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形
1888年建造中的国会大厦在工程期间尤其是拱顶造成了特别的困难。由于不同的要求瓦洛特不得不将它从本来计划的中心大会场的上方移向西边的入口上方。按照这个计划工程开始,但是随着工程的进展建筑师越来越坚信这个被迫的更改必须还原。经过极其困难的讨论他终于获得了还原的批准。但是此时大会场的支持墙已经完成,根据所有的计算它们不够强来支撑计划中的石拱顶。1889年被授命解决这个问题的建筑工程师赫尔曼·齐默曼才找到了一个解决方法。他将拱顶的高度从85米降低为约75米,此外他建议使用一个比较轻的,对于当时的技术而言相当难的钢和玻璃拱顶。这样产生的拱顶为大会场提供自然光,为议会大厦提供了一个庄严的顶,同时也是德国工程师技术的一个典范。
1888年威廉二世继位。一开始他对国会大厦报好感。在拱顶问题上他支持瓦洛特将拱顶移回中心的建议。但是总的说来他对这个拱顶不满——因为他觉得这个拱顶代表着他讨厌的议会的权利,此外因为这个拱顶比他的王城宫邸67米高的拱顶高。从约1892年开始他明显开始厌恶国会大厦。他将它称为是“庸俗的顶峰”和“完全糟糕的成品”,非官方地他称国会大厦为“帝国猴馆”。对瓦洛特本人他也越来越反感,其原因可能是因为瓦洛特有一次即刻驳回了皇帝的一个更改要求。他拒绝向瓦洛特授予多项本来计划授予他的荣誉。此外他写信给他的亲信菲利普·楚·奥伊伦堡说,他在一次接见中多次得以侮辱瓦洛特。保罗·瓦洛特试图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建筑风格,一个在建筑中相当于德意志帝国对于德意志小国家和文化圈的统一的新的德意志建筑风格。因此整座建筑的内部和外部向结合。在外部他主要使用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的风格,并结合了德国文艺复兴的元素,比如新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和当时非常时髦的钢和玻璃结构(拱顶)。当时许多人显然觉得这个结合并非成功,而是非常不合理的多种风格的平行结合。保守派反对拱顶的现代化技术,而革新派则不喜欢主建筑臃肿的文艺复兴风格。柏林影响很大的城市建筑顾问和建筑师路德维希·霍夫曼的批评尤其尖刻:他称这座建筑为“高级运尸车”。但是也有一些报道说当时大多数德国建筑师对这座建筑的评价很高。1894年12月5日拱顶石被纳入。这次庆典也主要是一次军事庆典。瓦洛特带领皇帝和皇后参观新建筑。在公众场合威廉二世满口挎扬。总建筑费用为2400万马克[2]。这笔钱主要是通过法国在普法战争中的战争赔款支付的。
内部设施
总的来说作为议会大厦国会大厦的内部设施优良。其内部建筑技术是当时领先的。大厦有一座自己的电站。它拥有中心暖气设施,房间里有温度调控、电扇、双层窗户、电话、坐式厕所……除帝国议会和联邦议会的会议厅外还有:读书厅、多个会议室、一间休息室、存衣处、洗手间和更衣室。图书馆在开始使用时有九万卷藏书,一共计划可以容纳32万卷书。档案馆里很快就藏有上百万文件。这些文件可以通过一个高级的液压系统送到读书厅。但是有一个缺点很快就非常明显了——大厦内缺乏足够的议员工作室来让左右的议员工作。与欧洲其它议院建筑相比它的地基为138x96米,比较小。有人写道:“对他(指议员)来说有(……)雕刻精细的壁板、国王广场的美丽景色(……)有什么用处,假如他没有座位坐下、没有空闲的写字台来读书写字?”此后几年里的改建也未能解决这个问题。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比例代表制使得议员的数字从397名增加到600多名,更加加剧了这个问题。1920年代末计划在国会大厦北部增建,但是这个计划没有能够付诸实行。大多数房间,包括大会议厅,是用木板覆盖的,栎木、白蜡木、漂白的松木和热带木材。使用木材的部分原因是为了提高声响效果,此外木材比石材要便宜。除此之外还有风格问题。瓦洛特主要是按照德国16和17世纪文艺复兴风格来设计内部装潢和家具的。木材覆盖的墙壁以及木材的装饰,比如门上方的扇形的三角装饰,或者方尖塔装饰、雕刻的立柱和栏杆以及比喻的人形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官方建筑,比如富有城市的市政大厦,中非常常见,因此也被用来装饰国会大厦。这个非常精心的装饰往往被参观者看作是典型的德国式,因此也在这里被使用。与此相反的则是国会大厦的外形,它虽然有一些德国式的风格但是总体上的印象则是当时非常普及的“国际新文艺复兴式”。
图像装饰
1894年拱顶石被纳入时艺术修饰还没有完成。这个艺术修饰的目的在于体现1871年德意志帝国的统一——德意志各分国在普鲁士的领导下统一。入口处山墙上的帝国国徽以及拱顶顶部的皇冠以及入口上方莱因霍尔德·贝加斯塑造的日耳曼尼亚雕塑群代表着达到的目标。另一方面图像的许多地方也体现出来德意志帝国是由其不同的分国或者州组成的,比如德国所有州的州徽和王国的国徽、重要城市的市徽以及人形化的莱茵河和维斯瓦河。除此之外在角楼上还有当时时髦的16个形象:艺术、科学、教育等等。为了保持国家统一性的代表以及避免地区间的竞争建筑师选择了德国各个地区的雕塑家来完成外围的图案。国会大厦的山墙瓦洛特在一篇文章中写道说这座建筑是为德意志人民(DEM DEUTSCHEN VOLKE)。当时大家都估计这三个词会在启用时刻在西部大门上。但是这个部位有20多年空着。一般认为威廉二世亲自操纵来阻碍将这三个词刻上去。但是这个怀疑没有确凿证据。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1916年圣诞节这三个词才被放上去。一般历史研究认为有两个原因:德国社会民主党同意战争贷款,皇帝为此表示“感谢”;或者是因为当时人民已经厌倦战争,因此此举是用来鼓舞人民的战心。著名的建筑师和工业设计师彼得·贝伦斯使用当时非常时髦的Uncial字体塑造了这三个词。词本身是用1813年至1815年拿破仑战争末期缴获的两门大炮的铸铁被熔化后造的。每个字母高60厘米。瓦洛特于1899年赴德雷斯顿任教授,但是直到1912年他逝世依然不时因为国会大厦的装修问题而从事顾问职务。