驻印军，成为反攻作战生力军。
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其独生子已经担任了美军译员，当时正在联大读书的二女儿、三女儿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共刻有834个名字，有两人重复刻名，实为832人）从军学生名单。但这个名单并不完整，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有些从军者的名字未能列入。长沙临时大学时期295人从军学子绝大多数未列入。两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从军人数比例高达14%。也就是说，每一百位学子里便有14人投笔从戎。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西南联大校歌字字玑珠，鼓舞着联大师生为中华民族的中兴大业努力学习、争当人杰。
八年抗战期间，西南联大师生们以争取民族独立、国家复兴为己任，攻坚克难，发挥专长，以不同的方式投入抗战。更有大批学子以枪代笔，踏上铁血报国之路。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有过三次大规模的学子参军潮。
1937年“七七事变”后，民族危亡，学子对日军暴行义愤难填。长沙临大热血青年掀起西南联大第一次弃学从军潮，前线部队、战地服务团，以及装甲兵学校等各类军校成为他们报国新阵地。他们中还有些人奔赴延安，有的响应“保护大山东”、“保护大河北”回到各自家乡打游击。不到两个月的时间，295人申请入伍抗战。
在1941年，在日军空军肆虐之下，国民政府决定在大学生中招考飞行员。众多联大学生报考，最终有12人被录取。其中5人在后来的战斗中牺牲。
西南联大校领导主动为国分忧，解决了从军学子和教师的后顾之忧。从长沙临时大学开始，联大就规定从军学子保留学籍。对于志愿从军的教职员工，如果所服务的机关无法负担薪水，学校则按照其在职标准照常发放薪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反法西斯同盟开辟中国战区。随着“飞虎队”来华作战和中国远征军两次入缅甸作战，大批外国援华人员来到中国战区，军队中翻译人员奇缺，西南联大掀起了第二次从军热潮。从1941年9月到1944年初，300多名联大学子进入军队，充当翻译人员及其他急需人员，为美军援华人员和中国军队间搭起沟通桥梁。他们中还有不少人随远征军到缅甸战场直接参加战斗，经历枪林弹雨，出生入死。
1944年，中国正面战场在日本侵华部队为打通南北交通线的“一号作战”中遭到巨大挫折，引起社会各界强烈责难。8月27日，蒋介石发出“一寸河山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口号，鼓励知识青年从军。西南联大再次掀起从军热潮。西南联大从军人数大大超过配额，创联大新纪录。参军同学全部编入青年军第207师炮一营补给连，军衔为二等兵，进入驻印军，成为反攻作战生力军。
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其独生子已经担任了美军译员，当时正在联大读书的二女儿、三女儿都在这次从军运动中报了名，他们的带头作用在西南联大一时传为佳话。
在云南师范大学校园内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背面，镌刻着1946年5月4日立碑时所能收集到的832位（共刻有834个名字，有两人重复刻名，实为832人）从军学生名单。但这个名单并不完整，由于当时条件所限，有些从军者的名字未能列入。长沙临时大学时期295人从军学子绝大多数未列入。两者相加共有1100多人，从军人数比例高达14%。也就是说，每一百位学子里便有14人投笔从戎。
以血灌溉自由大地
除了作为战地翻译人员，西南联大部分参军学子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参加新研制的武器使用说明翻译工作，还有些学子进入一线作战部队，冲锋陷阵，不惜流血牺牲。
一些西南联大学子赴敌后参加了八路军，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山东人，清华学生，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就与几个同学决定回乡抗战。后来，他们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出任参谋长，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
同年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济系学生何懋勋，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在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
1938年1月，十多名联大学生和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一起加入八路军。他们在敌后运用所学特长，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据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回忆，有一次，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打敌人的堡垒，美国观察组人员见到后都连连称赞。
在空军部队任译员的外文系同学缪弘加入了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1945年7月31日，就在抗战胜利前夕，缪弘随部队向广西平南县丹竹机场发起进攻。当时部队要拿下日军控制的山头，在进攻中，慑于日军疯狂的火力，美军伞兵畏缩不前。身为伞兵突击队译员的缪弘勇敢地带头冲锋，快到山顶时，不幸被敌狙击手击中要害，壮烈牺牲。缪弘还是一位校园诗人，上马杀贼，下马写诗。他的诗作《血的灌溉》写道：“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联大参加空军的学子牺牲最多。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戴荣钜，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王文，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还有些参加空军的联大学子虽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却或在训练中罹难，或有非常情况下失踪。
不仅学生，西南联大的一些青年教师在国家危亡时刻也挺身而出，加入抗日作战洪流，诗人穆旦就是其中的一位。穆旦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他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穆旦1940年毕业留校当助教，42年参加远征军，时年24岁，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兵败后，参加了恐怖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到达印度雷多。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除了作为战地翻译人员，西南联大部分参军学子发挥自己专业特长，参加新研制的武器使用说明翻译工作，还有些学子进入一线作战部队，冲锋陷阵，不惜流血牺牲。
一些西南联大学子赴敌后参加了八路军，马继孔便是其中之一。马继孔是山东人，清华学生，1937年11月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不久就与几个同学决定回乡抗战。后来，他们在山东寿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1938年编入八路军山东纵队第6支队，马继孔出任参谋长，在家乡开始了游击战。
同年赴鲁西抗日根据地参加抗日救亡工作的经济系学生何懋勋，曾任山东省第六区游击司令部青年抗日挺进大队参谋长，在1938年8月齐河县坡赵庄的一次战斗中英勇捐躯，年仅21岁。
1938年1月，十多名联大学生和两位清华实习工厂的工友一起加入八路军。他们在敌后运用所学特长，制造出大批急需的炸药、地雷。据抗日名将吕正操在《冀中回忆录》回忆，有一次，爆破队用他们生产的炸药炸日本军车，一下子就炸死四五十个日本鬼子。他们生产的地雷不仅有踩雷，还有跳雷。他们制造的飞雷像火箭一样，一公斤炸药可以飞出130-150米，专打敌人的堡垒，美国观察组人员见到后都连连称赞。
在空军部队任译员的外文系同学缪弘加入了中美混合的伞兵突击队。1945年7月31日，就在抗战胜利前夕，缪弘随部队向广西平南县丹竹机场发起进攻。当时部队要拿下日军控制的山头，在进攻中，慑于日军疯狂的火力，美军伞兵畏缩不前。身为伞兵突击队译员的缪弘勇敢地带头冲锋，快到山顶时，不幸被敌狙击手击中要害，壮烈牺牲。缪弘还是一位校园诗人，上马杀贼，下马写诗。他的诗作《血的灌溉》写道：“没有足够的兵器，且拿我们的鲜血去；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自由的大地是该用血来灌溉的。你，我，谁都不曾忘记。”
联大参加空军的学子牺牲最多。1944年6月18日，在湖南芷江的空军第五大队的戴荣钜，驾驶飞机掩护轰炸机轰炸长沙，途中与敌机遭遇，不幸机坠。驻防陕西安康的空军第三大队的王文，1944年8月在保卫衡阳战役中与敌机作战时殉国。与王文同在空军第三大队的吴坚，则是1945年初在与日机作战时，因机件失灵堕毁身亡。他们三人的名字没有刻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从军学生名单中，但他们的姓名、出生年月和牺牲地点，则镌刻在张爱萍将军题名的南京航空烈士公墓纪念碑上。
还有些参加空军的联大学子虽然不是倒在枪林弹雨中，却或在训练中罹难，或有非常情况下失踪。
不仅学生，西南联大的一些青年教师在国家危亡时刻也挺身而出，加入抗日作战洪流，诗人穆旦就是其中的一位。穆旦原名查良铮，著名诗人、翻译家，他与著名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穆旦1940年毕业留校当助教，42年参加远征军，时年24岁，在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部供职。兵败后，参加了恐怖的野人山大撤退，九死一生，到达印度雷多。抗战胜利后，写出诗作名篇《森林之魅——祭胡康河谷的白骨》。
行军帐篷背后的故事
在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时，记者有幸见证了一件珍贵文物——联大学子曾经使用过的行军帐篷。据李红英副馆长介绍，这件文物是6月22日刚刚由家住湖南湘潭的蔡荣辉老人捐赠。蔡荣辉老人的丈夫曾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名叫丁成志。这件文物是丁成志1945年从军后部队配发的行军帐篷。
丁成志是湖南衡阳人，1942年，在其20周岁时考入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但因为家境贫寒，无钱交学费。在工作一年后挣够学费后，才于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就读于外国语文学专业。
1945年1月丁成志应征入伍，担任援华美军翻译官，历时9个月。
此次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这顶行军帐篷是丁成志当年参加抗战时用过的物品。帐篷上的生产日期显示是1943年，由英国制造。记者注意到，帐篷上还有斑斑血迹，真实记录着当年战场的惨烈。
丁成志非常珍视自己这段从军抗日的经历，一生都保存着这顶行军帐篷。“我们在接受这个物品的捐赠时，非常的感动！”李红英副馆长介绍说，2006年，丁成志逝世后，他的夫人蔡荣辉一直不舍得把这顶帐篷遗弃，把它保存在自己身边。由于年岁大了，老人辗转联系到了西南联大博物馆，愿意把这件文物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老人期望这件文物能让后人更深入了解联大学子抗日救国的峥嵘岁月，让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在采访西南联大博物馆时，记者有幸见证了一件珍贵文物——联大学子曾经使用过的行军帐篷。据李红英副馆长介绍，这件文物是6月22日刚刚由家住湖南湘潭的蔡荣辉老人捐赠。蔡荣辉老人的丈夫曾是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名叫丁成志。这件文物是丁成志1945年从军后部队配发的行军帐篷。
丁成志是湖南衡阳人，1942年，在其20周岁时考入考入西南联合大学。但因为家境贫寒，无钱交学费。在工作一年后挣够学费后，才于1943年进入西南联大读书，就读于外国语文学专业。
1945年1月丁成志应征入伍，担任援华美军翻译官，历时9个月。
此次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的这顶行军帐篷是丁成志当年参加抗战时用过的物品。帐篷上的生产日期显示是1943年，由英国制造。记者注意到，帐篷上还有斑斑血迹，真实记录着当年战场的惨烈。
丁成志非常珍视自己这段从军抗日的经历，一生都保存着这顶行军帐篷。“我们在接受这个物品的捐赠时，非常的感动！”李红英副馆长介绍说，2006年，丁成志逝世后，他的夫人蔡荣辉一直不舍得把这顶帐篷遗弃，把它保存在自己身边。由于年岁大了，老人辗转联系到了西南联大博物馆，愿意把这件文物捐赠给西南联大博物馆。老人期望这件文物能让后人更深入了解联大学子抗日救国的峥嵘岁月，让抗战精神传承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